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关键词：话语 防 零度修辞 叙事模式 审莱跟离 感受力
　　论文摘要：“新写实”小说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种极端化反叛，它向人们展示“毛茸茸”的生活本色，不加雕饰，不加评判。对“新写实”小说进行话语分析，可以发现平庸的背后隐含着别样的深刻，它用一种全新的审美取向，在与社会人生的“零度”距离接触中，以所谓的平庸唤起了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力。
    一、日常话语和文学话语
    在俄国形式主义学派那里，“陌生化”是阻止人们在日常话语中沉睡的重要手段，它使得文学话语成为一个形式上自足的体系，并表现出对日常话语的排斥。之后的结构主义更使得文学问题变成了语言问题，语言是人类诗意的栖居之地。他们关心的是语词的组合、配置、修饰，关心的是语言能指的活跃。文学话语作为自主的符号，着重于能指，而日常话语是现实的投影，强调的是所指，这就使得二者疏离开来。毫无疑问，文学话语的殿堂是建立在日常话语的牢固根基上，但它的自在自足以至自我封闭使它常常表现出对日常话语的强烈的排斥和反抗，“陌生化”的追求使文学话语处在不断消解、重建的循环中。

    实际上，尽管“新写实”小说取消人为的痕迹实现“零度修辞”，它仍然不可能冲出语言的“牢笼”走向真实的现实世界。wwW.11665.cOm正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所阐释的那样，作家不可能绝对客观公正，叙述不可能真正退场，而“隐含的作者的感情和判断，正是伟大作品构成的材料 “新写实”小说本身也可以说就是叙述故事的一种文体形式。所谓的“零度修辞”并非绝对地没有修辞，“只能理解为叙述过程中主体的情感投人降到最低值，而不是绝对的作家消失和‘退出叙述”’闭。而语言的诗性功能也并非完全撤退，它只是对语言的实用目的做出一定的妥协，它仍旧是语言功能不可或缺的部分。
    但是，“新写实”小说的确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首先，它以“小型叙事”取代“宏大叙事”，以“小写”的人取代“大写”的人。传统小说的宏大叙事是通过对人民大众立场、重大主题、重大题材和英雄人物的强调而得以显现的，面对传统的叙事作品，读者深信作品所描述的文本后隐藏着 历史 的真实和生活的本质，而探究和认识叙事对象所隐含的本质意义才是阅读的真正目的。而“新写实”小说，不再去关心人的启蒙和解放的主题，不再反映重大题材和挖掘深刻意义，向我们展示的只是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其次，平面化的叙事模式。在“新写实”小说中，作者有意背离以前作品中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意义、象征和寓意，用“透明”的语言剔除了所谓的深度模式，使文学所从事的“终极关怀”回到语言的平面，而文本力图展现的也只是它的表层含义，读者无需追问言外之意、话外之音。而且在这种平淡如水的叙述中读者会真切地体会到一个凡夫俗子的生活方式，在感慨与无奈的同时，也可以把他们的感受力从业已麻木的生活中挽救出来。文学是可以超越生活，但文学又如何不能关注人的存在问题呢，凡俗之美是 现代 性审美或后现代性审美中重要的部分，它让人们在高雅之外享受到另一种情趣，可以说“新写实”小说在这种审美实践方面走在了前头。
　　三、审美距离与生存体验
    文学作品总是和审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审美功能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功能，现实主义作品还强调文学的认识功能和 教育 功能。无论是审美的、 政治 的、功利的，文学作品因不同角度的阐释使其意义得到绵延拓展。“新写实”小说却以平庸化的面目出现，只谈形式，不谈意义，只关心现象，不关心本质。它只展现芸芸众生的平凡生活，没有生动精彩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没有“大写”的人物。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反映了人类两种最基本的欲望:“食色，性也”;池莉《不谈爱情》、《烦恼人生》、《太阳出世》道出了恋爱、结婚、生子过程中不尽的烦恼;刘震云《单位》、《新兵连》、《一地鸡毛》等小说都展现的是日常生活的琐碎片断。在这些作品中，生活就是生活，没有形而上的意义。作者也并不表现出主观的感情和倾向，只是让读者看到什么，并不想向读者暗示什么。如果说，现实主义的作品是一面三棱镜，将阳光分解，向人们展现出它的七色本质，那么，“新写实”小说只是一面普普通通的镜子，它只反射阳光，人们所看见的也只是平面的原色的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写实”小说对意义的消解是从本质上，从触及灵魂的深度上，完成了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极端化反叛。
    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不仅有感性的描述，还有理性的思考，读者接受文本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知、受教化、获得审美愉悦的过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思考作品所揭示的关于生存、生命的哲理，关于历史的沧桑、现世的艰难、未来的憧憬，希望在阐释中走向意义的深处，主动地在所指和能指之间进行转换。这些是建立在文本所严格遵从的通过现象揭示本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上的，而“新写实”小说对此完全反叛，传统的接受模式因此也受到了巨大冲击。平面化的叙事，世俗化的内容，不企及意义的深度令这些使文本无意于制造“审美距离”，从而丧失了人们一向追求的那种美学韵味。平庸的文字展现平庸的生活，使读者无形中只流于表面化的庸常生活而不去想语言背后的因果。虽然文本的推进过程中，有许多场面或细节逃离了读者的视觉范围，有些事件并不知为何发生，事件间呈现出零散化状态，但是平庸的生活本身消解了原本可以产生的“空白”和“不确定性”。使得读者在面对这样的文本时难免只注意语言的确切所指，他们也无意去认真思考背后隐藏了什么。于是读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抑，因为作者强调小说里都是“原色”的生活，这种真实性意味着读者要相信、接受作者所写的一切，而面对这一切又不需思考为什么。因为“新写实”小说让我们去体验而不是去思考。
    我们无意于批判“新写实”小说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深度和韵味，也不愿掩饰它在某些方面令人不满的缺陷，不过说它教人容忍现实却并不是一种审美上的考虑，也没有认识到“新写实”小说所具有的现代性。当代大众文化的兴起给高雅文化重重一击，审美不再只是精英们的特权，平头百姓也一样有着他们特有的审美方式，“新写实”小说正是顺应了这种历史的潮流，以所谓的平庸走上了新的美学道路。在话语层面上从两点可以看出这种新的审美特质。一是语言落实在所指上，取消了能指的漂移;二是叙事话语以反升华的形式在场，只限于表层叙述，只涉及生活的表面。这样就必然使得对生活那种不变形的感受被布置在了小说的前景上，从而唤起了人们最直接的感性能力:关注当下，关注生存。凡尘之美绝不是超越性的虚构或形而上的提升，它以反升华的形式使人们体验生命，体验生活。
    在“新写实”小说的 艺术 空间里，文学取消了阐释的可能性，抹平了文本的深度关怀，然而在这种取消与抹平之中，在这种与社会人生的“零度”距离接触中，文学却以所谓的平庸实现了对人生的深刻感受。毕竟现代生活的假象丛生，遮蔽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应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生活，而文本与社会生活的“零度”距离给我们留下一个对日常生活进行近距离的审视、反思与批判的另类距离，这种距离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思考的广阔自由空间，在这个自由空间里，也许我们可以思考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