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文学进化观内涵之再探讨的论文_现代文学论文

胡适文学进化观内涵之再探讨

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讨论一经较为深入充分，文学进化论的理论局限也已人所皆知，这是深刻反思的结果。不过，以往的反思多半是在批评被抽象出来的某些“共同假设”。倘仔细分析胡适文学进化观中曾被批评的“进步”与“线性”，会发现情形与这种模式化的设想并非一致。胡适所说的“进步”，并不是通常认为的“后优于前”、“愈晚出愈精妙”，而是“代有所胜”和“今有古之所无”。“线性说’也呈现出多重性，其中，取代论文联盟http://式线性属五四新文学之合理性争辩中的策略之言，特征式线性偏于求同，新变式线性意在述异。胡适创造性地发掘中国文学史内部的多重“线性”，并予以多角度阐发，这是胡适的历史贡献。如果攻其一点，而不能“察其余论”，便有可能低估胡适文学进化观的思想活力与理论弹性。
　　
　　胡适自称他“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胡适这一“态度’，为五四新文学打开新局面作出独特贡献，却遭到同代学者和后世学人的批评质疑，与胡适同时代的梅光迪、吴宓等人，视胡适所祟奉的“后优于前’的信条为“谬论”。Www.11665.cOm1950年代，思想界、学术界以辩证唯物论为武器批判胡适的“庸俗进化论”，理由是胡适反对革命性的“突变”，只相信“一点一滴的改良’才是“真进化”。1980年代中后期至今，学术界怀疑进化论所谓线性进步的说法，这种怀疑似乎又回到了梅光迪等当年的立场上。其实不然，梅光迪等批评的仅仅是“文学进化论”，而晚近学者则否定整个进化论体系，类似的批评，至今仍在持续。
　　如杜赞奇所言：“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社会的理解与运用方式是各不相同的。但其中很多假设却是共同的。”具体到胡适这里，情况颇为复杂，多年以来，我们对胡适文学进化观的探讨。常常有意无意地将胡适“线性化”，以至于认为胡适的文学进化观非常“符合”我们对文学进化观的“共同假设”。此类批判，实际上只是对那个抽象的“共同假设”的批判。问题是：胡适关于文学进化的言说，究竟是符合我们的“共同假设”，还是存在着许多我们尚未认识的丰富的内涵?
　　
　　一　文学进步及其标准
　　
　　在一些学者心目中，“文学进化论”是一种决定论，它是文化进化论的子理论之一。关于“进化”概念，韦勒克和塞维斯都曾做过一番考证。塞维斯主张“尽量保持进化这个术语最初具有的那些重要含义”，从语源学上说，“进化”来源于拉丁语的evolutis，意思是“展开”，“在现代日常用法中，它是‘一种展开’，‘一种发展”。尽管不能“把一切适应性变化都称为进化’，但人们还是习惯于将“进化’理解为“沿着某种线性尺度的方向发展成进步的事物现象’’。那么，胡适在遵照其“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分析评判文学现象时，是否存在“进步”和“线性”的特征呢?
　　胡适确有“进步”的提法，但需区分胡适据以评判文学’进步’的标准，比如“后优于前’是“进步”，但“进步’是不是必然意味着“后优于前”?“代有所胜”能否也算“进步’?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进化”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才能等同于‘进步’?胡适说，“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这里的“进化”可否理解为“进步’?胡适所描述的“国语文学的进化’，可否理解为国语文学的“进步”?
