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现实话语权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当前进入了发展的关键阶段。一方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正在成为一种学术共识，逐渐进入主流研究的视野，成为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正在崛起的文化现象。但是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依然未能真正进入主流研究，学术的影响力较为有限。究其原因，有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范畴模糊，以及研究方法、研究梯队等方面的局限，更为重要的是，缺少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话语权的把握，即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引导力、影响力较为有限。
　　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成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就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开辟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研究的新视角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兴起，首先源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研究。以白润生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另辟蹊径，揭开了新闻历史研究新的一幕。这种研究的路径，既符合新闻传播研究的一般规律，也奠定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扎实基础。嗣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兴起，也是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研究为发端。历史的研究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整体研究发挥了“开山”之功。
　　历史的研究其实也是现实研究的一种方式。任何历史的梳理和思辨，绝不仅仅限于对历史本身的责任，即不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为最高目标。历史的真正价值，应该在于对现实的启示。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发展轨迹中，不仅展示着历史本身的样子，更是积淀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wWw.11665.com在历史所固有的传承秉性下，这些特点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现实中，将会依然保持顽强的惯性（延续性）。因此，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就是在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现实。这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支撑点。
　　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逐步厘清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范畴和基本概念。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研究之初，总会面临何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最基本概念之问。如果不能基本解决，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在学界奉献出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在内的一系列传播史成果之后，关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最基本概念就有了最初的轮廓。这使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同时催生并演变成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目前，关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最基本概念依然存在很大争议或朦胧之处。对此概念诠释的层次会有多个版本，但是，笔者觉得最核心的范畴是“少数民族语言媒介”。也许这可称为是“狭义”的定义。在当前的学术习惯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内涵较为广泛，既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媒介，也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和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事业。这就意味着，很多汉语媒介也被纳入其中（汉语媒介当然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平台，但并非最典型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形态）。这就极易造成研究范畴的泛化，不利于凸显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独特价值。
　　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应该成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核心。这不仅是因为少数民族语言媒介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代表作，而且其中最真实地体现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和现实状态。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凡起例”而言，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应当是最直接的关注面。从最严格的逻辑判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即是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就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特别是在地球村信息传播时代，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更加值得深思。它曾经在传播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但正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存在，如果是一种必然，那么，在各民族融合日益深刻的今天，它的存在是一种内在逻辑，还仅仅是国家民族政策的外在符号？它的传播到底具有多大的效果？它会拥有明天吗？撰写一部“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史”，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完成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还原，既是一种历史姿态，更是现实的需求。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的研究中，全面的梳理应逐渐向专项研究过渡。按照一般的逻辑，只有在地方传播史、媒介史、个案研究等基础研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就“通史”。但在实际研究中，却往往是先有“通史”，才有地方史和媒介史的拓展。这种研究模型，可能容易捕捉新闻传播史的经典历史“镜头”，具有全域眼光，但也会使历史的认识和判断失之偏颇。要全面开展少数民族地方新闻传播史的编撰。要集中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并促成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史的完成。要集中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媒介个案。要挖掘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理念、思想、编辑方针等传播的特殊性，最终实现由新闻传播历史向新闻传播理论的推进。
　　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争取现实话语权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影响力有限的最关键之处，在于这些研究尚未取得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的话语权。
　　历史的研究不仅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开山鼻祖”，而且在目前的研究成果系列中占据了主要份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历史的研究与现实之间自然会保持较大的距离。就总体格局而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对于现实问题的开拓远远落后于对历史的关照。
