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被认为是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先启者，她的小说创作也由于显示了一种强烈的主体精神而别具一格。这注定了张洁不是一个写实型的作家，而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主观倾诉型作家，将自己的情绪在小说中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这样其小说中无形就有了“自传”的成分。凭借着艺术想象实现着个人理念中的希冀和追求，体会着经验的或超验的感觉并由此来完成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诗性传达，在凸现对女性命运关怀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爱”“恨”交织的张洁。
一、“要是怎样。又会怎样”的小说创作主旨
张洁的小说创作从文学精神到创作手法基本上是属于现实主义，其小说更多地是承继了“五四”启蒙文学传统，“文学对我日益不是一种消愁解闷的爱好而是对种种尚未实现的理想的渴求：愿生活更加像人们所向往的那个样子。”她的小说创作可谓是“用心良苦”——“故事叙述往往是关于‘生命战胜劫掠’的故事——地老天荒、满目疮痍中仍有鲜艳的爱情之花不屈地开放，一如夏瑜坟上那新献的花圈喻示了生命的坚贞和获救的必然”，这样就使得小说在一开始的架构中就留下了鲜明的作家观念的痕迹。《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完全是一个孩子误了高考报名时间的故事。“不过新的时代终究不会埋没人才”最终“电波传送了党中央的声音……增加招生名额……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美丽而晴朗的早晨——一个让他们一生也不会忘记的早晨!”从这个起点可以看出，她的故事并不吸引人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春天复苏”的主题，再加之其柔美又带点伤感的情绪表达，《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就成了张洁小说创作的一个定向姿态——倾向于主观型。www.11665.cOM《方舟》、《七巧板》、《祖母绿》几部中篇里则更明显地倾向于主观化。小说中每一块的发展线索基本上不是事件的变化或人物的性格轨迹，而只是中心人物的情感流动和情绪飘移。这里呈现出的外在世界已不再是逼真的纯客观的世界描述，而是人物心灵感受过的世界。事件和行为，完全随着作家思绪的变化而变幻，更实现了作品的意念性。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作者就留有一个副标题——学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笔记，实际小说是以“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为认识，“钟雨母女”只是这一观念的形象外化。《方舟》的题记是“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直接揭示了文章主旨，定下基调，预设下环境，作品中的人物也只能剩下“做一个女人真难!”的感慨了。《七巧板》、《祖母绿》《他有什么病?》中作者都采用了篇末升华的结尾，使那统辖全篇的内在精神更加彰显。《七巧板》在尹眉对时代的思索——“这是八二年初夏为什么却像是一百多年前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时代”中结束，暗示着历史的进程并没有给女性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引导读者正视男性历史文化给女性造成的折磨而女性处境的一致性。《祖母绿》的结尾是曾今儿对人生的顿悟一那“无穷思爱”，恰如其分地暗含了整篇小说的主旨——女性之爱的人生目标。更为突出的是《他有什么病?》中没有了故事情节也没了贯穿始终的人物只有几个类似蒙太奇剪接法似的镜头画面：医生胡立川由于等待延误的飞机，心情的焦灼：丁小丽被虽是医学博士却又无知的丈夫怀疑而愤然提出离婚：丁大爷的棉花丰收了，却由于迟迟不给过秤烧了一车的棉花；医生侯玉峰与小木匠住在拥挤的宿舍由于忍受不了木匠成天的拉锯声而大打出手……等等。最后推出“只要认真地检查，人人都有病。只不过不到要命的时候，谁也不会引起注意。”的结论似的结尾。显然作品中的所谓故事，是经过了作家的再度编码为作家的观念所服务。这几篇小说展开的故事都没有情节性的结局，作者强烈的主观意识总要把读者的思维纳入她的轨道中运行，作者的情感引导着读者起伏于全篇。