　　别人的理解是一回事，胡适自己的理解是另一回事，先说别人的理解。梅光迪很早就曾批评胡适“崇拜今世纪太甚“，那时胡适、梅光迪、任鸿隽等人都还在美国留学。胡适经历了1916年二三月间的那场“根本的新觉悟，之后，决心“自造新文明”。对于胡适热衷于提倡“新文学”。主张“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的做法，梅光迪不以为然。他批评胡适道：
　　足下崇拜今世纪太甚是一丈病根，以为人类一切文明皆是进化的，此弟所不谓然者也。科学与社会上实用智识(如politics、economics)可以进化。至于美术、文艺、道德则否，若以为imagistpoetry及各种美术上“新潮流”以其新出必能胜过古人或与之敌，则稍治美术文学者闻之必哑然失笑也。足下于文学美术乃深有研究者，甚望出言谨慎，无贻知者以口实则得矣。梅光迪所理解的“进化”，即为“今胜于古”这一意义上的“进步”。所以他说“科学与社会上实用智识可以进化”，而美术、文艺、道德等则未必可以。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吴宓、易峻等人，吴宓认为，“物质科学”可以“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而文章、美术等“人事之学’，其发展“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易峻对胡适文学进化观的批评更为集中、尖锐：
　　胡君之倡文学革命论，其根本理论，即渊源于其所谓“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大意谓我国文学之流变。乃革命一次，进化一次。……夫历代文学之流变，原仅一“文学之时代发展”，安可胶执进化之说，牵强附会。谓为“文学的历史进化”。易峻亦将“进化”理解为“后优于前’这一意义上的“进步”：
　　盖进化云者，必其间有后优于前，递生优细之迹象，如生物进化上人优于猿，猿优于其他兽类。*将“进化”理解为“进步”，本也正常。正如章太炎、梁启超所概括的，进化之“终局目的”，“必达于尽美醇善之区…，“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视“进化”为“进步”的同义语，这在清末民初是一种普遍现象。不过，胡适是否如易峻批评的那样，将“进化”理解为“后优于前’这一意义上的“进步”呢?
　　有一个迹象表明，胡适对“进化’一词的用法颇有顾虑，1922年9月，胡适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撰写《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文章在谈到斯宾塞的“进化论”学说时，在括弧内加了一个小注：“evolution一个字，我向来译为‘进化’，近来我想改为‘演化’。本篇多用‘演化’，但遇可以通用时，亦偶用‘进化”0p。胡适之所以想改“进化”为“演化”，大概是因为，他觉得当时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有“进步”色彩的“进化”一词，已经不符合evolution的本义了。
　　至于胡适自己常讲的“文学进化”，有没有“进步’的意味呢?1921年7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有过一次类似的提法：“声朝的诗一变而为宋词，再变而为元明的曲，都是进步。’”这句话是对英使馆参赞哈丁(h，m，fiarding)说的。胡适认为，文言变为白话是进步，这谈的是语言的变迁。在胡适看来，：应用的能力增加，便是进步””。胡适还说，“文学自身的进步，与文学的‘经济’有密切关系“”，所谓‘‘经济”，是为强调短篇小说的优势，即“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申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胡适又说，“杂剧之变为南戏传奇”是’进步”，原因是后者“在体裁方面虽然不如元代的谨严，但因为体裁更自由，故于写生表情一方面实在大有进步。……”他进而指出，“即以传奇变为京调一事而论，据我个人看来，也可算得是一种进步””。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不论是“传奇变为话本”，还是“杂剧之变为南戏传奇”，抑或“传奇变力京调”，均属同文体进化的范畴。说后项比前项“进步”。是讲得通的一一比如依据文体的成熟程度、达意袭隋是否“妙”与“好”，等等(当然，此中亦不乏牵强处)。胡适却说，由唐诗而宋词而元明的曲，都是“进步”，这种跨文体层面的纵向比较，究竟何从立论?