　　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研究的严重缺乏，可能还来源于一种深刻的心理障碍：对民族问题敏感性的“惧怕”。民族问题对国家发展、稳定的重要性、特殊性不言而喻，在民族问题上秉持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必要性亦无需多加论证，关于民族问题研究的严肃性、严谨性，也是学术研究的自在规范。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疏忽或回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研究的理由。白润生先生在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12月3日）中就直接批评了这种心态：“我还要指出，有少数同志存有畏难情绪，他们怕犯错误。有人说民族、宗教问题都是敏感问题，不敢触及这方面问题，怕违反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又怕研究成果没有地方发表，因为有些报社、期刊社、出版社的负责人怕因一篇文章的发表，一部书的出版丢了乌纱帽，很不值得。的确，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需要较高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尤其是要认真学习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并要有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是个禁区。我认为，研究无禁区，可是要做出研究结论，特别是出版发表的时候，要全面、慎重、严谨，反对片面、极端、草率，真正使研究成果有益于学术，也有益于国家和社会。”这里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不敢研究，怕有风险；一是担心研究成果不能发表，劳而无功。白先生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研究“无禁区”，只要“有益于学术，也有益于国家和社会”，就是学术成就。也许回避的理由是民族问题的所谓“敏感性”。实际上，“敏感”问题也往往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关键问题。如果连面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自信都不具备，何来学术研究的创新与突破，并对传播的现实给予引导呢？而对于成果的发表，实际上，涉及民族问题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恰恰因为具有跨学科的优势，兼具多学科特点，其发表的平台和媒介反而要比单个学科的成果发表途径更加广泛些。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要具有直接面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难题的勇气和能力。如果追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起源，就会发现，正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巨大特殊性，才激发了学术研究的动力。这种特殊性，不仅取决于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经济、地理和文化环境，而且取决于中国实行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国策。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性，决定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突出的政治色彩和传播内容的严谨性；少数民族语言被作为民族地区的通用语言，由此造就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或多语传播模型；少数民族文化和历史形态的特殊性，同时会形成传播方式的明显差异；由于面对的实际问题不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功能也与内地有较大区分。这些特殊性，就很难用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进行诠释，也很难加以引导。这正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诞生的土壤。如果没有面对这些特殊性的勇气和能力，那就失去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存在的必要性。
　　实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现实话语权，就要直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重大课题和现实难题展开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最直接的意义，就在于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规律的揭示和发展的指导。但是，受各种文化心理障碍的局限，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与现实脱节。在很多重大传播议题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思想力度。比如：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生存与发展；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双语传播体制；民族地区对外传播；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民族地区城镇与农牧区传播的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经营和产业化；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教育等。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重大事件面前，新闻传播学者应具有最敏锐的思想触角，并做出最及时的学术应对。在西藏“3·14事件”突发后，这个事件就立即演变成重大传播课题。新闻传播学者不仅要对相关传播做出积极评价，而且要最早觉悟其对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重大价值，提出具有前瞻性的传播策略应对。但整个新闻传播界特别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却对此应对迟缓，不能够及时发现传播缺陷，未能提供传播应对策略，错失国家对外传播战略机遇。这种学术研究上的滞后，拉大了学术与现实的距离感，降低了学术研究的现实影响力，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价值大大降低。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学术滞后并不局限于西藏“3·14事件”发生后的表现，它是整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生态的真实写照。
　　能否赢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现实话语权，关键在于对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和传播能力的研究。我们可能会激烈地批评少数民族地区媒体或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媒体的传播方式，但却不能忽视这些主流媒体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主体影响力。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少数民族地区主流媒体的传播方式不免僵硬，口号式传播语言盛行，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能力严重不足，对外传播则习惯于套用国内传播模式，城乡传播严重不平衡，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主流媒体传播能力的不足。而在特殊机制的保护下，少数民族地区的主流媒体并无经营和生计之忧，媒体创新动力缺失，客观上强化了已有传播传统的惯性，实际削弱了主流媒体的引导能力。任何激烈的指责并无意义，重要的是，需要以主流媒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研究在现实背景上提升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和传播能力的策略、方式，解析矛盾，寻找途径，设计策略，改进方式。
　　三、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现实问题研究：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关注对象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但是在当前情境下，笔者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媒介的研究，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媒介和以少数民族地区为传播对象的媒介。
　　在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略作观察，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特别是主流媒体的研究并不多。部分学者可能会觉得，如果以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研究对象，不会具有很大的“投入产出比”，而且具有较大的风险性。他们会认为，在现行的新闻传播体制下，大众传播媒介不可能有重大改观，传统的传播或宣传方式不会得到改变，比较生硬的宣传模式依然具有强大的惯性和市场，任何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将会以失望告终，研究的前景一点也不乐观。这种判断和逻辑，从表面看似乎很合理，但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误判。国家实施的严谨的民族宣传政策，并不包含保护僵硬传播模式的必然逻辑。 目前的民族新闻传播，特别是舆论引导中的被动、口号标签化等落后方式，正是由于尚未找到国家传播战略、政策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之间的良好结合点所致，这正是给予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和责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机遇，并能够抓住机遇，开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新天地。
