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论文联盟 寻觅被历史烟云遮蔽的潜德幽光
□陈建功
张竞生是中国新旧时代更迭的巨变中，一个被历史的烟云遮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不善于经营自己”（褚松雪语），更因为他所秉持的美学观、性爱观等等，反叛了传统道德，也和新潮的主流有所抵牾，因此注定了他以及他的学术作为，尽管名噪一时，却难免在现当代学术长河中被遮蔽的命运。我知道张竞生，始于20多年前读了北平风俗调查会编选的《妙峰山调查》，由此曾拜访当时尚健在的调查者之一容肇祖先生，从那里得知北平风俗会之缘起，也就知道了它的第一任主席张竞生。正如张培忠在《文妖与先知》中提到的，作为国内第一次有组织的民俗调查，顾颉刚，是灵魂人物，而张竞生，是领军人物。那时知道了张竞生其人，对他一生的行状，对他的学术思想和贡献，还是知之不多。直到读完张培忠先生的传记文学《文妖与先知》，才吃了一惊。原来先生的业绩并不仅止于性学和风俗学方面，先生的领域还涉及到美学、社会学，先生还是实绩丰厚的翻译家和散文家，先生更有参与辛亥革命、抗日救亡以及乡村建设的宝贵实践。因为这本书，使我对张竞生算是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因此，谈到这部传记，我以为首先要表达我对作家张培忠的敬意。张培忠对张竞生，“念兹在兹近30年，积累考证近20年，研究写作近10年”，踏破铁鞋，广收博采，其缘起固然在于对乡贤的爱戴，其成果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盛事，是我国学术史界和广大读者的福音。把我的话题引申一下，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条例中，明确指出，扶持的重点，在于鼓励、扶持那些关注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wWw.11665.COm我认为，培忠先生研究张竞生、记叙张竞生，其实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只有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才可能拨开历史的烟云，释放出被遮蔽的潜德幽光；只有一个和谐的重在建设的社会，我们才可能对一个无怨无悔的知识分子的追求表达敬意。中国共产党人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他负有无产阶级的责任，也负有中华民族的使命。他既应该讴歌革命的先行者，也应该关注一切为了这个民族追求过、奉献过、努力过的人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妖与先知》，说它是一部洋溢着时代精神的著作当不为过。
谈到这本书的主要特色，我印象最深的，是以下几点：首先，由于传主独有的人生阅历，也由于作家深入的考察和丰沛的积累，这本书既是张竞生的传记，也是现代中国革命史学术史许多重大事件的形象记录。许多过去鲜为人知或若明若暗的事件，都在本书中得以翔实的披露。比如关于张竞生参与营救汪精卫的事情，与之有关的汪精卫陈璧君的爱情故事，被作家写得活灵活现。作者又不仅是演绎一段故事，从引用的汪精卫后期诗歌中，又展示了作者对他的理性剖析。又比如张竞生亲历的1911年12月17日唐绍仪和伍廷芳举行南北议和第一次会议的描写，可谓惟妙惟肖。没有对史料的深入探究和钩沉，是无法写得如此生动有趣的。对于读者来说，读到这本书无疑是一件过瘾的事情，你既觉得自己是在读《张竞生传》，又觉得自己是在经历着20世纪之初的革命风云，随即又裹挟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论辩之中。曾和张竞生同时代的人物，既有李大钊、张挹兰、孙中山、汪精卫、陈璧君、邹鲁、陈炯明，也有胡适之、梁启超、桑格夫人、李石曾、鲁迅、许广平、周作人、顾颉刚、孙伏园，等等。巨大的信息量，精彩的历史重现感，使这本书一经推出，即占据畅销排行榜前列。其次，对传主以及出现在书中的所有人物，无论其最终的人生归宿和社会评价如何，作者都尽可能以客观公允的态度表现之，尽可能地忠实于史实，绝不曲意阿世，对待包括传主在内的形形色色人物的心路历程和学术主张，既秉笔直书，也都报以理解的、宽容的、尊重的态度，对张竞生是如此，对褚松雪也是如此，包括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亲自草拟文告，封杀《性史》等等，也都有文必录，不为尊者讳。再其次，我以为，张培忠的文字功底是令人钦佩的。他善于运用细节叙述人生场面，语言炽烈形象，叙事节奏快捷，既传递了丰富的信息量，又给人以阅读的快感。
《文妖与先知》的创作特色当然远不止这些，它给我们的启示也远不止这些。我相信，通过大家的深入研讨，对这部作品的优长与不足都会有新的认识，对传记文学创作水平的提升，对作家思想和艺术修养的提高，也都会有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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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