　　冯友兰曾从“类’、“理”、“宇宙’和“个体’四个角度分析“道体之日新“，所谓“道体之日新”是指宇宙万物的“时时生灭”和“时时变化”。他将“道体之日新”概括为以下四类：(1)循环底日新，(2)进退底日新，{3)损益底日新，(4)变通底日新”。其实文学现象的“生灭”和“变化”，也可以归结为上述四种“日新’，关于“循环底日新’，冯友兰的解释是，“一类中之个体，新陈代谢，如所谓‘后浪推前浪、新人换旧人’者。后浪对前浪，新人对于旧人，是新底，但此新是就个体说””。冯友兰取新房旧房的例子加以说明。钱钟书也曾谈到：“夫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后继则须前仆。臂之六朝俪体大行，取散体而代之，至唐则古文复盛。大手笔多舍骈取散，然俪体曾未中绝，一线绵延，虽极衰于明，而忽盛于清，骈散井峙，各放光明，阳湖、扬州文寨，至有倡奇偶错综者’”。钱钟书所举清代“俪体’之于六朝“俪体”，即可谓之“循环底日新”。这种“日新”的特征是，“一分子死则有与之同类者继之’”。’循环底日新’在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中根深蒂固，“以前人看道体之曰新，多是从此观点看。中国旧日哲学家说及宇宙间事物之变化，多举四时之代谢，日月之往来，以为例。盖在以前之社会中，人所见天然人事之变化，都是循环底，故以为天然人事中之一切变化，亦都是循环底”④。
　　胡适所说的文学“因袭着前一代一条直线的演进”<z)，就是指文学现象的循环特征，而他所说的“曲线的进化”和文学上的“岔路’，则接近于冯友兰所说的“损益底曰新’。照冯友兰的解释。“损益底日新”指“新类的出现’：“在实际底事物中，如有代表某类之事物出现，此类在以前并无代表，此亦是日新，此日新亦是进步底””。此处所言“进步’。就是在“今有古之所无”的意义上说的。“我们此所谓进步，是就宇宙之富有说’＼6y。新类之出现，使宇宙“更为富有”，所以这种“日新’也是一种”进步’。 <br="">　　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谈到的“文学进化观念”之第一层意义。即为“损益底日新”。第二、四层意义，则接近冯友兰所说的“进退底日新”和‘‘变通底日新”，胡适说，“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周秦有周秦的文学，汉魏有汉魏的文学，唐有唐的文学，宋有宋的文学，元有元的文学。’这种变迁被胡适称作“文学进化观念的第一层教训”。至于第二层意义，胡适谈的是“每一类文学”的进化，即“每一类文学不是三年两载就可以发达完备的，须是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渐渐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位”。第三层意义是指每一类文学在进化过程中，总会留下前一个时代文学的“无用的纪念品’，胡适称之“遗形物”(vcsogca or rudjmmb)。第四层意义谈的是每一类文学的发展契机——需与别种文学相接触，“方才再继续有进步”。可见胡适所说的“文学进化观念”，其第二、三、四层意义，或谈发展趋势，或谈“遗形物”，或谈发展契机，均指同一类文学的进化，即同文体进化。第一层意义则属跨文体进化严。胡适跨文体进化思想的核心，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胡适坦言，“文学进化观念’的第一层意义，是与中国古人的主张有共同之处的：“古人如袁枚、焦循，多有能懂得此理的”。胡适并没有强调他的主张与袁枚、焦循有何不同。
　　胡适以戏剧为例，描绘了一类文体从起源到发展再到发达完备的过程。比如他认为中国戏剧从古代的“歌舞”一变而为戏优，再变而为杂戏，三变而为元杂剧，四变而为南戏、传奇。都算是“进步”。当然也有“退步”，如杂剧之变为南戏、传奇，在体裁一方面就“不如元代的谨严”。而其“进步”之处则在于，“因为体裁更自由，故于写生表情方面实在大有进步’，因此“可以算得是戏剧史的一种进化”。胡适此处谈到的“写生表情”，是他衡量文学体裁是否“进步”的重要标准。
　　胡适的理论体系至此出现了有趣的“自我解构’：如果一种体裁真的能做到“渐渐达到完全发达的地位”，那么“完全发达’之后呢?是继续“发达”，还是“衰落”?如果继续“发达”永无止境，那才是当时普遍接受的“进化论”的真谛。如果“始盛终衰”，那就又回到了顾炎武、王国维的观点之上了。假如一种文体能够日益“发达’，那么由唐诗而宋诗而元诗而明诗，就应该是越来越优秀。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换句话说，如果第一层意义“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说成立，那么第二层意义就不能是永无止论文联盟http://境地“发达’下去，而只能是盛极转衰。这是常识，胡适不可能意识不到。在谈第四层意义时，胡适对这一问题有所触及，“一种文学有时进化到一个地位，便停住不进步了，直到与别种文学相接触，有了比较，无形之中受了影响，或是有意的吸收别人的长处，方才再继续有进步”。
