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悲凄  诗意  乡村叙事
　　论文摘要：针对近年来对迟子建创作的误读、指责，本文试图通过对其新世纪以来乡村叙事创作进行一个总体特点分析，阐释作家创作的内在机理及其所采取的民间立场，从而概括出其创作呈现出的“现实与审美的错位”的特点，为其辨正。
　　迟子建这个当代文坛耳熟能详的名字，单是她的故乡就如苏童所说具有先声夺人的魅力。出生于中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的迟子建，从小便在与自然的零距离的相融中体会童年的快乐，这种得天独厚的生命体验对于她成年以后的创作可以说产生着非比寻常的影响。于是我们看到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在乡村广阔大地上的一个辛勤的耕耘者，以“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 ，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 d坚守着自然、田园、诗意的表达。《北国一片苍茫》、《葫芦街头唱晚》、《荒原》、《逝川》、《亲亲土豆》、《雾月牛栏》、《孕妇和牛》、《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等一批八、九十年代的创作使她成为当代文坛一个独异的存在。直至新世纪的到来她仍然笔耕不辍，并多次获得各种奖项，成为产量较多且质量较高的作家之一。
　　对于迟子建创作及其特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作品所体现出的作家创作风格特点、蕴含其中的地域文化特点、以及与传统文化、萨满文化及其他诸种形式文化问的传承关系的研究上，还有对作家创作立场的评析……其中似乎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已经达成：那就是迟子建以其空灵与饱满的美感，融化进丰盈的地域文化特色，为我们呈现一个“生态和谐的爱与美的世界” ，最终抵达到她的彼岸——故乡与自然。wWW.11665.COm面对迟子建新世纪以来的创作，正面的评价多延续以前的观念，没有过多新的发现；相反倒是因为新世纪以来中同社会现实的迅猛发展，乡村社会的剧烈变动，使得批评家、研究者们已经不能满足于迟子建这种依然故我的乡土情感，于是出现诸多指责，批评她“撇开时代风潮以浪漫、朦胧的笔调表现诗意的乡村”，“这种乌托邦式的精神乡土，很大程度属于城市’属于知识阶层，是城市在现代语境下对农村的‘殖民’想象”，以及刻意回避对苦难现实的表现等等。笔者却不苟同这种看法。也许是迟子建一以贯之的美学风格迷惑了众多研究者，让他们在快餐多元的新世纪里无暇细读文本便妄自判断，只要抒情一些、诗意一些、美善一些就统统划归到田园一派，而不深究其中作家内心些微变化所引起的潜藏于文本中的诸多新因素，亦没有进行有效地“症候式“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本文正是通过考察作家在新世纪里人生经历与体验发生的重大变化，结合其新世纪以来创作的诸多文本的细读，一方面是对迟子建误读的一种辨正，同时也是来探讨其在新世纪乡村叙事上的特点。 
　　新世纪以来的迟子建，在经历人生重创后(失去爱人)，首先对于人生有了新的深痛体验，“命运就像一只很沉重的脚，我是一只可怜的蚂蚁。它踩了我一下。”这种艰难的时刻是写作“丰富、滋养、安慰”了她，“面对磨难的时候，她更热爱写作”④。更加热爱并执着于写作的迟子建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巨大的社会现实，即乡土中国的急速巨变，以及应对这种现实的文坛现状，破碎化的乡土世界。在很多作家笔下已经显现出来，那种日常化的、鸡鸣狗叫式的琐碎叙事在文坛泛滥，对此迟子建保有警惕。如何在保持自己~4sl,说纯粹的艺术性与审美性的追求的同时，展现出自己对时代、对现实、对人生的深痛体验，并将 自我的体验与对历史现实的认识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升华为艺术体验，呈现给读者一个较为清晰的美的艺术世界，而非那混沌芜杂的表象现实，从而感染、打动读者，这是作者在创作中积极思考并欲解决的问题。纵观《微风入林》、《酒鬼的鱼鹰》、《雪坝下的新娘》、《芳草在沼泽中》、《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采浆果的人》、《一匹马两个人》、《踏着月光的行板》、《花牛子的春天》等文本，我们看到作家创作上表现出的一种现实与审美的错位，笔者用“悲凄的诗意表达来阐释这种错位。 