张竞生是中国新旧时代更迭的巨变中，一个被历史的烟云遮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不善于经营自己”（褚松雪语），更因为他所秉持的美学观、性爱观等等，反叛了传统道德，也和新潮的主流有所抵牾，因此注定了他以及他的学术作为，尽管名噪一时，却难免在现当代学术长河中被遮蔽的命运。我知道张竞生，始于20多年前读了北平风俗调查会编选的《妙峰山调查》，由此曾拜访当时尚健在的调查者之一容肇祖先生，从那里得知北平风俗会之缘起，也就知道了它的第一任主席张竞生。正如张培忠在《文妖与先知》中提到的，作为国内第一次有组织的民俗调查，顾颉刚，是灵魂人物，而张竞生，是领军人物。那时知道了张竞生其人，对他一生的行状，对他的学术思想和贡献，还是知之不多。直到读完张培忠先生的传记文学《文妖与先知》，才吃了一惊。原来先生的业绩并不仅止于性学和风俗学方面，先生的领域还涉及到美学、社会学，先生还是实绩丰厚的翻译家和散文家，先生更有参与辛亥革命、抗日救亡以及乡村建设的宝贵实践。因为这本书，使我对张竞生算是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因此，谈到这部传记，我以为首先要表达我对作家张培忠的敬意。张培忠对张竞生，“念兹在兹近30年，积累考证近20年，研究写作近10年”，踏破铁鞋，广收博采，其缘起固然在于对乡贤的爱戴，其成果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盛事，是我国学术史界和广大读者的福音。把我的话题引申一下，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条例中，明确指出，扶持的重点，在于鼓励、扶持那些关注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我认为，培忠先生研究张竞生、记叙张竞生，其实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只有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才可能拨开历史的烟云，释放出被遮蔽的潜德幽光；只有一个和谐的重在建设的社会，我们才可能对一个无怨无悔的知识分子的追求表达敬意。中国共产党人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他负有无产阶级的责任，也负有中华民族的使命。他既应该讴歌革命的先行者，也应该关注一切为了这个民族追求过、奉献过、努力过的人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妖与先知》，说它是一部洋溢着时代精神的著作当不为过。
谈到这本书的主要特色，我印象最深的，是以下几点：首先，由于传主独有的人生阅历，也由于作家深入的考察和丰沛的积累，这本书既是张竞生的传记，也是现代中国革命史学术史许多重大事件的形象记录。许多过去鲜为人知或若明若暗的事件，都在本书中得以翔实的披露。比如关于张竞生参与营救汪精卫的事情，与之有关的汪精卫陈璧君的爱情故事，被作家写得活灵活现。作者又不仅是演绎一段故事，从引用的汪精卫后期诗歌中，又展示了作者对他的理性剖析。又比如张竞生亲历的1911年12月17日唐绍仪和伍廷芳举行南北议和第一次会议的描写，可谓惟妙惟肖。没有对史料的深入探究和钩沉，是无法写得如此生动有趣的。对于读者来说，读到这本书无疑是一件过瘾的事情，你既觉得自己是在读《张竞生传》，又觉得自己是在经历着20世纪之初的革命风云，随即又裹挟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论辩之中。曾和张竞生同时代的人物，既有李大钊、张挹兰、孙中山、汪精卫、陈璧君、邹鲁、陈炯明，也有胡适之、梁启超、桑格夫人、李石曾、鲁迅、许广平、周作人、顾颉刚、孙伏园，等等。巨大的信息量，精彩的历史重现感，使这本书一经推出，即占据畅销排行榜前列。其次，对传主以及出现在书中的所有人物，无论其最终的人生归宿和社会评价如何，作者都尽可能以客观公允的态度表现之，尽可能地忠实于史实，绝不曲意阿世，对待包括传主在内的形形色色人物的心路历程和学术主张，既秉笔直书，也都报以理解的、宽容的、尊重的态度，对张竞生是如此，对褚松雪也是如此，包括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亲自草拟文告，封杀《性史》等等，也都有文必录，不为尊者讳。再其次，我以为，张培忠的文字功底是令人钦佩的。他善于运用细节叙述人生场面，语言炽烈形象，叙事节奏快捷，既传递了丰富的信息量，又给人以阅读的快感。
《文妖与先知》的创作特色当然远不止这些，它给我们的启示也远不止这些。我相信，通过大家的深入研讨，对这部作品的优长与不足都会有新的认识，对传记文学创作水平的提升，对作家思想和艺术修养的提高，也都会有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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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人。风云时代产生风云人物，南粤热土自古以来就英才辈出，譬如开发岭南的先贤赵佗、冼夫人，唐代名相张九龄，宗教改革先驱惠能，明代新学宗师陈献章等，群星璀璨，影响深远。