　　“停住不进步’的情况既然有，而“继续有进步’又依赖于艺术上的新变，况且新变后的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不是原来的文学了。正如白话新诗是文言诗“停住不进步”后又吸收了民间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长处之后，才有新的发展的。但这种新的白话诗，已不是原来的文言诗了。就其实质而言。胡适所说的带有“进步”色彩的“文学进化’，还是新变式进化一一不论是所谓的跨文体进化(诗一词一曲)，还是同文体进化(歌舞一一箱优一一t杂戏一杂剧一南戏)。而新变式进步强调的正是易峻所说的“文学之领土的随时扩大”。
　　1926年11月11日，胡适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题为《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的演讲，胡适说：
　　在文学方面，唐代出了一些真正伟大的诗人和几个优美的散文作家。但是没有史诗，没有戏曲，没有长篇小说，这一切都要在唐代以后很久才发展起来。最早的伟大戏曲出现是在十三世纪，伟大的长篇小说是十六、十七世纪。抒情的歌、戏曲、短篇故事、长篇小说，这种民间文学渐渐大量发达，构成近代中国文明历史最重要而有趣味的一章。”
　　这番话意在说明，近一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并没有“停滞不进步”。此处所说的“进步”，与他在跟哈丁谈话时所说的“唐朝的诗一变而为宋词，再变而为元明的曲，都是进步”一样，强调的都是“新类的出现”，是“今有古之所无”。这种“进步”，与梅光迪、吴宓等人所理解的“今胜于古”或“晚胜于前’是有区别的。
　　倘仔细分析胡适在答复朱经农的质疑时所表达的意见，我们可以归纳出胡适声0断文学作品之价值的基本原则。胡适十分强调文学作品相对于一般读者的可接受性，以及切近当下语言实际的“白话性”。可接受[生体现为一种民众的立场，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白话性体现为一种当代的立场。在胡适看来，只要具备以下任何一项条件的文学，就是“进步”的文学：(a)新文体的创造，发展与成熟，(b)既有文体的进一步发展成熟，(c)达意袭隋的创造陸与独特性，(d)达意表情的有效陸与可接受性(白话性)。依据(a)，胡适认为宋词比宙诗“进步”。依据(b)，他认为传奇变为话本是“进步”，依据(c)。他认为“南宋的陆、杨、范一派的自然诗，唐朝确没有”，所以是“进步”(亦是“今有古之所无”)，依据(d)，他认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确是好诗”，而满足(a)(b)或(c)的文学，一般都同时具备(d)”。在胡适这里。(a)、(d)是判定跨文体文学是否“进步”的标准，(b)、(c)是判定同文体文学是否“进步”的标准，但是，强调满足(a)或(c)的文学“进步”，并不意味着“新胜于旧”、“后优于前”，强调新文体在当下时代的独创性或表达手法上的创造陸，并不等于否定旧文体在过去时代的独创性。这里的“进步”，说到底，还是一种“代有所胜”的观点，
　　易峻将胡适文学进化观理解为“新陈代谢’、“后者兴而前者灭’，并不符合胡适文学进化观的实际。胡适并没有“词兴而诗灭，剧曲兴而词灭，至于白话兴而古文灭”这样的观点。否则胡适也不会在‘词兴的宋代”寻出“南宋陆、杨、范一派的自然诗”加以称道，也不会像胡先骗所批评的那样，“曾几何时，又改作旧诗，且谓惟旧体诗为能有风韵”’。可见，胡适对于新诗与旧诗、白话与文言的看法，既存在因言说场合和动机不同而产生的共时陸的差异。也存在因“吾识进矣”而导致的历时性的变化。
　　
　　二 “线性”之三种情形
　　
　　在胡适对文学史的叙述和概括中，存在着三种线性，梅光迪等人只看到取代式线性，若要全面理解和分析胡适的文学进化观，也要注意到其他形式的线性，比如特征式线性和新变式线性。如前所引，照塞维斯的说法，所谓“进化”，是指“沿着某种线性尺度的方向发展成进步的事物现象”，既云“线性’，难免让人想到直线性与曲线性。至于“文学进化‘，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它的直线性。
