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事例表明，无论是在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创作活动中，胡适都大力主张用白话写诗作文、反对用文言写诗作文。而胡适之所以倡导白话写作，反对文言写作，一方面固然如胡适自己所讲的，白话比文言更能“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15](155)但笔者认为这其中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胡适的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这是因为，文言与白话不仅是两种不同的言说方式，更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的体现。在《寄陈独秀》一文中，胡适表示，他对于陈独秀所主张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论文联盟http://均极赞同，[16](29)而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其目的在于开启民智、改造“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革新政 治[17](22)。这说明，胡适倡导白话的言说方式，其目的也在于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革新政治。
　　西方有位哲人说：“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说明语言与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密切相关。姜义华在《胡适学术文集总序》一文中说：“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人运思与构思的工具，……因此，鼓吹文学革命与白话文，实际上是在召唤士人们从远离经验世界转向接近经验世界，从旧的思想方式转向新的思想方式。”[18](1−2)另外，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普遍展开，也就是讲蕴含在这一运动里的‘非古’意识普遍的散播开。而‘非古’即所以为‘现代化’开路。所以，白话文运动也就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开路先锋。”[19](333−334)胡适倡导白话新文学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开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改造国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
　　
　　二、批判假文学，倡导真文学
　　
　　胡适文学思想中的人文关怀精神不仅表现在他批判摹仿古人、不能表情达意的死文学，倡导随时而变、善于表情达意的活文学；而且也表现在他批判说谎作伪、思力浅薄的假文学，倡导严谨写实、思力深沉的真文学。
　　胡适对说谎作伪、思力浅薄的假文学的批判，对严谨写实、思力深沉的真文学倡导，突出地表现在对“团圆迷信”的批判。在《文学进化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胡适指出：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结局。……这便是中国人的“团圆迷信”的绝妙代表。……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20](146−147)
　　在胡适看来，要想医治我国这种说谎作伪、思力浅薄的文学，就必须学习、借鉴西洋的文学。因为西洋文学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有极深密的悲剧观念，所以西洋文学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而这是中国文学所缺乏的。
　　说谎作伪、思力浅薄的现象不仅是中国小说、戏剧中的现象，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也没有！”[21](26)正是因为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说谎作伪、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的思想，所以中国文学中也会充满了说谎作伪、思力浅薄的假文学。
　　胡适的真文学思想，最早见于1915年2月11日的日记所载其友张子高对胡适的诗的评语，“足下‘叶香清不厌’之句，非置身林壑，而又能体验物趣者，决不能道出。诗贵有真，而真必由于体验”。[22](66)而胡适本人对这一评语颇为欣赏，这说明胡适很早就有了文学应该写真情实感的观念。在1916年4月17日的“日记”中，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有三大病，即“无病呻吟”“摹仿古人”“言之无物”。[23](81)胡适认为，古人已经作古，吾辈正须求新。这是胡适批判假文学思想的发展阶段。
　　1918年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消灭“假文学”和“死文学”。而要消灭“假文学”和“死文学”，就必须要创造有真价值、真生气、可以算作是文学的新文学来代替它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就会消灭。
　　胡适所批判过的假文学，除了在《文学进化与戏剧改良》一文中所提及的如《后石头记》《石头圆梦》《南桃花扇》《渔樵记》《烂柯山》《青衫泪》《说岳传》等，还有其他一些影响较大的小说，如《儿女英雄传》。 [12](1093)作者文铁仙“不但不肯写他家所以败落的原因，还要用全力描写一个理想的圆满的家庭。……文铁仙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面”。[12](1086)“一部《聊斋志异》里，说鬼谈狐，说仙谈佛，无非是要证明业报为实有，佛力为无边而已。”[24](1181)而《三国演义》，“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他们极力描写诸葛亮，……诸葛亮竟成一个祭风祭星，神机妙算的道士。他们又想写刘备的仁义，然而他们只能写一个庸懦无能的刘备。他们又想写一个神武的关羽，然而关羽竟成一个骄傲无谋的武夫”。[7](960)
　　对于严谨写实、思力深沉的真文学，胡适则予以了赞美。在《国语文学史》一书中，胡适通过对白话文学史的详细考证，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民间的白话文学是“那无数的小百姓的喜怒悲欢……还有那痴男怨女的欢肠热泪，征夫弃妇的生离死别，刀兵苛政的痛苦煎熬”的真实体现[25](22−23)，所以在二千年的文学史上，“能有一点生气，有一点人情味，全靠那无数的小百姓和那无数小百姓的代表平民文学在那里打底子”。[25](23)
　　此外，在《谈谈<诗经>》一文中，胡适也表达了他倡导真文学的思想，“诗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心有所感，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所谓‘诗言志’是也”。[26](453)正因为《诗经》不说谎、不作伪，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所以它成了“世界上最古的有价值的”文学。
　　胡适还详细考证、研究了一些重要的小说，揭示它们作为真文学的价值。如《水浒传》，胡适认为：“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6](704)
　　又如《红楼梦》，胡适这样评价它作为真文学的价值：
　　《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27](802)
　　胡适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是想赞美这部作品“老老实实的描写”，不说谎，不作伪，思力深沉，“写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是人对于人生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20](147)
　　基于对严谨写实、思力深沉的真文学的倡导，胡适对于高鹗补写的《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也给予了称赞：
　　高鹗补的四十回，……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了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他这部悲剧的补本，……居然打倒了后来无数的团圆《红楼梦》，居然替中国文学保存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27](810)
　　又如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因为这部作品对妇女问题富有人文关怀精神，所以胡适作了高度的评价，“三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大胆的提出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来作公平的讨论。……李汝珍，费了十几年的精力来提出这个极重大的问题。……他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28](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