近代以来，得风气之先，广东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更是成为新文化、新思潮、新理论争相绽放的大舞台，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维新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留学生之父容闳等，群英荟萃，不一而足，每个名字背后都蕴涵着荡气回肠的故事。但毋庸讳言，这里还是有很多非常宝贵的资源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如张竞生等曾经作出创新之功、在多个领域引领风骚的历史文化名人，因为种种原因还鲜为人知。岭南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一脉，具有鲜明的特色、特质、风格和优势，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和优势，可以看作是广东传记文学创作的一项基础工程。作家若能做到潜心研究，长期磨砺，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对岭南文化基因进行整理、组合，加以开发利用，其作品就不会流于猎奇、哗众取宠，将对树立广东文化形象、展示广东文化底蕴、擦亮广东文化品牌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部作品给我们的启示
□顾作义
长篇传记文学《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在2006年被列入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可见这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题材。张培忠用近20年的时间，潜心耕耘、矢志不移、满腔热忱地投身这项工作，为一位显赫一时但尘封多年的历史人物纪实立传，如愿以偿，精神可嘉。
张竞生先生是广东饶平人。他有过许多敢为人先之举：第一个以超越时代的前卫观点发起爱情大讨论；第一个在中国提倡计划生育，在时间上比马寅初早了30多年；第一个在大学课堂上讲授“逻辑学”；第一个提出“美治主义”，主张以美育人进而改造社会。作为一位社会实践家，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他毕生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修公路，育苗圃，办学校。《文妖与先知》生动地再现了张竞生的传奇一生，充分展现出他的爱国思想、创新精神和学术成就。透过这个人物，折射了近百年来在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中，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科学真理、探索人生、人性的不寻常经历和思想轨迹。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可以引发出我们很多的思考。
其一，深入发掘岭南历史文化名人，增强广东文化厚重感。生活和活动在岭南的杰出人物，代有辈出，先贤有赵佗、张九龄、惠能等，近代除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人物之外，中国的留美幼童之父容闳，最早的工程师詹天佑，最早的飞机设计师冯如等，都出现在广东。这些文化名人，在历史不同时期以其卓越的才能或思想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涵，陶冶和造就了岭南人敢为天下先、开拓进取的精神。历史与人是分不开的，风云时代产生风云人物。张培忠在传记中呈现了张竞生很多敢为天下先的尝试，证明他在多方面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希望广东的文艺家深入发掘岭南历史文化名人资源，这对增强广东人的文化自信，提升广东在全国的文化地位大有裨益。
其二，深入挖掘岭南历史文化新价值，擦亮广东文化品牌。广东历史文化可谓博大精深，譬如洪仁玕的《资政新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容闳的教育救国理念，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主张，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等，都具有开一代先声之功。而张培忠在传记中论及张竞生的节育优生思想和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其前瞻性、科学性已被现代社会发展所证明。因此，希望广东的文艺家深入挖掘、研究广东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新价值，擦亮广东文化品牌。这对广东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薪火相传，发扬光大，提升广东文化软实力大有裨益。