　　不论是直线性还是曲纷陸。都可以归结为连续性。当胡适将一部中国文学史描述为“古文学的末路史”和“白话文学的发达史”时，他显然是在进行一种连续性的描述，胡适所勾勒的文学史，不止表现为以上两条线，还有其他几组平行线，例如：(1)上层的文学史／下层的文学史(“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有两个趋势，可以说是双重的演变，双重的进化。双重的文学，两条路子。一个是上层的文学。一个是下层的文学”)”，(2)死文学／活文学(“旧日讲文学史的人，只看见了那死文学的一线相承，全不看见那死文学的同时还有一条‘活文学’的路线”)”。类似的说法还有：创造的文学／模仿的文学，贵族文学／老百姓的文学，等等。胡适的文学史体系中存在如下两个等式序列：白话文学’下层的文学’创造的文学’活文学，古文文学上层的文学’模仿的文学’死文学。
　　概括而言，线性(即连续性)之体现于文学史叙述中，大致有三种情形：(ⅱ)取代式线性，(2)特征式线性，(3)新变式线性。胡适的述史体系主要表现为后两种线性，也有时流露出第一种纷性，但这种线性在胡适那里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这一点他很清楚。
　　1　取代式线性。所谓取代式线性，即梅光迪曾经批评过的那种线性。梅光迪认为，胡适一派“提倡新文化者”所宣扬的就是这种线性：“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者”，“古文之后，当无骈体，白话之后，当无古文””。吴宓也批评过这种线性，他认为，“文学现象非必甲生乙，乙生丙，丙生了，以一定之次序，而递嬗循环者也，且所谓某派盛行之时，他派并非绝迹”。
　　胡适文学进化观中的确有这种线性，但它不是胡适文学进化观的全部。一，针对梅光迪的批评，胡适反驳道：“这种议论真是无的放矢。正为古文之后还有那背时的骈文，白话已兴之后还有那背时的骈文古文，所以有革命的必要。若‘古文之后无骈体，白话之后无古文’，那就用不着谁来提倡有意的革命了””。这说明，胡适是希望“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的，但胡适虽极厌恶那不曾绝迹的前派，却并不否认前派在后派既兴之后的客观存在。何况他也未曾断言，有意的革命，就一定能使前派“绝迹”，二，胡适既然将文学史描述为双重线性，这本身即证明，胡适并不认为“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者’，三。胡适在非论辩的情况下也曾谈到。“历史上的现象，总是一部分是进化的，一部分是老死不变的”。“白话文学的作家，和古文学的作家，很多都是同代的””。可见胡适已经注意到，取代式线性是不合乎史实的。
　　2　特征式线性。胡适根据语言载体的性质、作者的身份地位等。将文学史概括为几条平行线(白话文学／文言文学，上层文学／下层文学，创造的文学／模仿的文学；等)，这种述史模式体现出来的线性，便是特征式线性。这是依据某种标准，人为地归纳、排列出来的后设纷陸。
　　胡适将历代含有白话性质的作品挖掘出来，进而连缀成一条线索。当然，这条线上的各种文学现象之间，未必有文体或内容上的渊源关系。例如，“模仿的文学史”体现的就是一种特征式线性，胡适强调这条线性，是为了更好地批判“古文家’那种“规摹古人’的做法。他指出：
　　这种专重模仿的古典文学。不能代表二千五百年的文学变迁。他们走着一条很直的路，所表现的几乎完全相同，一点没有变化。①特征式线性凸显的，是不同文学现象之间在外部特征上的某种相似性。“模仿的文学史”强调的是“模仿性’，“白话文学史’强调的是“白话性”，强调这种历史的相似性。乃是为了论证某一特征的久已存在，以增强特定理论主张的说服力。
　　3，新变式线性。新变式线性即以“新变”为特征的绕陸，其实它也是一种特征式线性。胡适所说的文学演进过程中的论文联盟http://“岔路”和“曲线的进化”，就是指新变式纷陸。胡适说，“无论那个时代，都是一方面因袭着前一代一条直线的演进。同时一方面又有一个不同的曲线的进化。于是古乐府变为词为曲，又因曲太短不能发挥深长的情感，遂又产出套数。由套数变为戏曲，南曲，北曲，再进而有宋元明的小说。所谓真正的文学，却是要拿这条岔路来代表的””。
　　所谓“岔路”，即文学之新变。跨文体进化是新变，同文体进化也是新变。将所有文学史上的“岔路”单列出来，排成一条线，也就有了新变式线性，胡适后来所说的文学之“进步’，就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说的。这种线性强调的是一种创新合法性，新变式线性并不否认新旧文学类型的并存性。它只是主张用一种新的文学类型作为“一时代之文学’的代表。特征式线性强调的是新旧文学之“同’，新变式线性强调的则是新旧文学之“异’。
