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论文联盟　一
　　
　　当前,文学评论正遭遇一种“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的尴尬:一方面,文学评论的作者和产出,都显示着空前庞大的存量和增量规模;另一方面,在影响以作家和读者为主体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群体的实际效果上,格局如此盛大的文学评论,却又分明暴露着涣散、浮乏的“话语泡沫化”症候。对这样的情形,文学圈内外都已多有不满。
　　本职并非文学评论的作家和一般读者,早厌烦了在概念游戏里空兜圈子的那路虚头巴脑、言不及义的文学评论,因而他们对时下文学评论这种虚热症的不满之中,更带有些“活该如此”的鄙薄。而在文学评论的专业人士和行家里手们看来,环绕在内部沸腾不息、热力四射的文学评论话语圈以外的,居然是无人喝彩、乏人问津、青眼和白眼的投射都一概疏落的满目冷清,文学评论本身固然应负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文学评论圈外的社会条件、文化风尚、大众心理等环境因素,也绝对脱不了干系,必须承担一份“什么树上开什么花、什么土壤长什么庄稼”的连带责任。
　　显然,由于角度和立场的不同,文学评论的作者和读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感受和分析文学评论现状及其成因的思路与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不过,这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学评论如今确已深陷写作和接受、生产和消费两端严重不对称、不均等、不顺畅的倾斜、失衡和壅塞状态。从写作和生产的一端看来:收纳、投放、设置在文学评论这一文体模具和话语框架内的解析对象、理论资源和问题意识,都正与日俱增地纷繁复杂起来;文学评论的思维基础和方法运作,也正前所未有地朝着缜密周详的技术化、规格化的方向加速奔趋;而展现在文学评论的视野疆界和话语场域上的那种度越古今、横亘中西的气势和纵深度,则更是在全面的加强和提升中,达到了新的历史性标高。wwW.11665.cOm但文学评论生产环节上的这种种专业技术含量不断升级的变化,一经推衍到传播、接受或流通、消费环节,就都迎头碰壁似地陷入横遭冷遇、无人买账的尴尬状态。而且,越是专业旨趣浓厚、学理色彩亮丽的文学评论,往往还越是容易被作家和读者“同仇敌忾”地漠然置之或者忿然斥之。
　　要细致剖视这类现象,在就文学论文学的专业视角之外,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等文学理论范畴以外的思路和方法的助益,也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当前文学评论所面临的这种在生产环节“高热”而在传播、接受及消费环节“遇冷”的问题,实质上是与文学评论的作者/生产者、传播者/流通者、接受者/消费者多重主体具有共时性的同等程度关联的复杂问题,这样的问题不是单单通过苛责或追究文学评论的作者、读者或传播者中的任何一方主体,就能求得解决的。从传播学的意义上看,这是一个与文学评论的发送者、传递者和接受者同时相关的信息量和信息价值双重衰减的问题。从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上看,这又是一个文学评论的作者和受众群体的文学观念、文学价值和文学需要等认知背景发生错位和悖反的问题。两面合观,则可以说,这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及其相互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在一个价值多元化和分众消费主义的特征日益凸显的社会转型时代,经历深层冲突和根本蜕变的问题。
　　
　　二
　　
　　法国文论家阿尔贝·蒂博代在距今八十多年之前,曾对其所处时代的欧洲文学评论,做过“自发的”、“职业的”和“大师的”三大类型并行一时的描述和分析。遥隔时空,以史为鉴,我们眼前文坛上的文学评论,也显而易见地存在着因话语主体、媒介载体、运作规则、价值诉求和文化功能的不同而形成的类似多元拼图和多层堆垒的状况。除去“大师的”评论形迹不彰之外,分别以媒体记者和学院派师生为主体的“自发的”和“职业的”评论,仍然可说是现今我们文学评论界的主力构成。换用我们近年来惯用的称谓,前者也即“媒体评论”,后者也即“学院派评论”。