张洁用生命心血写成的长篇小说《无字》，展示的是吴为家族三代女性对爱情、婚姻与家庭幸福的追求后，又如何一次次幻灭的悲苦命运。《无字》“不按时间顺序，不受空间分割，但却又是在一个预设的时空里运行，它的故事不以人物情节为线索”，“作者通过心理线索把历史碎片缀合成为一个文学整体，在风雨人生的面前及世态炎凉的背后体味人世和人性。”故事开头先告诉结局：主人公吴为疯了。就此，故事在吴为一生的回忆心绪中，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是进入精神病院后的吴为对胡秉宸、白帆及自己三人复杂关系的追述：二是与前一线索交叉并行地讲述墨荷、叶莲子、吴为一家三代女人在爱情、婚姻的惨败及她们充满磨难的悲剧命运。整部小说都是通过主人公吴为的回忆，在忆中思，在思中忆完成的。贯穿小说整体的就是吴为的内在精神心绪。小说中多次重复这样一段话：“她总是把男人的职业与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甚至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叙述者在叙写吴为爱情经历的时候，不断地为她总结其不幸的原因是对爱情太理想化、太投入，以至将命都搭进去了，最后只有发疯。小说似乎更多的是反省似的感慨，作者用现实审判历史，用历史映照现实，由人物心情去串起事件，又用事件来结构人物的心情。故事、人物、情绪、历史环境如影随形相互缠绕相互扭结。这种情绪化、心态化的小说写作使张洁的小说蕴涵了作家强烈的责任感、沉厚的历史感和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家主体情感。也通过对女性苦难历史的书写来告慰有相同命运的母亲的在天之灵，《无字》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母亲张珊枝”。
“由于作家采用的是根据需要构架小说的方式，中间的大量空间和并没有明显收束的结尾是沟通两个世界的桥梁，象征的运用又最终实现了后一世界的建构”。“象征界即语言秩序的世界代表主体的符号性规范”。象征的运用往往使小说达到一种超越了客观的现实世界而趋向主观的浪漫世界。张洁运用较多的是整体象征与对比意象。如题目“波西米亚花瓶”象征着美丽而易碎的爱情和婚姻；“七巧板”暗喻着人生不同命运的安排；还有承载女性命运的“方舟”，“方舟”的意象既象征着被庇护、被救赎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居无定所的漂泊感整篇小说都笼罩着孤独无援的悲剧性氛围。无穷思爱的“祖母绿”，标榜的是高度的忘我，无条件付出的女性精神；“红蘑菇”——失落的爱情。在《祖母绿)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对比意象，实际上，这种美与丑，善与恶的鲜明对比也是张洁思维方式的体现。大海和激流形成一组对比意象，大海赋予曾令儿生命的价值，与此相对的“漩涡”则象征着个人狭小的情感世界。对比意象还有如帆船、宝石，这是对理想的象征；破碎的玻璃杯，阴暗的堡宅，古井又是这一理想毁灭的象征。
二、随时介入故事的声音
在张洁的小说中，彰显自我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叙述人对故事的深刻介入。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叙述人的议论随处可见，这也是创作主体话语权威的有力手段之
