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主要梳理对中国近现代报刊史的认知是如何实现从“历史的报刊”到“报刊的历史”这一研究范式转变的，这种转变，给报刊史带来了哪些新的视野和价值，对于社会、国家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

　　【关键词】历史的报刊;报刊的历史;范式;文化转向

　　对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而言，报刊无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材料。“一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几乎同时也是一部近代主要‘报人’的思想言论史。”[1]然而，对于报刊的研究和利用却并不尽如人意，现有研究呈现出“谈报纸则只言《申报》、《大公报》，论刊物则只看《新青年》、《东方杂志》”的景况，同时表现出强烈的“符号化”、“脸谱化”倾向，对报刊解读往往被时局左右，戴上“革命”、“进步”、“反动”、“落后”等帽子，大而化之地讨论。

　　自戈公振出版《中国报学史》[2]以来，对于中国近代报刊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戈氏与方汉奇的著述之外，对于报刊的研究较之于近代报刊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说，是无法匹配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出现了一股热潮，新闻史的著作与论文常见诸学术期刊，也有一批关于中国近代报刊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问世，[3]但这仍难以让学界满意。

　　尽管某些报刊个案，如《大公报》、《申报》、《万国公报》，其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关注。或许这正应了潘光哲所言，“开展之道，实应奉朱熹‘小作课程，大施工力’为典则，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工作”。[4]然而，这些讨论仍是将中国近代报刊作为史料，即使标题中将某个报刊作为了“对象”，实质仍摆脱不了以报纸来窥探当时政局、思想、文化、生活、社会及性别状况等的目的，多的是“历史上的报刊”，缺少的是“报刊的历史”。Www.11665.Com

　　一

　　中国近代报刊除了一些具有代表性或影响力大的报纸如《万国公报》、《申报》等之外，其他的报纸基本被“脸谱化”了，成为“西方传教士宣扬教义的工具”、“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工具”而“为殖民服务”。被“脸谱化”的不仅仅是外报，即便是一些曾经在历史进程中扮演过主流角色的报刊，同样也难逃被忽略的命运。如1916年孙中山创办的《民国日报》，长期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主持人为邵力子、叶楚伧，主要作者有戴季陶、沈定一等，反倒其副刊《觉悟》常被提起。

　　大报尚且如此，近代小报境遇不佳似乎已是意料之中了。小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与方式，且因为数量庞大、旨趣不一，①对于小报的任何一概统称都不免陷入片面的泥淖。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小报尤其是数量最多且具有典型性的上海小报予以了颇多关注，除了对“四大金刚”②的讨论外，还先后出版了几部以小报为中心的专著，如《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中国近代小报史》、《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等。[5]这些研究都希望对小报的作用、地位进行重新的评估，但总体上来说仍旧未能摆脱传统的观念束缚，将小报视为品位过低的低俗文化的呈现方式。

　　二

　　有学者“通过对《大公报》研究轨迹及其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体现于其中的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式”。[6]这种表述是否合理，暂不去讨论，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所谓的“范式”研究的是“历史上的报刊”而非“报刊的历史”，但就目前研究来看，除去第一种革命范式外，其余两种范式还鲜有精彩的呈现。

　　在研究尚未足够深入的情况下，多探讨一些“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适用”[7]问题似乎是有必要的。受西方学界理论热潮的影响，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及“市民社会”理论等“国家-社会”研究模式，也在中国近代报刊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尽管中国学者对于理论的滥用心有余悸，但在各种理论热潮的侵袭之下，历史学家已不得不借用理论去捍卫历史学科。[8]在一些学者看来，“理论之所以对我有用，并不是因为它昭示了一个被囿于逝去情境的隐蔽的真理。理论之所以昭示客体是因为它迫使历史学家成为主体”。[9]就“公共空间”或“市民社会”理论来说，其是否适用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本身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10]

　　正如魏斐德所指出，“作为证明存在着公共领域，特别是在19世纪意义上那种明智且具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中存在着公共领域的证据，也是非常可疑的”。[11]虽然如此，中国学界对于近代报刊的研究仍旧热衷于采用这一模式。在李楠、洪煜等对于上海小报的研究中，仍旧把讨论小报对于上海“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等的形成作为其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5]在季家珍1996年出版的《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清末改革文化》[12]一书中，对《时报》与以之为中心所形成的“中间地带”进行了讨论。季家珍认为，这一地带不仅是知识分子自由论政的空间，更是一个磋商场所。“在这个场所里，民众是一方，政府是另一方，磋商主题是宪政，协调人是报人知识分子。”[12]可见，这种“中间地带”的构成至少包括三方面，即报纸、围绕在报纸周围的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沟通清政府与民众的话语。

　　以往对报刊影响的探讨中，大多有一种夸大事实的倾向。较为普遍的分析方式是，将报刊所刊载的报道、广告等视为当时社会图景的真实写照，并认为这些报道或广告对于读者群体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或者至少是有影响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众多从报刊广告等出发来分析报刊对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形成及推动作用。