其三，善于把握岭南历史资源优势，打造广东文化名片。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民主革命、国民革命等一系列历史重大事件都在南粤大地发生或拓展。马坝人遗址、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南海西樵山遗址，以及珠海、深圳的沙丘遗址，揭示了远古时期人类在岭南的生态；南越国遗址，见证了岭南首个地方政权的兴衰；“南海一号”(阳江)、“南海二号”（南澳）掀开海上丝绸之路的神秘面纱。这些资源，意味着广东文学创作上独一无二的题材优势。张培忠为张竞生著书立传，从某个程度上是填补了广东文学创作的空白。因此，希望广东文艺家把握岭南历史资源优势，勇挑重担，写出更多的名篇、佳作，这对展示岭南文化的风采，打造“粤派”文化名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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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学人的梵高
□雷 铎
我是作家的朋友，全面分享了张培忠从选材到构思，到搜集材料，到写作的全过程。读完《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对于张竞生先生，使我联想到梵高、唐吉柯德，也确感他是一代先知，是“铺路石”。 张培忠的创作也为我们深刻认识张竞生先生的价值提供了生动文本。对于这部作品，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百年中国的标本人物之标本意义，中国有三千年的人文史，一百年的近代史，这一百年能够折射中国历史的重大标本人物之一张竞生。那么张竞生这个人物的标本意义在于，他几乎是20世纪中国最富标本意义的个体户，因为他折射了以下内容，第一是政治史，重大事件史，其次是思想史，哲学史，美学史，社会学史，乡村改革史，风俗史，性史，婚姻史，控制生育史，裸体美术史，教育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翻译史等等。 中国论文联盟
二是张竞生慷慨悲凉的美治主义精神。我觉得刚才前面的致词都对张竞生很多第一的概括，如何理解这样一个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人物？我想美治主义的美是一把钥匙，美是理解张氏多面相关又分裂的人生意义的关键。在性关系上概括为互动，在婚姻家庭生育上，他表达的是一种美玄，那个玄其实是跟感字一样的，因为用美感的话，就容易变成现在说的美感。在乡村建设上，乡村生态是一种美生，希望天下的布衣苍生全部都能过上快乐的生活。其实张竞生身上有一种被过分放大的性学比重，所以我们如何从美的角度来理解他，其实对性的一种主张，是他的乌托邦的一个重要成分。性是张竞生身上的一个亮点，性也是中国人潜意识中的一种热点，是文化市场的卖点，所以张竞生现在被以性学博士放大这一点是否有还原的必要。
其次呢，性史，说是他人生的第四种水，这个是调侃的。那么张竞生自己是被性所淹没的。张氏的性学的浪漫诗意，掩饰下的这种理性漏洞，也让他在学坛形影相吊。如果推敲他的性学说，的确有很多诗意的成分，感性的成分，在逻辑上，尤其是可操作性上是有问题的。那么张氏的这种性学说，也让他的人生反复地出现了低潮跟困境。所以张竞生在性生活，家庭生活和情人关系等等，其实是一个失败者。
三是张竞生身上的人性光辉。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张竞生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本分人，是一个好心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富有理想的人，是一个为全人类受苦的人，为中国人受苦的人，带着很多历史的负担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说他是先知，同时他还有烈士的成分。一方面他是忧国忧民，是一种家国的情怀。虽然和鲁迅不同，鲁迅说是烈性的毒药，是投枪匕首，是破坏者，是狙击手，但是张竞生他是一个温和的破坏者，同时又是一个建设者。两者相同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其次是忧天忧文，人文情怀。第三是忧男忧女，对世界上人类两大构成者的一种忧虑。还有忧我农工，是一种草根情怀。在现在物欲横流，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利益，我们对这种带有草根情怀的人要表示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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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对于本书，张培忠所写的不仅仅是一个性学博士的传奇人生，他写的是史和事，同时他写的是人，写的是学和理。还原了一个有缺陷的善良先知张竞生。鲁迅说完美的苍蝇，毕竟是苍蝇，有缺点的英雄毕竟是英雄。所以我可以说完美的小丑总是小丑，有缺点的张竞生毕竟是张竞生，成功的小丑依然是小丑，失败的英雄毕竟是英雄。当张竞生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还能够有这么多人来为一本写张竞生的书做这样一个研讨，张竞生在九泉之下是可以瞑目的。 中国论文联盟
人文革命的先驱者
□郭小东