　　胡适很清楚，“凡文化都有他的惰性。都会自己保守自己的’”，“我的历史眼光使我相信文字是最守旧的东西，最难改革的一一比宗教还更守旧，还更难改革””。正因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如此，他才要“站到屋顶上去大声疾呼’一一他“看清了‘去腐’和‘革新’的必要’”。胡适的“历史眼光’显然会让他知道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让他知道文学的变迁决不是两条线索就能说清楚的事情，但他愿意去做这样的概括。他对历史的概括是服务于未来的，他要“去腐”和“革新”，他要实现以新代旧的目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呢?诚然，“有意的革命“可以加速新事物的产生和成长，以至成为一时代的潮流，但旧的事物并不会随之消亡。胡适作为一位优秀的学者，自然是明白这一点的。
　　虽然胡适关于文学变迁的线性描述，客观上体现为特征式线性和新变式线性，但他更愿意强调的，却是取代式线性。在他看来，如果“白话已兴”，还要那“背时的骈文古文”做什么?胡适并非不知道“创造的文学史’大于“白话文学史’。“白话性”的文学大于“白话文学’”，“上层的潮流”也并不尽是些“模仿的文学”，但胡适之所以坚持这种抛开“一切枝叶”、只认定“一个中心“的“文学工具革命论’，是为了再造新文明，以便在与反对阵营的论争中，造出一门“四十二生的大炮””。
　　
　　三 “代有所胜”与文学的“岔路”
　　
　　通常情况下，胡适是主张“新变式线性”和“特征式线性’的，当胡适在与友人论争时，他就特地强调“取代式线性”。至于“后优于前’，情况同样复杂。虽然“后优于前”是“进步”，但胡适所说的”进步’并不尽指‘后优于前’，它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例如“代有所胜’和“今有古之所无”。根据“进步”与“线性”呈现出来的多种情形，文学进化论可分广义、狭义两种。凡主张“后优于前”，且体现为取代式线性者，谓之狭义文学进化论，凡主张“代有所胜”或“今有古之所无”，且体现为特征式、新变式线性者，谓之广义文学进化论。梅光迪、吴宓、易峻等将胡适文学进化观做狭义解读，而实际情况不尽如此。
　　与传统的文学通变观一样，胡适文学进化观的精髓也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和“代有所胜”。在跨文体进化层面上，胡适并没有“今胜于古”或“后优于前“的提法，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胡适说，“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胡适此言意在批评当时一拨“文学大家”那种“下规姚曾，上师韩欧”的做法，他指出，“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
　　“历史进化之眼光”使胡适意识到，“古人之文学’未必“皆胜于今人也”，但他并没有说“今人之文学’一定胜过“古人之文学”。胡适的主张不过是“古人已造古人主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在“整理国故”时期，胡适的意见更能说明这一点。胡适认为，每一时代都有其“特殊文学”，评价该时代的文学时，要充分关注这种“特殊文学’：
　　故在文学方面，也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每一个时代。还他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文学的价值。不认明每一个时代的特殊文学，则多诬古人而多误令人。”
　　这里流露出的，显然是一种“代有所胜’的观念，而非“今胜于古”的观念。
　　胡适批评的“古’，是今之“古”，而非古之“古’。他所反对的，只是当时一批“古文家’那种“规摹古人”的做法”，而不是贬低乃至否定整个古文的价值。也就是说，胡适与刘勰、顾炎武、王国维等人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王国维看来，“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一观点可以视为胡适文学进化观的同调。所不同的只是，王国维在阐述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主张时，并不像后来的胡适那样，一再标榜其“历史进化之眼光’。也没有时刻将“进步’二字挂在口头。胡适的特别之处在于，前人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倡导文学新变，而胡适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一一文学新变即是“进步’。