　　这两类文学评论一般易有的利弊得失和优缺长短,蒂博代当初在《批评生理学》里早有鞭辟入里的剖析、论断。据此衡量,我们今天的情形,几乎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傲对前人的超越性。例如,两者都同样免不了沾染“不读而论”或“未读先论”的自欺欺人作风,也同样规避不开划圈子、立门派、党同伐异、嫉贤妒能的团伙山头习气。而前者所特好的追风逐潮、营造时尚、炮制热点之弊,以及后者所专有的厚古薄今、挟“史”自重、崇信知识教条而蔑视鲜活的作家作品之弊,当然也都在我们如今的“媒体评论”和“学院派评论”中,各自得到了很完整的传承。
　　然而,所有这些,都只能算是文学评论与生俱来的先天局限。局限固然不好,但这类先天性的局限,归根结底是与生机和活力伴生在一起,属于同一肌体的不同面相,对其有必要小心节制以防恶变,却不可能也不应该彻底割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当前文学评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只能被归集到这一层次,那其实也就意味着这些问题是根本无解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有理由毫不迟疑地绕开针对文学评论现状和文学评论写作者的群体人格所展开的道德围攻和伦理审判,从文学评论作为社会话语的一种特定形态所势必依赖的那个由生产、传播、接受、反馈几个环节双向连锁、无限循环、连绵交织而成的信息和意义的双重社会化螺旋出现梗阻的意义上,去分辨和确认问题的症结。
　　文学评论作为一种社会话语的意义,首先在于将文学评论从发生、传播到接受、消费的过程,归结为文学评论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其中,文学评论的作者完成文学评论的第一度“生产”,文学评论的传播者和读者则进行文学评论的“再生产”,所谓文学评论的“再生产”,也就是对文学评论的评论。其次,文学评论的社会话语性质还包括这样的内涵:只有当文学评论的作者/生产者和文学评论的传播者/流通者、接受者/消费者在文学基本的观念认知和价值判断上都达成一致,也即文学评论的写作/生产、传播/流通和接受/消费各环节上都共享相同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尺度时,一个正向、顺畅的文学评论的话语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才能够实现。否则,文学评论话语的社会化过程就必然遭遇梗阻,或者说,这个过程就不能成为一个信息畅达交流、共识持续累积的过程。
　　依照上述阐释模式,文学评论的作者/生产者、传播者/流通者和接受者/消费者之间的不协调现象,是以他们在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上缺乏基本共识的事实为基础的。离开这层事实基础,前列三者间的不协调状态,也就无从获得恰切、合理的解释,更谈不上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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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以施予受众群体的接受效应而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的功能几乎是向度相反的:文学创作更多地倾向于促进受众群体在价值信念层面上发生个体分化,而文学评论则更多地倾向于凝聚和整合受众群体的价值共识。简单地说,文学创作具有价值“分众”的作用,文学评论却具有价值“聚众”的作用;文学创作更宜于在一个宏大价值主体突遭瓦解的时代里产生威力,而文学评论,则更宜于在参与建构一个宏大价值主体的过程里得到充分表现。中国论文联盟
　　迄今为止的当代文学史六十年中,前半段的三十年,适逢整个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日益趋向宏大化和总体化的特定时期,即“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后半段的三十年,也即自“新时期文学”发轫至今,则恰属全社会的总体价值体系告别“大一统”,转向多样、多元并存和科层分化的深刻转型时期。正是在后半段这三十年间,我们的文学评论领域开始日胜一日地形成了目前这般局面:“媒体评论”的众语喧哗声调连连高涨,“学院派评论”通货膨胀似地陷于信誉破产,享有公认权威的“大师”的彻底销声匿迹。
　　比起一个有中心、有权威、整饬有序、高度组织化的局面,一个充斥了谁也不服谁、谁也不信谁的一派聒噪、嚣闹,缺乏一言九鼎的权威和一锤定音的主调的局面,显得不甚雅观,也不够规矩。但这样的局面之所以出现并在一个时期内稳定存在,究其根本,实际上还是文学评论整个行当在主动和被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迫不得已地适应了社会变化和时代要求的结果。
