孙豹隐戏剧评论三人谈

　孙见喜(著名文艺评论家)：豹隐先生笔耕40多年，曾经出版过20多本著作，这次由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孙豹隐文集》共五卷，囊括了他的文艺评论、理论研究、小说、散文、剧本、传记、杂文、时评、随笔等，近两百万言，洋洋大观，为陕西乃至全国文学艺术的大库房增添了新的不动产。 论文联盟http://
　　留在我手头随时翻阅的文集第二卷，集中收录了他的戏剧评论。这里有对陕西以及全国许多院团重点剧目扶持的心血，也有对编导者和青年艺术人才的褒奖和指点，还有对老一辈艺术家终生成就的盘点和关爱，比如对编剧陈彦、霍秉全等，比如对青年演员李梅、李东桥、李小锋、任小蕾、李娟等，比如对老艺术家马健翎、任哲中、李瑞芳、马友仙等，赞其灼灼之华，举其芳菲之秀，浓烈的笔墨、热诚的心意，读之心海沸腾，思之启迪后学。
　　豹隐先生的艺术评价体系筑基于中华民族的道德判断。如他评价同州梆子戏《继母情》：“当代艺术家当然有必要在新道德的建设上努力运作，然而这种新道德的建构离不开传统道德的前提和基础。”评话剧《又一个黎明》时说：“我们所面临的经济转型时期，崇高是社会的需要，呼唤道德的回归、道德的构建和重建是人民所期盼。因此，在文艺作品中能否高扬起公民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旗帜，用艺术的感召力推动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一个十分突出的课题。”在这里，豹隐先生将道德判断作为人文精神的自觉意识，认为这是文艺作品的思想含量中最具铁质的东西。www.11665.coM他还积极地续接中国戏曲“高台教化”的社会功能，如在《陕西省第三届艺术节新创剧目巡礼》一文中说：“作为综合艺术，戏剧作品又能以它浓缩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水平的特点以及艺术家前瞻性的思维、表现特征，而起到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他不讳言自己这种评价体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内容之一的戏曲，它承载中华文明，抒发中华民族的情怀，呈现民族的审美心理，张扬着中华艺术精神与艺术创造业绩，洋溢独特的艺术魅力。”(见《21世纪中国戏曲发展论坛文集》序)他还在多篇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发出要继承“文以载道”的传统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呼唤。
　　他这种评价体系的另一个基点是时代精神。他在评论眉户现代戏《留下真情》时说：“该剧在反映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伟大的时代精神方面锐意进行了深切地开掘，从而更加响亮地弹奏出一曲颇富时代风采的主旋律。”在评论《迟开的玫瑰》时，认为该剧的“成功首先在于其思想内容与时代合拍，同观众相通。在平凡中升华伟大、于普通中开掘崇高。”在评论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基石》时也说，该剧的成功在于：“把传统与现代通过戏与人生的置换结合起来。”他还看重的一点就是作品的人民性：“社会主义的舞台创作就是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成一切审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营造和谐的人文生态环境，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培育真善美的道德情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当成创作的动因。”
　　豹隐先生的高眼还在于他不为平庸之作浪费笔墨。不少研讨会上，他可以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闭口不言。他不发言就是发言。遇有佳构，他言之滔滔非壶口可比，他语速急快嗓音嘶哑仿佛万千块垒一朝打开，就高峡泄洪风雨倾盆使人应接不暇，他思想的冲击力、艺术的概括力如电闪雷鸣，创作者的灵感之思往往就在他这瞬间的高温中被准确点燃了，之后的艺术烈焰就不可阻挡地燃烧起来。平庸之作死于他，杰作佳构生于他，这就是孙豹隐。
　　曹天富(戏剧评论家)翻检《文集》，其涉猎之广泛，论述之深邃，文字之精妙，令人不舍搁置。这里，我只是着重谈谈他的《戏剧评论》一卷所张扬出来的风采。
　　黑格尔曾经指出，戏剧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因此，自古以来，世界上许多顶尖级的哲学家都把目光注视到戏剧上，特别是致力于悲剧的研究。豹隐早在他正式踏入戏剧界之前，就涉入这一领域。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关于悲剧问题的讨论，并涉及到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论述。豹隐写了《也谈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论述》一文，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得到了理论界知名人士的支持和认可。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中的重要人物都相继死去，这种“尸体上摞尸体”的悲剧，“可谓天下之至惨也”(王国维语)。而豹隐却从哈姆雷特“伸张正义”、先王之“尽善尽美”，以及奥菲利娅的爱情和霍拉旭的友情中，看到了“一线光明的希望”，认为《哈》剧是一部“悲壮而不悲观的悲剧”。这显然是用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解读这部经典名著，给人以启迪。
　　悲剧和喜剧是戏剧的双翼。豹隐对社会主义喜剧的研究也多有贡献。社会主义喜剧从上世纪50年代老舍先生的讽刺喜剧《西望长安》就拉开了序幕，“文革”一结束，这一颇受群众喜爱的戏剧样式又勃然兴起，涌现出一批优秀之作，我省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当时的社会主义喜剧理论还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在这种背景下，豹隐写出了长达万余字的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喜剧艺术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喜剧艺术中正面人物形象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喜剧中的正面人物的特点”“认真总结已有经验，深入探讨适合我国国情喜剧艺术创作的规律”以及“如何正确地、恰当地运用好喜剧的基本表现手法”等四大课题。无论是对理论研究还是创作实践，都有其重要价值，尤其对当时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