　　其实与王国维的主张类似的说法起源很早。钱钟书《谈艺录》曾历引刘祁《归潜志》等十余家之说以为佐证”，至于同文体文学的变迁，王国维的主张可以称作”始盛终衰’说。王国维认为：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胡适关于同文体文学的进化思想，与王国维的上述观点相似。王国维所说的“遁而作他体”，即胡适所说的文学的“岔路”和“曲线的进化”；
　　其实照进化论来说，进化并不是一条直线通到底的，却是由这条路走不通了，在旁边另开出一条道路来，在这条另开的道上走的。才是真正的进化。难怪谷永说胡适乃是“生后于先生(即王国维)，而推先生之波澜者””，李长之也曾指出，王国维之“提出史的文学时代的观念，是后来文学革命的导火线””。
　　文学通变观与广义文学进化论的理论核心均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其同义表达式尚有“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焦循)等，王国维的贡献在于，他对中国古人已经注意到的文学通变现象做了很好的解释。“因为中国的旧观念总是以为今不如古、后不如前，所以在静安先生以前，虽然有人曾注意到此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自然演进之现象，但是却往往并不能言其所以然，甚至更有人不惜将这种演进的现象全部加以抹煞而不予承认，…，，0”除在王国维的基础上为“文学演进“增添了“进化’和“进步”的色彩外，胡适另有其他拓展和深化。王国维认为文学新变是由于“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王国维所论乃文学新变的原因，而胡适所论已涉及文学新变之具体途径。王国维说的是“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的前因，胡适则进一步指出“遁而作他体’的作法，胡造不但提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还指出了几条路向，比如民间化和西化等”。
　　不论是王国维的“始盛论文联盟http://终衰”说。还是胡适的“岔路’说，都容易给人“后者兴而前者亡”的错觉，“王静安《宋元戏曲史》序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谓某体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用意等于理堂，谓某体限于某朝，作者之多，即证作品之佳，则又买菜求益之见矣”，“夫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后继则须前仆””。钱钟书的这一意见，与梅光迪、吴宓等人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即都注意到了文学变迁现象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为鲁迅所说的“反复”和“羼杂”：“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胡适并未否认过文学变迁过程中的“反复”和“羼杂”现象。胡适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说，亦非如“物体之新陈代谢，后继则须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前仆”，他的意见是以新的“岔路”作为一时代文学的代表。
　　
　　四一个“错误的预测”
　　
　　对文学进化论的质疑。最有力的论文联盟http://莫过于对文学进化论所表现出来的“决定论”和“必然性”的质疑，如尼斯比特曾经注意到的，进步观念是令人困惑的和易招误解的。它用隐喻代替解释，假定了某种决定论或必然性一一在那必然之处，更多的是碰巧和偶然一一并且轻视具体事件和环境”。决定论、必然性，这是抽象的、标准的、狭义的文学进化论之特征，胡适的文学进化观果真如此绝对、生硬?当胡适以“代有所胜”来总结过去时，作为一种学术判断，胡适的意见总体上是可以成立的(尽管“代有所胜”的提法也有问题，容易造成文体遮蔽。比如词为宋代之“所胜”，但宋诗并非微不足道)；假如胡适将“代有所胜”视为一种规律和必然性，在此基础上作出“(白话)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的预测时，怀疑和反对的声音必然随之而至。