一。美国文艺批评家芝加哥大学教授韦恩布斯把这种作家评论性语言称为“小说中作家的声音”关于女性的议论在小说中出现最为频繁。《方舟》尤甚。“这事怪得蹊跷。应该有人认真地研究一下，为什么她们这一代人离婚率那么高”，“明智的母亲不多，明智的妻子也不多。所以有人说男人的雌化和女人的雄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世界性问题”。小说与其是要讲女性的故事、认真地塑造一个女性的形象，不如说是借助叙述权力突破种种限制，从而实现对女性故事的自由谈论。在这种自由谈论中，女性的处境、女性的问题，也包括对女性的同情与理解一一呈现。“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你要事业，你就得失去做女人的许多乐趣。你要享受做女人的乐趣，你就别要事业。像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那样还有时间给孩子做蛋糕，并且穿着得及其入时，堪称世间的奇女子，只能是女人里的偶然。”“女人，女人，这依旧懦弱的姐妹，要争得妇女的解放，决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解放。它要靠妇女的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自信和实现。”等等。有一些议论，常因打断故事而显得异常突兀。《无字》中小说第一部的第一页，作者说到作家吴为的“疯”，然后紧接着是叙述者规定性的议论：“也许这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地方，个案，不过与造就那个个案的有关联的事物才有意义，对他人，比如对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种小说一开始叙述人就直接出场点明叙述行为所具有的意义。“…如果人们把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最终就会为了那事情找到一个她自己也深信不疑的源头。”再往下看，几乎每一步的叙事后紧跟着叙述人的话语，叙事就这样在叙述行为的斟酌与人物故事的展开中向前推进，叙述被叙述者所控制永远逃离不了叙述者的视线。
虽然小说一开始拉开了要讲一个故事要创造一个人物的架势，但事实上这一愿望并未贯穿始终，故事的结局是推测性的、含糊的，而人物形象最终未能真正丰满清晰起来。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在叙述一个故事和叙述人的自我言说欲望之间，后者占了上风。《爱，是不能忘记的》是篇引起广泛争议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叙述是通过女儿姗姗和母亲钟雨两个视点来完成的。在直接呈现不同人物的感觉及内心活动时，也随时可以听见这样的声音“人在年轻的时候，并不一定了解自己追求的、需要的是什么，甚至别人的起哄也会促成一桩婚姻。等到你再长大一些、更成熟一些的时候，你才会明白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可那时，你已经干了许多悔恨得让你感到锥心的蠢事。你巴不得付出任何代价，只求重新生活一遍才好，那你就会变得比较聪明了。人说‘知足者常乐’，我却享受不到这样的欢乐。”这散布各处的具有体验性的类似话语，让人不难听出都是出自潜在叙述人口中。难怪有些研究者认为“这篇作品的原始动机是为自己而作，或为自己心目中的他而作”。叙述人的情思意绪可以随意地转换为主人公的话语，创作主体的内在感受可以巧妙地被纳入到主人公的心理流动轨迹。到小说的结尾“女儿”与“老干部”的形象依然模糊不清，“母亲”与“老干部”的爱情也是在女儿的想象和设想中完成的。采用这种以人物心态来转换视角的叙述手法，只是一个潜在叙述人的不同化身，“作者在小说中巧妙地把自我分裂成钟雨和珊珊母女两个形象而出现”。“在这种艺术的假语村言中，却流淌着作者个人身世遭际的血和泪”。
作品中，叙述人在回忆过往经历时常常离开原来的故事轨道，打断故事的时间，强制性的在顺叙中插入回忆性内容，或感叹、或联想，常常是远兜远转之后才回到原来的故事轨道。叙述人话语随意蔓延，作为话语对象的故事则因此变得支离破碎。《祖母绿》中曾令儿在回程的火车上经历的种种本来是按照顺叙的模式进行的，然而作者时不时就会插进来曾令儿过往生活的记忆。例如火车上小孩子的一句“妈妈，我要拉巴巴。”使得“曾令儿猛然回头。恍惚中她好像觉得是陶陶在叫她。”之后，读者不得不追随曾令儿的记忆回到“六。年”见证曾令儿与陶陶相依为命的日子。再如曾令儿在得知新婚夫妇要去老虎头却未阻止成功后。拉引读者回到了她与左葳在老虎头历险的那段时光。《无字》是以回忆为纵向叙述的开启，讲述了吴为及其家族几代女性的婚姻故事。同时在平面上又展开了一个又一个相互连通的“场景”。在纵向沿着时间推进的故事随时服务于“场景”的需要，这“场景”与故事的连接点又是叙述者的评述与追述。