　　三

　　随着“文化转向”的兴起，阅读史等开始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书籍史、报刊史以及相关研究在欧美汉学界非常流行。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有着自己的关怀，他们的着力点在于寻求中国内生的近代化起点，因此多将目光投向宋明及清代早期，希望通过对书籍等印刷品的出版、传播、消费等的考察，来讨论前近代化中国的近代因素，“侧重从社会史、经济史等角度来进行”。尽管如此，新文化史所提供的广阔视野和讨论问题的方法，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报刊史，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报刊作为一种消费方式，近年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载体，报刊在其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背后，隐藏着的是长久以来没有被充分讨论的、以报刊为中心运转的社会组织与知识传播。以往的研究对于报刊的经济来源、组织状况、传播效果，以及中国报纸受西方尤其是与日本报刊的影响等缺少充分的讨论。[4]事实上，要搞清楚报刊对于社会历史进程起到了怎样的影响，首先就要把报刊的生产、发行、流通与消费状况弄清楚，否则，单凭是否有人阅读、销量多少等来断言报刊的言论对于多少受众产生了怎样影响，无论如何都是有悖于历史逻辑的。

　　“开辟市场、保证报刊销量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具备能够实行规模生产的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13]芮哲菲在其《古登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一书中从印刷技术的视角切入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以西方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为例，对印刷技术引起的新式出版业发展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同时，图像作为史料及研究对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在研究报刊史的学者那里，图像是直接的史料和对象，不再是文本的附庸，它们通过自己的形式、内容等来表达过去的世界。通过图像解读历史，与艺术史的研究方式不同，更多地侧重于图像的生产、表达及传播过程中所透露的社会风貌，以及图像的生产者及阅读者蕴涵于其中的思想观念和感受。对于图像史的研究目前尚未有系统而深刻的著作问世，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报刊图像，这无疑是有益的探索。

　　消费习惯的养成与消费品的市场开拓与引导关系密切，中国近代报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营造出了怎样的市场空间，也值得讨论。据记载，1876年，上海的“报纸发行量现已上升到每天6000份，价格是10个铜板”，而且“经营者正努力使报纸印得更小些，力图把价格再降低一些，以使下层的人民也能够读到”。

　　考察近代报刊的传播与影响，还应考虑当时的交通与邮政状况，“交通和邮政的便利与否会影响到书刊的价格，而书刊价格也会对士人的阅读产生影响”。[14]自晚清初步建立起邮政系统并为民众所用之后，邮政的价格和速度都大为提高，这对于报刊和各种消息的流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学者对辛亥时期上海的报刊市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从报刊生产及市场的形成、经营特点、销售网络等各个层面加以考察，并指出“上海出版的书籍、报刊，一开始就面向全国，源源不断地发散到全国各地，这与它便利的水陆交通分不开”，而主要的流通途径有三种，“一是《申报》、《新闻报》等大报自己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销点，通常这些分销点就是一个小书店，除了销售《申报》等外，也销售其他报刊。二是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他们卖教会出版品，也兼卖其他出版物。三是人员流动带来的报刊流通。”[13]这一讨论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报刊市场有一定的帮助。

　　结 语

　　此前诸多研究著述虽然卷帙浩繁，但终不识“庐山真面目”，报刊呈现出的形象，与报刊自身实在相去甚远。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国家-社会范式等研究思路，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报刊史研究不断向前。但真正完成由报刊的历史向历史的报刊研究范式转变的，还是随着报刊研究成为研究对象，成为真正的研究主题，让报刊有了声言自身的机会，文本、图像、生产与生产者、消费与受众等都成为新闻史家的研究对象，报刊的形象也正借助这些研究而显现轮廓，“报刊的历史”也因此逐渐清晰，而不仅仅停留和局限在“历史上的报刊”。另外，强调作为对象的报刊研究，并非是要否定报刊的史料价值，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对报刊价值的重新估量。报刊之于人、之于社会、之于国家的价值，不单纯在于记录或反映正在发生或发生过的事情，同样在于制造并传播知识，对人群及社会产生某种观念冲击，进而影响历史的进程。

注 释：

　　①以晚清民国时期(1897-1952)为例，单上海地区的小报种类就至少有365种。
　　②晶报、金刚钻报、福尔摩斯报和罗宾汉报。

　　参考文献：

　　[1]刘兰肖.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3.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11.
　　[3]喻春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回顾[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58-63.
　　[4]潘光哲.研究近代东亚报刊史的一些初步想法[j].社会科学评论，西安，2008.2：59.
　　[5]李楠.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
　　[6]李彬，杨芳.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以《大公报》研究为例[c].中国传媒报告.2005(4).
　　[7]黄宗智.导论[m]//.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
　　[8]杜赞奇.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m]//.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9]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域”[m]//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0]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m]//.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58.
　　[11]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shibao'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dford，california，1996.
　　[12]张敏.略论辛亥时期的上海报刊市场[j].史林，2003(2)：57.
　　[13]中文报纸在上海的发行量稳步上升，new york times，j，1876-06-12.
　　[14]大清国邮政专述.new york times，1896-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