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杨绛; 张爱玲; 双性; 冲突; 消解
【论文摘要】：杨绛和张爱玲的作品是一种能使凡人心灵消闲共振的文化现实主义文学，她们在开拓人类精神世界时，关注了双性意识的一隅，她们对双性意识的理解与表述，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张爱玲强调一种双性的冲突，杨绛则着力化解这种冲突，而且杨绛的这种理性的话语特征表现了一种新的文化话语，它具备了改造从来就矛盾重重的"双性"文化的缺陷，显示了女性文学的明智。
杨绛与张爱玲都是上海沦陷时期名噪一时的女作家，她们的创作同时激活于40年代。然而在后世文人读者的评论中，杨绛曾一度成为文学史上遗忘的"孤岛"，很少有关于她的著述，其作品也是少人问津，即使有也只是一笔带过。而相反的，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研究却形成一门新的"张学"。私以为，当张爱玲以浓重的"传奇"色彩轰动文坛令世人惊叹不已时，杨绛则以平实、稳重的风格广被接纳，读者在她的文学世界中感受到了强烈的亲和力和幽默感。尽管两人其人其文都相去甚远，但她们对文学精神属向的探究所做出的贡献却是同样举足轻重的，她们在文学价值观上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具有明显相似的审美特征--敏于表现文化的现实，长于刻绘人性和摹写世态，文体丰富，亦俗亦雅。
其实，女性写作不论其创作主体之间有无影响，她们或多或少总会表现出女性写作或女性文学表达上的一些共相性：青睐带有人道意味的人类生存众生世相。张爱玲，一个带着贵族气质的女子在世俗生活中体验着人情冷暖，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杨绛，一个"灵动皎洁、清光照人"的女子，把人生当作艺术来研究，如领略风光，前后左右，里里外外打开来观照。wwW.11665.cOM两人都以凡俗人性观念建构了一个文学世界，这个世界与大时代、大历史、民族意识无关，它由男人与女人的恋爱、婚姻等故事构成，由生活的衣、食、住、行所构成。不过，她们相似却并非毫无二致。张爱玲执着地追求一种风雅脱俗的生存姿态，在她眼里，"生命是一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1]，她冷漠、犀利、悲凉，骨子里透着苛刻的铁石心肠。而杨绛，别是一种宽容、温厚、平易近人的女学者，有着海阔天空的胸襟，在宁静、恬淡中自然挥洒着机智与幽默。
在张爱玲看来，女性生活是在父系文化全面渗透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她们身遭百罪，从肉体到精神倍受迫害，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均受到压抑，处于被剥夺，被规定的从属地位，成为"被绣在屏风上的鸟"[2]。无论是《沉香屑：第一炉香》、《牛》，还是《心经》、《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女性的生命轨迹及其存在图景，都被安置于男性世界之中，女性的焦虑、困惑与变异，都同宗法父权文化下男性的存在状态有关。她们共同遭遇悲剧的命运，哀怨且不可饶恕，让人感觉到绝望。因此，她的作品中常常以两性关系为切入点，通过解剖女性来质疑男权，她强调的是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对男性权威的否定。《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可以说是最好的例子：她原是北方一家麻油店铺的女儿，她的兄长为了高攀富贵，把她嫁给了姜公馆的一个患有骨痨的人。她长期陪着没有生命的肉体，终于她用七年的青春熬死了丈夫和婆婆，在姜公馆中赢得了新的生存地位。然而此时的她已丧失了感情，丧失了自我，成为黄金的奴隶，她将对父权制社会的仇恨释放在子女身上，不择对象地用子女的幸福与生命来补偿自己的不幸。事实上，曹七巧的心理变异及人性扭曲正是由男权制度对女性的性压抑和性伤害所导致的，这说明了在男权社会里，男性意识对女性意识的蔑视和践踏，而对立的女性意识又往往以一种不寒而栗的性格分裂陈现在人们面前。