　　我们将这个概括分为两个部分，后半部分“诗意表达”比较容易理解，这是对作家美学风格追求的一种概括。在迟子建获得澳大利亚 “悬念句子文学奖”这个重要奖项时，评委会对她作品的评语就是“具有诗的意蕴”，而她自己也认为这是对她小说艺术性最好的认可。可以说从八十年代创作至今，迟子建一直追求这种诗意表达。前半部分“悲凄的”则更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迟子建创作错位如何产生。这“悲凄”所要表达的正是迟子建创造的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构成的“差”，一种空白，一种意义，这种叙事的空白承接着对话的产生。迟子建在写作中抽空了一些道德伦理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表面化的范畴，使具有社会现实伦理范畴的概念的有效性迅速地丧失，这些意识形态符号被迟子建掩入了叙事的盲区成为话语的盲点，文本上自然形成一种巨大的现实与艺术的错位，使得人们相信迟子建终日迷醉于她的终极乡土中而躲避现实乡土的分裂。但是掩盖不等于消失，通过“悲凄”创造的对话机会，作者将大的悲悯情怀融人人物刻画中、情节叙述中，这是一种沉重悲情的氛围、一种凄凉苦痛的气息、一种充溢于文本、渗透入其叙述背景及字里行间的大悲悯的精神，这样的人类关怀意识，使得她与 20世纪三十年代的沈从文达到了精神上的相通。李锐在 《另一种纪念碑》中曾深切而尖锐地指出：“大概是因为沈先生盎然不绝的诗意吧……许多人把‘美化落后“诗化麻木’的批评放在他的名字上。”“这个世界上可有一个摆满了人头和尸体的‘世外桃源’吗?而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所有那些妓女、船工、士兵和农民们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一种深重到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底色上描绘出来的。”@这样，迟子建作品所具有的巨大现实力量，蕴藏于作品中的大悲痛便被诗意地传达出来了。痛而悯的精神经过作家诗意的艺术融化，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个饱含温情又现实无比的真挚故事。
　　迟子建 自己在创作谈中说过：“常有批评家善意地提醒我，对温暖的表达要节制，可在我眼里，对‘恶’和‘残忍’的表达要节制，而对温暖是不需要节制的。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讲，温暖代表着宗教的精神啊。”迟子建认为是很多人误解了“温暖”，“以为它的背后是简单的‘诗情画意’，其实不然。真正的温暖，是从苍凉和苦难中生成的! 能在浮华的人世间，拾取这一脉温暖，让我觉得生命还是灿烂的”④。
　　我们可以看到新世纪里的几乎每一部乡村叙事作品都展现了这种错位。在《一匹马两个人》中，作者借用古典白描的笔法传神地写出-x,／孤苦的乡村老年夫妇的至爱真情。老马、老头儿、老太婆，农具、粮食 、离家二十里的田地，构成了他们的全部生活内容。爱做梦的老太婆总喜欢在老马的车睡觉，老头儿总喜欢有老太婆的陪伴去二十里外的田地里干活，生命的一天就在这一来～去中一起度过，这就是他们的幸福生活。然而幸福毕竟是作者与读者的感知，他们平淡苦涩的日子更多充满的是不幸，老马老了，老头儿也老了，老太婆在一次去庄稼的路上，不知不觉中掉下马车死去了；他们唯一的儿子两次入狱，都是因为强奸罪，其犯罪动机是为了父母不再受人欺负。失去妻子的老头儿甚至已经没有体力来埋葬老伴儿了。这样苦难的现实中作家还是不放弃其温情的表达，给作品带来一抹人性人心的亮丽。 
　　在洪治纲慨叹中国作家 “同样也书写底层，同样也书写苦难，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却很少读到那种温暖的人性，很少读到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宽厚广袤和悲悯，也很少感受到那些人之为人的亲情、荣耀和梦想”时，我们看到迟子建书写底层 、书写苦难时，就透着温暖的人性。《踏着月光的行板》描写一对乡村夫妇，不过他们的生活空间已经转移到了繁华的都市中，他们是打工族中的一员。为了每个月的一次相见而欣喜不已，这几乎成为他们在外乡漂泊的精神和情感寄托，有了这份约定他们在城里受再多的苦、遭受再多的白眼也是值得的。于是在火车的交错中，他们完成了又一次“约定”：不对生活妥协，而是要乐观向上应对生活。作者要为我们呈现这些社会最底层打工者身上可贵的精神价值。 