　　文学是否“必然进步”?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各有各的判断。梅光迪说，“文学进化。至难言者，西国各家(如英国十九世纪散文及文学评论大家韩士立hszli仕)，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其实，“吾国’之“迷信者’并非不知“文学进化”之“难言”，胡适一直十分谨慎地将他推演出来的必然性弱化为一种或然性：他一边说白话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一边坦承，“今日之文学与今后之文学究竟当为何物，则全系于吾辈之眼光识力与笔力，而非一二人所能逆料也’，“今后之文学之果出于此(白话文学)与否，则犹有待于今后文学家之实地证明””。
　　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演讲《国学概论》，据曹聚仁回忆，章先生以唐代史思明的诗为例戏谑白话诗时，“听众愉快极了，真所谓‘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白话诗的反对势力之强大，由此可见——这就是胡适的历史处境。面对当时社会的普遍怀疑，胡适坚定地坚持“尝试’的态度，他反复表白：“我们主张白话可以做诗，因为未经大家承认，只可说是一个假设的理论，我们这三年来，只是想把这个假设用来做种种实地实验——做五言诗，做七言诗，做严格的词，做极不整齐的长短句，做有韵诗，做无韵诗，做种种音节上的试验，……这是我们这班白话诗人的‘实验的精神”’”。现在看来，胡适关于白话文学的预测和尝试，并不像反对者曾经分析的那样“荒谬’。至少在过去的90年中，已被证明是一种建设性的意见。经过胡适等人的积极提倡，白话新诗终于大量涌现，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文体之一，这岂不恰恰实现了易峻所希望看到的“文学之领土的随时扩大”?虽然时至今日依然有“新诗”并未超越“旧诗’一类的否定意见一一由于胡适本不曾断言“新诗”必优于“古诗“、后必“优”于前，也就不必强求胡适承担本不应由他承担的责任。胡适的意见不过是，白话新诗、白话文学当能“代有所胜”。成为新的时代里“特长的文学”。即使胡适预测“错’了，仍然要肯定其“尝试”的意义。
　　在今天，学界对文学进化论的“谬误’之辨析，已经连篇累牍。具体到胡适这里，问题似非想象的那么简单。胡适“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作为一种广义文学进化论，其易于授人以柄之处，并非“进步观”，亦非“通变观”，而是“线性说”：取代式线性、特征式线性和新变式线性，这三种线性，第一种属五四新文学之合理陸争辩中的策略之言，第二种偏于求同，第三种意在述异。因此在描述错综纷繁的文学现象时，难免会有削足适履、删繁就简的情形。然而，也应该看到，面对反对阵营的激烈质疑，胡适创造性地发掘中国文学史内部的多重“线性”，并予以新颖、明晰的多角度阐发，为催生五四新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恰恰是胡适的独特贡献。
　　综上所述，胡适对“进化”语汇的套用，在事实上导致了对其观点的误解和评价上的偏差。“我们的词汇以及附着于其中的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我们是用建立在错误理论上的语言说话，我们就会犯下错误并使其长久存在。””“进化”之用于讨论文学变迁。在五四时期生机勃勃，却隐藏着某种*陷阱”。梅光迪、吴宓、易峻等(包括今天的我们)就是基于对“进化”语汇及其附着理论的理解，去领会和批评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的。我们已经意识到将“复线历史”做“单线”解释的流弊，在讨论胡适与文学进化论的关系时，也应尽量避免陷入我们试图解构的那种线性思维误区。如果将文学进化论的发生史。视为一种线性历史井予以进化论式的论述，将胡适视为这条理论线索上妥贴光滑、毫无个性的一环，却不重视胡适在使用、言说“进化”话语时的丰富性、复杂性、多维性，那么，对胡适文学进化观的描述，或不免有些简单化。如果攻其一点，而不能”察其余论”，将有可能低估胡适文学进化观的思想活力与理论弹性。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论文网首页\|会计论文\|管理论文\|计算机论文\|医药学\|经济学论文\|法学论文\|社会学论文\|文学论文\|教育论文\|理学论文\|工学论文\|艺术论文\|哲学论文\|文化论文\|外语论文\|论文格式

		用户注册设为首页
	您现在的位置：中国论文网 >> 文学论文 >> 现代文学论文 >> 正文	会员中心
汉语言文学论文古代文学论文新闻传播论文现代文学论文文学评论英美文学论文文学艺术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