如果说社会革命及其理想是群体的思想革命，它必须有一呼百应的社会基础，同时有裹挟一个时代的物质力量，包括暴力和武装斗争，它是壮大同时轰烈的。而人文革命的先驱者，他必然是孤寂同时决绝于时世的。尤其在中国，关于性学的观念革命，其文化推进就更其艰难。这是一场许多激进的学人惟恐避之不及的革命。
张竞生早在20年代就已经写出了《性学》，并饱受骂名，而他一直初衷不改，以最前卫与先锋的姿态我行我素。在最不可能坚守的地方，始终如一的坚守真理。这位在许多方面，尤其是人文革命方面，比起许多社会革命者都更其激进同时更其务实的性学博士，半个多世纪来，并没有得到思想界、文化界、知识界的充分重视与肯定，没有予以合适与足够的评价与张扬。致使我们的现代文化，在涉及人性与情爱问题的广阔领域中，包括现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走了许多弯路，迷失人文风向，歪曲评判尺度。许多相关的文学艺术、思想文化论争因此而溢出学理，而陷入简单庸俗的机械唯物论之中。张竞生的研究，有重大的人文价值。
在当代中国，尤其应当追寻百年来中国人格精神的发展轨迹，应当把现代人格精神当成国民性改造与重塑的头等大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民族魂灵的现代性缺失，已经成为障碍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问题，也成为迟延实践政治民主的借口。
《文妖与先知》，虽然是一本评传，但作者把张竞生当作先知来评述，使这项研究企及一个广阔的人文视野，也同时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肯定了关于性学的研究及其现代观念的生成，具有与西方同一的步伐，只是走得更为艰辛曲折匪夷所思。其现代性就溢出了传主而成为一种文化涵盖的先声。
20世纪2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浪潮，是在心理学和性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以推动的。在文学上，以鲁迅为首的中国现代作家，自觉地站到古旧中国的前沿，以其文学实践，形成了民族的脊梁与灵魂。张竞生则在人文革命方面，以其悲剧性的一生，完成了中国性学理论在旧中国的文化站立，奠基并铺垫了前行的道路，这就是先知的贡献。
对张竞生现代人格的叙写与肯定，对张竞生文化先知的地位的确立，并将其置于现代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同志、同行、同道的大时代共性中来研究评说，同时以大量前所未闻的民间搜罗与丰富复杂的人生细节予以铺陈，激活了这个人物。
鲁迅把张竞生著述称为“伟论”，并悲观地将希望推演至25世纪。但是张培忠的这本《文妖与先知》，至少能使我们在走向25世纪的长途中，不至于过于孤单和寂寞，有幸与先知一起，品尝现代人格与当下生存的甘苦，回溯在中国，作为先知的某种必然命运，以及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人格实践上，奉行特立独行、自由思想所付出的代价。
《文妖与先知》的出版，是文坛幸事，是思想文化界的大收获。百年来中国真正的文化先驱，许多遗落民间，无奈的隐匿、孤寂的淡忘，成为他们不公命运的写照。在这个意义上，打捞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文化高度，同时也彰显打捞者的良知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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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回到历史现场
□何向阳
张培忠《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一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回到历史现场。什么是历史现场？如果说传主张竞生至今还活着的话，今年是121岁，但他离开人世已经39年了。他1970年去世，活了82岁。这样算来，他出生、生长、生活的年代，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期。张培忠的书也是不甚明显地划分这两个时期的，以80年为限的话，就是前40年和后40年，前40年，是作者主要写到的。那么张竞生的前40年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现场呢？有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我觉得他着实写得很到位。的确，当时是一个天崩地解的年代，是皇权、天子的封建统治，连带圣人的那样一种系统解体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西学东渐的年代，这个年代科举制度刚刚消亡，士大夫这样一种体制已然不存，新兴的知识分子开始崛起，新学开始进入一直封闭的中国的视野；这又是一个匡时济世的年代，新兴知识分子在当时国运不济、经济文化各方面均面临着这样一种衰弱的时候，他们站出来，想出种种救世的方法，而且付诸实践，早期一代的革命者，大多都是知识分子。当然，这又是一个革故鼎新的年代，是士大夫退出历史舞台、知识分子接任其身份更新其使命的年代。总之这是个旧的事物解体，新的事物崛起，旧向新转型中，新兴知识分子也在对新事物进行探索的年代。