　　乡村文化的衰落是作者无可回避的现实。迟子建也关注进城农民，但是同时她没有忘记那些因农民离土而落寞下来、荒凉下来的乡村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孤独的留守乡村的农民们。乡村世界已经渐渐“沙漠化”了，由于太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不仅土地荒芜了、家庭荒芜了、村一级的组织荒芜了、乡村文化荒芜了，最可怕的是人心也荒芜了。在小说《花斗i=子的春天》中作家描写了一个花痴型乡村青年的三次人生坎坷。第一次是由于他生性风流得名“花牛亡子”，父亲无奈之下带他进山伐树，这期间不小,被砸 ，丧失了生殖能力，从此变了一个人；第二次是村里通电给花车亡子带来了再次生活的勇气，开了磨房，勤劳能干的他很快出了名，但不幸的是花牛亡子的左手被电磨锯掉了，父亲伤心过度而死；第三次是花牛亡子全身心投入到帮忙照看邻居家刚出生的孩子身上，他是个没有母亲的孤儿 ，并最后因为这个孩子抓阄而当上了民间意义上的村长，出外打工的青年人都拜托他照看自己家里的媳妇，害怕真正的村长以权谋私，花牛亡子尽职尽责但还是出了事故，一个媳妇怀孕了，花牛亡子被春节回家过年的青年一顿暴打。他不知道自己即将来到的这个春天会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乡村中已经没有什么人真正理解他、关心他了。 
　　对于每个经历挫折不幸的人来说，人生总要继续前行，花41=子在失去了为男人、为人的基本生活能力后还要迎接以后的每一个春天；蒋百嫂失去身为矿工的丈夫后也要独 自面对黑夜；民间艺人失去他至爱的艺术后仍要为别人作画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酒鬼失去了他的鱼鹰(《酒鬼的鱼鹰》)，金井人失去了他们应该收获的庄稼(《采浆果的人》)……底层苦难中挣扎的乡村百姓抵抗不了现实带来的破坏力量 ，它总会在某一个时刻使人们失掉心爱的东西。
　　正是这些现实无力把握的苦难使得我们当前的作家普遍陷入了“苦难焦虑症”，他们善意的同情使之陷入了误区，误将现实世界与文学世界等同。其实我们清楚地知道文学现实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只有实现这种超越才能真正抵达人文情怀，于是我们就能理解只书写邮票大小故乡的福克纳所说的：“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 、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④唯有如此作家才算称职，而从这一点上来考量，迟子建已经算得上是个称职的作家了，她正是要在乡村中国的苦难现实中寻找那还依然能鼓舞人心的、令人振奋的、永未消失的令人感动的悲凄的诗意。正是这抹亮色让“最苦、最累、最穷”的农民还能继续生活下去，这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显而易见，对迟子建的误读 ，多是因为没有把握到其创作呈现出的这种错位而造成的。很多研究者从审美艺术角度来评判其思想意蕴，单看那景致、那温情、那洋溢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爱，她的创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如此繁热的今天，似乎有向后看，向后退的嫌疑，有反现代化的倾向。追踪迟子建悲凄而诗意书写的根源，则在于其所坚持的民间立场。这种立场对于乡村叙事来说尤为重要。从不以标榜“乡下人”tq居获得道德优越感的迟子建，却扎扎实实地写下北方乡村农民个体的精神困惑与浸润于黑土地上的淳朴温情 ，对于乡村文化弊端批判的同时，又怀有强烈的悲悯，只有设身处地作为生活于其中的一分子才能感受乡村生活的重量，于是北国走出的迟子建并未因冰雪而使人更加寒冷，反倒因其民间叙述中的温情给人带来暖意。不过，这样的暖意不再是单纯地给予，而是“写它时，心中充满了不易表达的深刻悲痛!” 
　　注　释
　　苏童：《跋：关于迟子建》，《微风入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第 209页。 
　　张懿红：《回归自然：迟子建的终极乡土》，《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 
　　张谦芬：{90年代以来乡村书写中的城市背影》《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4期。 
　　陆梅：《迟子建：面对磨难的时候，更热爱写作》，中华文苑网作 家访谈 。 
　　李锐：《另一种纪念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第 29、30、31页。 
　　迟子建 ：《锁在深处的蜜》，《北京文学》(精彩 阅读)，2008年第 1期。 
　　洪治刚：《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 第 l0期。 
　　刘保端等译：《美国作家论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