人物情节乃至细节，不为时间所囿，随着一种意志被传唤到场。第一部中第一二三章是以吴为的视角为主，接着以对吴为疯的渊源探寻过渡到四五章墨荷的视角，然后又回到吴为的视角，最后一章再以母亲叶莲子的视角为主过渡到《无字》的下一部。每一个叙述人同时也是一个洞穿历史和他人的全知者，对于他人的内心世界对于他们的心理与情感都了如指掌。而在全知叙述的同时叙述者保持着随时介入叙事的自由。原有故事进程一再被打断，另一时间被引入，从而加剧了对故事时间的扭曲变形。这样的叙事方式，不仅体现出叙述人操纵时间的自主精神，更重要的是，它把一个充满自我言说欲望、毫无顾忌地将自己话语嵌入故事甚至以自我话语覆盖故事的叙述人形象带到了我们的眼前。为此王蒙先生曾批评张洁在《无字》中存在过于坦白、过于尖刻、过于激愤、过于粗俗，过于不顾及隐私和体面、过于不珍惜曾经有过的爱情、过于势不两立、过于“极限”和“无边”的种种“毛病”。
三、富有激情的叙述
张洁的《方舟》是第三人称叙事，但第三人称典型的客观冷静在这里却一扫而光，潜在叙述人的嬉笑怒骂将居高临下的反讽发挥到了极致。“猫头是个非常仁义的畜生。”。“也许猫头不会再把这篇论文撕碎因为它毕竟也是一个女性。”猫头这一形象将讽刺以一种幽默辛辣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有时叙述者以一种随便的表达方式，把个人的意愿、个人的情绪扔在读者面前使读者仿佛置身于潜在叙述人身边。“难怪有人会得异想狂!”。“柳泉一声不响地等着看着他那天神似的体魄铜铸似的膀子上隆起一块块健美的肌肉。这应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岸的男人然而却敌不过桌子上那点西红柿、豆角、青椒。”“这是为什么?好象她们和男人之间有一道永远不可互相理喻的鸿沟如同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有一道“代沟”，莫非男人和女人之间也存在着一道性别的沟壑?可以称它做“性沟”么?《无字》中关于狗的议论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对狗的恶意可能古已有之，她时常在国人的言谈话语中，听到对狗的攻诘，如“狗娘养的”，“狗杂种”，“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狗仗人势”，“疯狗”，“夹尾巴狗”，“狼心狗肺”，“狗日的”等等，等等。在这里，人物的语言完全不见，叙述人的个人感受通过叙述人毫无顾忌地表现了出来。
《方舟》中精妙绝伦的比喻也同样不可胜数，令人惊叹。“衬衣像条麻袋一样皱巴巴地挂在身上，顶上面的两粒扣子也没扣上，像两扇弹簧失灵的门大大地左右敞开。整个人像被汗水浸透了似的，粘糊糊的，酸渍渍的”。这种形象的男人，让你不鄙视都不行。“这些奶子已经像空布袋一样吊着的老母狗，牙口都不顶用了，还敢上来咬一口?”明显的蔑视之意毫不掩饰。“那双眼睛只是一个布满红丝的混浊体，像一坑流水不疏、已经发绿的烂泥塘子，又像因恣意咬噬而红了眼的野兽。拿这种眼睛看世界，看人，还明净得了吗?”让人不由想到，这还是人吗?
虚设与夸张的运用。在《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小说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句子：“我总是觉得”、“她一定是”：“似乎”等等带有主观虚设性的词语。这种虚设性语言恰恰切合了小说中流淌的一种幻想性的精神之恋。《无字》中吴为在自己人生路途的重要关头总是会在冥冥中看到些什么，第一次就看到天幕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恕”字，在这一虚幻中，让吴为回忆起了母亲的典型语言和自己在这样的语言中学会了如何去掂量这个世界的轻重。张洁小说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用省略和空白。《无字》最为明显。很多段落就是作者一句话和一个标点，而且还用了大量的省略号。如：“何止如此!”“怪得了谁!”“又下掠来到大槐树的旧址…”“…终于回到了塬上。”“……”好多段落就是这种省略号。张洁这种以句取段的方法和大量标点的运用与创作主体在小说中感情色彩的流露有关，张洁在《无字》中似乎很难控制自己的情感。 （整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