　　我们会并不困难地发现，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媒介所承担的传播责任十分复杂和特殊。它们当然肩负着传播国家民族政策、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大使命，但问题就在于如何使这种传播与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相适应，并能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众传播媒介，实际上并没有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传播往往变成简单的宣传，政策图解成为基本的宣传格式，直白的口号代替了“事实”的客观叙述，媒体不太会用生动的事实宣传重大政治和社会、民生命题。于是，如何用先进的传播方式传达国家民族政策等重大议题，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媒介不可回避的难题。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多民族存在，大众媒介就面临跨文化传播的直接挑战，特别是语言文字的复杂选择。媒介到底应该用哪种语言文字满足不同受众的需要呢？用母语与受众对应的方式进行传播，是最简单的选择。但在创建了一批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后，却又面临受众分化和萎缩，媒介自身不具备经营能力的难题。在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下，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未来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在舆论引导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介谨慎有余，主动性不足，在面对重大社会事件（亦即重大新闻事件）面前，缺乏主动的应对姿态和技巧，错失传播良机，往往造成传播特别是对外传播的被动局面。而在舆论引导方式上，对国家层面的媒体和传播策略过度依赖，更多地是“照猫画虎”，亦步亦趋，缺少立足于当地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上的民族特色传播。这些状况，实际上集中显示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关键问题，并在大众传播媒介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

　　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大众传播媒介之内，具有学术研究的合理逻辑。任何研究都应具有明晰的研究范畴。特别是在某个研究领域的学术初创时期，相对集中的研究范畴是保证学术研究正确方向和路径的前提。如果将研究范畴无限扩大，看似学术天地广阔，实际上是在消磨研究的个性，终会坠入到似是而非，不能把自己与其他研究相区别，从而失去自我的境地。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媒介的关注，应该是少数新闻传播研究的第一阶梯，也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首先必须面对的难题。假如是绕过这个难题，漫无边际地游弋于文化的传播原野，固然会有收获，但总归是难以实现研究的直接突破，还有可能将自己与“文化研究”混同起来，终究难以脱颖而出。
　　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只有直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才能拥有现实话语权，并实现学术研究的真正自立
　　毫无疑问，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历史研究的光环之下，不能俯就于文化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巨大的翅翼，不能回避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困惑和矛盾，而要直面现实，直面大众媒介，保持与现实的“血脉畅通”，逐渐拥有话语权。
　　要与少数民族地区主流媒体保持直接的联系。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少数民族地区主流媒体集中反映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优势和主要问题。直面大众传媒，就是直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复杂现实。这种关联，不仅是将大众传媒作为研究对象，而且还要提供理论思路和传播策略，发挥学术研究的引导功能。
　　要敢于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传播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确聚集着很多重大社会、民族问题，并有可能突发为重大社会事件，对国家形象产生重大影响。类似于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这样的大的激烈社会震荡，往往也是新闻传播的历史机遇。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不仅要率先反应，而且还要深刻应对。要有在即时应对中捕捉话语权的勇气和智慧，也要保持对少数民族地区重大事件的舆论引导。重大传播事件应该被作为传播的典型案例，进行完整研究和解读，以此寻找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特殊规律、对策。要在重大传播事件的背景上，分析不同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特殊性，提供舆论引导的策略，引进符合民族地区特点的传播手段，加强民族地区舆论引导的先进性，并由此构建系统的舆论引导机制。要摈弃保守的信息封锁模式，确立开放而积极的传播策略，使大众传播媒介在民族地区重大事件传播中处于主动态势，从而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要不断提炼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殊理论命题和规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兴起，主要取决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并不构成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价值本身。一种学术研究角度的存在，仅仅是开辟了学术研究的空间和可能性，并不会必然保证学术研究的价值存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殊理论命题和规律，往往体现在国家政策和一般传播原理之间的融合深度上。政治的要求和传播的机制之间，总是会发生错位。大众媒介所承担的重大政治责任，就非常强调媒介的宣传功能，并由此带来宣传手法的多重惯性。而传播的固有规律则强调信息的传播，重视客观性，注重传播手法的多样化。虽然政治性并不会必然导致传播的口号化，但当政治性与传播规律发生冲突的时候，传播就会变成为以观念灌输为主的宣传，与传播的本质渐行渐远。这些问题显而易见，无法回避，关键并不在是否看到这些问题，而是如何在政治原则和传播并行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平衡”就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真正规律所在。仅仅是捍卫政治原则或传播秉性的作法，丝毫不具有现实的意义。
　　以少数民族语言媒介为核心关注对象。少数民族语言媒介最集中地体现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优势和难题，因而也成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核心选题。对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关注和研究，绝不能仅仅作为一种学术的外在象征符号，它存在的本身，就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直接标志。如果离开对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深入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就显得非常“轻浮”，失去根本。要吸纳更多的少数民族学者从事母语媒体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者，应具有驾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基本能力或“支撑能力”（例如：在研究团队中拥有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成员）。要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和现状，摸清家底，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他们的传播优势和难点，探究传播的规律，寻找解决难题的方法，并对未来发展进行战略设计。应集全国之力，编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史”，由此构成最严格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从而建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基础。要形成以民族语言为区别的跨区域（如藏语、蒙古语媒介就涉及）研究阵容，在各自的语言范畴中形成完整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