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自然就会放弃那种试图对当前文学评论界展开道德批判和德行教化的无谓努力(——除非这种批判和教化能先行在全社会层面取得成效),同时,也可避免有意无意地把过往时期的文学评论和社会环境的共生形态奉为圭臬,进而据此对当前的文学评论做出“以古例今”的误判和“削足适履”的妄断。现实留给文学评论的权利,不是如何通过改变外部环境来谋求自身的优化,而是如何通过自身的调整和改变,来达到更积极地作用于外部环境的目的。
　　有基于此,不难理解:当前文学评论各式各样的症候,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下意识中顽固保持着的那个对于上一个文学史时期的刻板记忆所引发的。假使我们不是从一个社会和文学的价值体系高度一体化的时代迈进到今天,或许对于今天的文学评论,我们的观感和判断将完全不同。
　　这样来看,摆在当下的文学评论作者面前的问题,就不再是高调的“应然律”或“必然律”式的问题,而是低调的“或然律”和“偶然律”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思考现在的文学评论应该如何或必须如何的问题已然毫无意义,探求文学评论现在可以如何和能够如何的问题倒还比较切实。说得更明确、更堂皇一些,就是:要消除当前文学评论的“惶惑”感和“无力”感,唯一有效的途径只能是让文学评论自己来更新和变换自己担当的职责或使命。随后,通过职责、使命的改变,再进一步逐渐实现社会角色和文化身份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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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提及文学评论的职责、使命和社会角色及文化身份,我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因袭至今的内容,是品第、鉴定,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灌溉佳花、剪除恶草,是作品的裁判、作家的教练、读者的导师、文艺政策战线上的哨兵和巡逻兵,是整个文学创作事业的领航员、监护人和评断者。——这都是一个已经具备或正在积极寻求广泛的价值共识的文坛所必需的和所欢迎的,也是一个正在经历全方位的价值分化和重构阶段的文坛所必然抵触、必然排斥的。中国论文联盟
　　对于后者而言,文学评论与其担当品第、鉴定之责,不如担当阐释、对话之责;与其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如多分析分析好处何以成为好处、坏处何以成为坏处;与其灌溉佳花、剪除恶草,不如多去论证“佳花”之“佳”和“恶草”之“恶”有无相反相成的内在关联;与其当裁判、教练、导师,以至哨兵和巡逻兵,不如降低身段、丢开理性和知性的傲慢、收起居高临下以势压人的嘴脸,拿出直面文本和人性的更多诚意,来做与作品、作家和读者平心相对、坦然交流的朋友。
　　尤其是当文学市场和新传媒的发展臻于完备、成熟之际,把文学评论的功能重心,从孤立地度量、评定文学创作的价值,转移到对文学创作及其复杂多样的接受效应进行多向度的诠释、沟通和斡旋,这事实上已经不再是可供文学评论的写作者们单方面进行或是或否的选择的一件事。因为相较于文学评论界始终只是流转在笔墨唇齿间的那种纸上谈兵式的褒贬抑扬,直接反映着作家作品商业价值的即时兑现率的文学市场数据的反馈,显然对文学创作实践更具立竿见影的评估效能和引导作用。
　　此外,在品鉴文学作品细节上的妙处或败笔,以及寻绎相关作品的互文意蕴方面,以博闻强识的个人学养为基础、以僵化封闭的学科壁垒为界域的专家型文学评论,也因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和数字信息即时共享技术的极大普及,和由此所致的平民化的个人“自媒体”的大规模盛行,而开始经受致命挑战。越来越多观点警辟、发现独到、文笔生动的文学评论见解,如今都已惯于从互联网始发,并借互联网获得范围最广的传播面和接受面。或者应该反过来说,以互联网为主阵地的文学评论,已经挟理论上没有任何设限的个人“自媒体”化和无远弗届的“信息共享/共产”这两大优势,日渐明显地赢得了同传统的纸介质文学评论相抗衡甚至更胜后者一筹的实力。
　　在这样的客观情势之下,文学评论必须经历全面的移形换位,然后才能重获自己应有的尊严。这种复归的尊严,绝不是为文学评论家们重披文学法官的制服或长袍,相反,它要让从事文学评论的人们首先学会诚恳地谦卑地面对文学内外的双重世界。中国论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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