不同于张爱玲话语方式的杨绛，她的作品并没有明确的反对男性的意向。她既不屈从于男性权威话语，也不刻意女性中心言说，她似乎在寻找一种中性话语，消解双性之间的冲突。例如在《小阳春》里，俞斌夫妇原本是十分恩爱的一对，可是日子久了，俞太太疏忽了爱情需要时时保鲜，这引起了俞斌的困惑："一个女人，怎么做了太太便把其他都忘了？太太，便不复是情人，不复是朋友……"，他的"皮底下还流着青年的血"，他还有着"秋胡戏妻"的情调，但太太的怒斥给他淋了一头的冷水。在这样的情景下，胡小姐的黑目黑皮肤在俞斌看来则是"涵蕴着太阳的热……或者象一朵云，饱含着电"，他兴奋的整个人从"散文"变成了"诗"。乍看来，似乎一场好戏即将开场，然而，作者笔锋一转，让聪明的俞太太机灵地反省了自己并让丈夫适时的"退了烧"。这样危机被弥补和缓和了，作者又将一场一触即发的双性冲突风波平息了。《玉人》一篇则更别致：男主人公郝志杰在生活的重压下彷徨和苦闷，因此生出"玉人何处"的谵妄心态。不可质疑，那玉人曾几何时撩动过他年轻的心房，但是在现实生活里，作者让所有人看到玉人枚枚并不是大家所预想的风姿绰约，她不过是一个娇纵霸道的"猴儿屁屁"，小说中本应有的双性的冲突则在"玉人"的讽刺性中悄悄地消解了。还有《洗澡》，在许彦成、姚宓、杜丽琳的情感纠葛里，既有冲突有矛盾，也有可以矜守的平和的精神家园，他们既对自己负责，又对他人负责。无论是面对政治的攻击，还是自身本然的侵袭，他们始终守着一方属于自己的充满理趣与优柔的一隅，可以进，也可以退。
肖瓦尔特在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曾指出，妇女"被强求认识男性经历，因为它是作为人类的经历呈现在她们的面前的"，女性往往对"男权"的绝对仰视为常态。[3]杨绛的作品中没有反抗、背叛父系文化中心的策略，她似乎传递了一种双性关系中庸化的情绪，有时甚至是一种以男性文化为本位的一种策略。在作品中，我们读杨绛对亲人的感激与理解、感性与理性交融的散文，都可以深深地理解到她散文中所具有的一种男性智慧。在生活中，她总会无意识的一往情深地赞赏她的父亲，在钱钟书先生面前，她也安于"二把提琴手"的位置，牺牲自己的才学、时间和精力去成就钱钟书，可谓为默存而"默存"。在她心中，此生最大的幸运是与钱钟书结伴而行，而自己生平最大的杰作是女儿钱瑗。
杨绛是一个爱父母、爱丈夫、爱女儿的女人。她从小在平和而优雅的环境中长大，父亲曾是民国的官，后任《申报》的主笔，有江南才子之誉；母亲知书识礼，温和娴静、宽厚大方，爱读《红楼梦》之类。在这样幸福的家庭环境熏陶下，杨绛养成了酷爱读书的习惯，并拥有在她那个年代女性少有的一帆风顺的求学经历--从小一直读到研究生毕业，之后还有幸留学英国。在此后的人生旅途中，她与钱钟书结为夫妇，患难与共，甘苦备常，他们始终如一的亲密与默契，在与对方搀搀扶扶，磕磕绊绊走向人生的终极。而比杨绛小十来岁的张爱玲是在悲悲喜喜的境遇中度过自己的一生的。张爱玲出生身名门，可血管里的贵族血液并未给她带来什么幸福。一方面，父母婚姻的阴影，化为斑驳的记忆碎片嵌进张爱玲的心灵深处，牵制着她日后文学梦的编织。另一方面，她同胡兰成的荒凉恋情，几乎耗空了张爱玲全部的情感，后来与胡兰成断然决裂，又使得她终生尴尬、孤独。如果说杨绛温婉的出身和顺利的感情线使她很早的从妇女的重轭下解放出来，有种自由的人格，既不屈从于男性权威话语，也不刻意女性中心言说的话，那么，张爱玲复杂的家世与感情波折则为其创作中专好解剖女性、否定男性权威埋下了伏笔。
杨绛和张爱玲在开拓人类精神世界时饶有兴趣地关注双性意识的一隅，她们对双性意识的叙述，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但是，从哲学意义上说，双性和谐与双性冲突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它们普遍的存在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之中。大自然对于人类两性奇妙的创造，决定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矛盾，单纯的男性或女性生命文化都是无法维系整体世界的运转。作为真实的女性，她的自我应该既不同于依附于男性的女人态，也不同于咄咄逼人的女权主义。她应该把握好女性人生的全部品质：既要拥有保持完整人格的社会身份，又要作为自然人履行完美的人生义务，包括婚姻、家庭等角色；既要认同女人身份，又要超越女人身份。基于这点，杨绛的创作，实际上则是一种新的文化话语，它具备了改造从来就是矛盾重重的"双性"文化的缺陷，有助于奠定人类双性平等的基础，显示了女性文学的明智。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 《天才梦》[m]. 花城出版社. 1997.
[2] 谢理开. 《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j]. 龙岩师专学报, 2002(2).
[3] 张京缓主编.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