这四个年代交叠，作者于其中写到了一个人，当然这个人不是一个大人物，他开始在书中出现的时候，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有一些具体的、深入的革命行为，比如说与孙中山的谈话，与汪精卫的交往等等，作者不吝笔墨，关于史实，也许有溢美与想像的成分。但有一点，我读之非常感动。当第一次革命完成，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张竞生去找孙中山，他要求留学。我觉得写出了人的一种精神，他不居功自傲，不伸手要官，革命成功之后，总会提供一些新的机会与可能，而参与其中的人也不免要以此居功或兑现。但是张竞生不然，他“不以财帛为念，不以禄位动心”，他是一个志向宏远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写得非常好。8年留法，回国之后，他由革命者转型为学者这样一个形象。作者又如何展开他的学者形象呢？张竞生1921年受聘北大，当时的京华知识界，学界风起云涌，学术上也是石破天惊，很多新论在不同专业领域出现。蔡元培先生主持的北大，更是风云际会，新见迭出。当其时全国的知识精英几乎都集中在这里，真正是学术上渊源有自、厚积薄发的年代。所以学者们自然是较少羁绊，有现代意识，并且崇尚特立独行。此时此刻的张竞生，现在回过头看，是真实地处于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中的学人，他身上的传统与现代纠缠在一起，于学而言，8年的留法好像没有给予他更多的体系系统，他仍是根据自己心灵感悟而为，这一点他仍秉承着中国文化中庄子的传统。
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他与李大钊有短暂交往，与梁启超、与胡适、与鲁迅、与蒋梦麟、与张伯苓等等，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冲撞或冲突。在这一徐徐打开的文化长卷中，在这样一个对于中国文化而言非常特殊也非常鲜活的历史现场，作者复活了在现代思想史当中深具价值的一个个人物，他们都是大名鼎鼎，但同时作者亦写出了他们的普通、凡俗和可爱之处，我觉得这是非常成功的一点。
二是回到了人的本身。张竞生的一生是回环性的，从饶平，到广州，到巴黎，到北京，到上海，又回到广州，回到饶平，他的起点到终点，正是地理上的起点到起点的圆形过程。这个过程展示了一个学者的命运，他一生浪漫，但是一生不得志。其实大时代给他提供很多机遇，但他从来不去抓住这个机遇，他半生蹉跎，四处碰壁，万人唾弃，他爱过也爱过他的人讲，他从来“不善于经营自己”。作者写出了这个人的特点，他具有人的缺陷，人的局限，这样一个将既有传统意义的士大夫性格，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浪漫结合于一体的人身上，处处复杂，也内外矛盾，作者写作诚恳、平实，在大的方面不骄矜夸饰，不曲意奉迎，他只是记述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对自己的学问是有要求的。但那要求现在看来是他一种乌托邦的境界，是他理想的人格的一种寄托。作者后记里谈到六个定论，他说张竞生是“一个是出色的哲学家，一个重要的美学家，一个启蒙的性家学，一个杰出的社会学家，一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家，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文学家”，并最后总结他是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自由知识分子”。当然这定论之中多有溢美成分，重要的是作者引用了张竞生信中的一句话：“‘以学问为学问’，不因时论攻击而见阻，亦不因世人誉赞而骄夸，逝守学者本色，誓终生牺牲于学问而不顾及其他也”。这种情怀跟我们现在链接起来，应该是现代知识分子具有的一种情怀，读书人的德行也是作者向往的境界。他不善于经营自己，他用心地经营了学问，不争一日之短长，却争万日之短长，我觉得这个精髓源于作者对他的读解。
做传记，类同知识考古，也是自我探索的过程。尤其对人的精神的深入挖掘，多存挑战与变数，但是作者不但打开了历史的瑰丽画卷，而且在历史的繁复土层中，不断溯本求源，最后摸索出一个核心，一种精神。 回到历史现场
□何向阳
张培忠《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一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回到历史现场。什么是历史现场？如果说传主张竞生至今还活着的话，今年是121岁，但他离开人世已经39年了。他1970年去世，活了82岁。这样算来，他出生、生长、生活的年代，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期。张培忠的书也是不甚明显地划分这两个时期的，以80年为限的话，就是前40年和后40年，前40年，是作者主要写到的。那么张竞生的前40年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现场呢？