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生 轨道
　　摘 要：20世纪前的中国新文学中存在着一股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小说创作流脉，即认为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构成的。本文从这一理论出发分析了徐訏《赌窟里的花魂》的主要人物，探讨了他们人生轨道形成的过程。
　　
　　20世纪前的中国新文学中存在着一股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小说创作流脉，对于多以行为情节来写人物的中国小说传统而言，这种专注于人物深层心理分析的作品，无疑代表着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因此可以说，弗氏对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的透视，为小说的创作开辟了另一个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
　　徐訏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无疑是逸出主流之外的边缘作家。他以其对艺术的执著创新和个性的坚守，创作出一批显示出独特价值和奇异光彩的作品。徐訏于1931年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学习时就接受了弗氏的精神分析学说，他认为：“现代的文艺、绘画、音乐、戏剧、电影，无论什么派别或标榜什么，都是或多或少间接受着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①后来，他甚至将弗氏与达尔文、马克思和巴普洛夫相提并论。“达尔文第一个从生物学上认识了人，马克思第一个从社会中认识了人，巴普洛夫第一个从生理学上认识了人，弗洛伊德第一个从心理学上认识了人”②。毋庸置疑，徐訏小说创作就是熟稔地使用精神分析学这一理论对人性进行着深入的追究和发掘。他在小说创作中注重编织奇幻迷人的美丽故事，注重悬念的设置和情调的渲染，他笔下的人物多为超凡脱俗流光溢彩的女性。
　　人性的本质应该表现为人的个体的本我欲求与社会群体的文明规范之间的矛盾统一。Www.11665.cOM社会的文明规范是人类在长期的碰撞冲突中建立起来的，其本质目的就是为了自身及群体的生存与发展，使之不至于像野兽一样弱肉强食导致灭绝。
　　《赌窟里的花魂》写于1939年，内容写的是“我”在赌场中与一位“花魂”相识、相爱，最终文明地分手并且成为好朋友的故事。文中的男主人“我”本是一个作家，为了写一部书，想多搜集些材料，出于“本我”的需求，走进了赌场。然而越赌越输，越输越赌，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想反本，然而反本又谈何容易，以致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文中的女主人公“花魂”年轻时就是一个伴她丈夫去赌的少奶奶，她曾经在家里同丈夫一起研究过赌博之技，但结果还是输，输完了动产和不动产后还负了一大笔债，无路可走，她就同丈夫一同至太湖里自杀，不巧的是她被一只载石子的船救起，从此她改名换姓又住在上海，每天出入于赌窟，以赌为生，并且还染了许多恶习，如抽吸鸦片、不修边幅等，正如文中对她的肖像描写：“这是一对浅蓝的眼白配二只无光的眼珠，有长的睫毛，但没有一点点油膏的痕迹。上面是自然细黑的眉毛；鼻子两边有排泄的油垢；面色苍白；嘴唇发干，像枯萎了的花瓣；头发很零乱；一件紫色条纹比她眼白稍蓝的蓝底旗袍，长袖的，露出细长的手，指上没有蔻丹的痕迹与指环等的饰物。中指食指与大指都发黄。这时正夹着半段纸烟。”这段话逼真地写出了一个落魄即将枯萎的“花魂”形象。此时文中的男女主人公均受性本能的驱使，各自按照自己的“快乐原则”行事，沉溺于赌博之中。
　　自从男主人公“我”与女主人公“花魂”在赌窟里相识之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接触，首先是女主人公“花魂”决定为男主人公反本，经过几次较量终于反了本还略有盈余，此后“花魂”劝告男主人公“我”戒赌，目的是怕“我”堕落。男主人公也劝告女主人公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首先要求她注意个人形象，要注意健康，注意修饰，注意照镜子；其次要戒掉毒瘾；再次要戒掉赌博。在男主人公的启发开导下，女主公“花魂”终于改变了以前的生活方式，首先到医院戒毒，然后注重自己的修饰打扮，正如文中所写“到她寓所去看她时，我已经不认识她，不但衣饰都已完全换过，而且脂粉也敷在面上，头发也早已烫修得异样焕发，牙齿在牙医地方洗净了”。的确有给人焕然一新、重新做人的感觉。这里写出了男女主人公各自都听从对方的劝告，一反常态，蜕变新生，对不符合社会文明规范的本我冲动实施压抑，按照社会文明规范的法律和道德行事。

　　男女主人公互相挽救初见成效之后，并未预示着故事的结束。两人由于频繁的接触，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男主人公自从挽救了女主人公后，心理非常愉快，觉得自己复活了一朵已枯的玫瑰，从此女主人公成了她的腻友，几乎没有一天不去看她。女主人公也逐渐地健康起来，焕发起来了，然而不巧的是三个月之后，男主人公因事回到香港，回到他的父母妻女身边。临走时留给女主人公三千元钱，希望她能够有一年的生活费用。然而女主人公需要的不仅仅是三千元的物质奖励，她更需要的是精神食粮，是感情安慰。此时，男主人公对她的这种心理需求已有察觉，陷入了两难境地，“娶了她吧，然而我早已结婚，而且有了孩子；把她当作情妇吧！我怎么可以有情妇呢？而且我还有家，家里对我的期望与自己的责任重大”。想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于是第二天就离开了上海直奔香港。此后每每想她，想给她写信，都怕提笔。当他再回到上海，在赌窑发现她时又是面色苍白，头发零乱，嘴唇发干，衣裳也不很整齐，抽着纸烟。也就是说女主人“花魂”又恢复了往日不修边幅、沉溺于赌博的原样。两人面对面在一家咖啡店进行交谈，从谈话中得知，女主人公之所以重操旧业，干起了赌博这一营生，正如她自己所讲：“我也是人，我在物质生活以外，还要有精神生活。”并且反问男主人公：“听着，听我说，你以为你的几千元钱就可以养我么？朋友，我看重的还是你的好心，但是你居然一封信都不给我，你要我在你的这点钱里生活，是不是？你的钱我为你留着。”从这些责问的话中可以看出：精神的安慰比金钱的施舍更有意义，慈善不能代替感情。然而男主人公“我”对“花魂”的思念之情也不绝如缕，他只好以记日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他之所以远离她就是因为要摆脱她的纠缠，走自己的人生轨道，然而这一切女主人公却一无所知，所以造成了女主人公“花魂”对男主人公的误会。最后真相终于大白，原因是女主人公“花魂”接到了“我”孩子点点和滴滴的来信，这一下女主人公恍然大悟，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从此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各自按照社会的文明规则，沿着自己的人生轨道向前走去。正如小说的结束所写：“马路是轨道，马路中还有电车的轨道；汽车走着一定的左右，红绿灯指挥着车马的轨道；行星有轨道，地球也有轨道；轨道、轨道，一层一层的轨道，这就是人生……依着空间的地理的轨道与时间的历史的轨道，大家从摇篮到坟墓。”
　　
　　① 徐訏：《个人的觉醒与民生自由》，台湾传记文演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页。转引自田建民：《欲望的阐释与理性的想象》，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第111页。
　　② 徐訏：《场边文学》，香港上海印书馆1971年版，第196页。转引自田建民：《欲望的阐释与理性的想象》，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