有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我觉得他着实写得很到位。的确，当时是一个天崩地解的年代，是皇权、天子的封建统治，连带圣人的那样一种系统解体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西学东渐的年代，这个年代科举制度刚刚消亡，士大夫这样一种体制已然不存，新兴的知识分子开始崛起，新学开始进入一直封闭的中国的视野；这又是一个匡时济世的年代，新兴知识分子在当时国运不济、经济文化各方面均面临着这样一种衰弱的时候，他们站出来，想出种种救世的方法，而且付诸实践，早期一代的革命者，大多都是知识分子。当然，这又是一个革故鼎新的年代，是士大夫退出历史舞台、知识分子接任其身份更新其使命的年代。总之这是个旧的事物解体，新的事物崛起，旧向新转型中，新兴知识分子也在对新事物进行探索的年代。
这四个年代交叠，作者于其中写到了一个人，当然这个人不是一个大人物，他开始在书中出现的时候，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有一些具体的、深入的革命行为，比如说与孙中山的谈话，与汪精卫的交往等等，作者不吝笔墨，关于史实，也许有溢美与想像的成分。但有一点，我读之非常感动。当第一次革命完成，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张竞生去找孙中山，他要求留学。我觉得写出了人的一种精神，他不居功自傲，不伸手要官，革命成功之后，总会提供一些新的机会与可能，而参与其中的人也不免要以此居功或兑现。但是张竞生不然，他“不以财帛为念，不以禄位动心”，他是一个志向宏远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写得非常好。8年留法，回国之后，他由革命者转型为学者这样一个形象。作者又如何展开他的学者形象呢？张竞生1921年受聘北大，当时的京华知识界，学界风起云涌，学术上也是石破天惊，很多新论在不同专业领域出现。蔡元培先生主持的北大，更是风云际会，新见迭出。当其时全国的知识精英几乎都集中在这里，真正是学术上渊源有自、厚积薄发的年代。所以学者们自然是较少羁绊，有现代意识，并且崇尚特立独行。此时此刻的张竞生，现在回过头看，是真实地处于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中的学人，他身上的传统与现代纠缠在一起，于学而言，8年的留法好像没有给予他更多的体系系统，他仍是根据自己心灵感悟而为，这一点他仍秉承着中国文化中庄子的传统。
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他与李大钊有短暂交往，与梁启超、与胡适、与鲁迅、与蒋梦麟、与张伯苓等等，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冲撞或冲突。在这一徐徐打开的文化长卷中，在这样一个对于中国文化而言非常特殊也非常鲜活的历史现场，作者复活了在现代思想史当中深具价值的一个个人物，他们都是大名鼎鼎，但同时作者亦写出了他们的普通、凡俗和可爱之处，我觉得这是非常成功的一点。
二是回到了人的本身。张竞生的一生是回环性的，从饶平，到广州，到巴黎，到北京，到上海，又回到广州，回到饶平，他的起点到终点，正是地理上的起点到起点的圆形过程。这个过程展示了一个学者的命运，他一生浪漫，但是一生不得志。其实大时代给他提供很多机遇，但他从来不去抓住这个机遇，他半生蹉跎，四处碰壁，万人唾弃，他爱过也爱过他的人讲，他从来“不善于经营自己”。作者写出了这个人的特点，他具有人的缺陷，人的局限，这样一个将既有传统意义的士大夫性格，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浪漫结合于一体的人身上，处处复杂，也内外矛盾，作者写作诚恳、平实，在大的方面不骄矜夸饰，不曲意奉迎，他只是记述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对自己的学问是有要求的。但那要求现在看来是他一种乌托邦的境界，是他理想的人格的一种寄托。作者后记里谈到六个定论，他说张竞生是“一个是出色的哲学家，一个重要的美学家，一个启蒙的性家学，一个杰出的社会学家，一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家，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文学家”，并最后总结他是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自由知识分子”。当然这定论之中多有溢美成分，重要的是作者引用了张竞生信中的一句话：“‘以学问为学问’，不因时论攻击而见阻，亦不因世人誉赞而骄夸，逝守学者本色，誓终生牺牲于学问而不顾及其他也”。这种情怀跟我们现在链接起来，应该是现代知识分子具有的一种情怀，读书人的德行也是作者向往的境界。他不善于经营自己，他用心地经营了学问，不争一日之短长，却争万日之短长，我觉得这个精髓源于作者对他的读解。
做传记，类同知识考古，也是自我探索的过程。尤其对人的精神的深入挖掘，多存挑战与变数，但是作者不但打开了历史的瑰丽画卷，而且在历史的繁复土层中，不断溯本求源，最后摸索出一个核心，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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