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关键词:钱钟书 《左传》 诗史 文学性
论文摘要:钱钟书先生在其《管锥编》中侧重挖掘《左传》的文学价值，本文旨在对其研究中关于“史”与“诗”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内涵进行阐释，着重探讨《左传》对后世文学理论，尤其是诗歌理论的深远影响。
钱钟书《管锥编·左传正义》首篇《杜预序》集中笔墨，广征博引，申说春秋笔法，独具只眼，探幽发微，给人以醒酬灌顶，甘露滋心之感。这里尤启我深思的是钱先生对“史”与“诗”辩证关系的揭集:“老生常谈曰‘六经皆史’旧‘诗史’，盖以诗当史，安知刘氏(刘知几)直视史如诗，求诗于史乎?惜其娃步即止，未能至远人深。 《六经》中《诗》与《春秋》的关系正是诗与史的关系，《左传》不乏诗、史互见之例，“以诗当史”的学术观在汉儒的经学思想中体现尤深。而“诗史”一词当如何解读?与“以诗当史”相反，刘氏“视史如诗，求诗于史”又应作何理解?从何而能“至远人深”?对这些问题钱先生点到即止，留予读者遐想的空间，其所涉范围也非常广泛，涵盖了经学、文学与史学的各个方面。就“春秋笔法”而言，除“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即所谓“春秋五例”的基本内涵外，实际是一名而三义，是融经法、史法和文法于一炉的综合体。经法指的是微言大义惩恶劝善的儒家道德传统，史法指的是秉笔直书沟通古今的史家实录精神，文法指的是精约简省余味曲包的运笔属辞方式。Www.11665.com钱先生《管锥编》非常注重发掘 历史 典籍中的文学价值，尤其赞赏左氏的“文法”，从《管锥编》中可窥见一斑。《左传》的属辞方式与叙事 艺术 对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他所说“顾此仅字句含蓄之工，左氏于文学中策勋树绩，尚有大于是者，尤足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则其记言是矣。笔者不揣浅陋，试就钱先生“史有诗心、文心之证”论之一二。
一、求“文”于“史”
宣公二年，晋灵公深恶赵宣子(赵盾)屡谏，使组魔杀之。宣子盛服而朝，尚早，坐而假寐，组魔退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遂触槐而死。这段精省的叙事，体察人微，曲尽人情。“盛服早朝”体现出宣子不失恭敬的容止态度，“和衣而寐”呼应“尚早”二字，更从侧面勾勒出一位为国操劳，为民请命，尽忠职守的国之栋梁形象。“退”是组魔由“所见”人“所想”表现于动作上的过渡字。设想一下，当组魔伏于角落看到宣子盛服早朝和衣而寐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刺杀时机已到，而是宣子在早朝无人的情况下，仍能严于律己，谨守法度容仪。此时他必然顿生崇敬，打消刺杀的念头，然而挣扎于“忠’川信”之间，却无从选择，只得以死殉义。左氏对组魔死前内心独白的展示好像是超越史家应有的权限，施展小说笔法，有人会话问:如组魔实有其语，死无旁证，孰能听之?若臆想揣度，为虚托之词，何言实录?钱先生在《管锥编·左传正义》这样评价道:“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相当然耳。又云:“史家追述真人实事，须每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情合理。”这正揭示了《左传》记言的特色，也是对其文学价值的发掘。虚构性(fictionality)，创造性(invention)，或者想像性(i-magination)，是文学的突出特征。无论是诗歌，戏剧还是小说，文学作品要处理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它有自己的存在方式。我们虽不能苛求一切以文学标准来衡量融文史哲于一身的上古典籍，尤其是《左传》这类以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著称的史学巨制，但不妨沿钱先生所指“向上一路”追溯去，用文学的眼光去审视左氏“想当然”的人物刻画，以诗性的智慧去体悟其“设身处地”的心理独白，那么这些有违实录精神的笔法，于腐儒经生的口诛笔伐之外，可以说是自立门户，另辟蹊径，为后世的文学思维埋下一粒创造发挥的种子，左氏的悬想代言也就俨然可以说是后世小说与院本中对话宾白的“椎轮草创”了。需要注意的是，在史家那里悬想代言须“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不能脱离实际，超越时代，作天马行空的胡乱联想。文学何尝不是如此?运笔者的想象之辞并非无稽之谈，它建立在人类共通的心理体验之上，接受者更需要有“同情”(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之心理，只有设身局中，方能体会作者笔下人情在理，曲尽人情的妙处。韩愈诗《李花赠张十一署》有“花不见桃惟见李”句，杨万里《江西道院集·读退之李花序》评道:“桃李岁岁同时并开，而退之有‘花不见桃惟见李’之句，殊不可解。因晚登壁落堂，望隔江桃李，桃皆暗而李独明，乃悟其妙。有了现实生活中这种视觉反差的亲身体验，方能领悟到韩昌黎李花诗的绝妙之处。
二、“史”蕴“诗”心
春秋笔法讲究“微”“晦”，《杜预序》解道:“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宋人吕祖谦盛赞左氏运笔，其《春秋左氏传说》论郑伯克段于郡云:“序郑庄公之事，极有笔力。写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见始言巫请于武公‘巫’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c47钱钟书先生对这种笔法也极为称赏，《管锥编·左传正义·阂公二年》引魏禧《日录》二编《杂说》:“如‘秦伯尤用孟明’，突然六字起句，……只一‘尤’字，读过便有五种意义:孟明之再败、孟明之终可用、秦伯之知人、时俗人之惊疑、君子之叹服。不待注释而自明，乃谓真简。”钱先生评道:“读者明眼，庶几不负作者苦心。作者省言用晦，言有尽而意有余;读者心领神会，举一事而反三隅，两者之间产生了共鸣。《禧公二十八年》又云:“子玉请战而曰‘请戏’，虽所以自示从容整暇，而自雄轻敌之情亦复隐约言外。此殆又刘知几所称左氏‘用晦’，寓骄兵必败之旨软《左传》用字之简实承《春秋》而来，用刘知几《史通·叙事》的话概括:“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虽发语已弹，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扣毛而辨骨，靓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大矣哉!”史笔“用晦”，于文法中亦可见。《文心雕龙·隐秀》篇之“隐”与“晦”可谓异曲同工:“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艾象之变互体，读之楹珠玉也。义生文外，余味曲包，方能使味之者无穷。后世论诗何尝不是如此?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认为辨于“味”方可言诗，醋止于酸，盐止于咸，醇美之味源于酸咸，又别于酸咸，此所谓“味外之味”。诗境亦然，源于文字，又出于文字，源于诗中之景，又高于诗中之景，读者须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充丰富诗境，此所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又云“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以全美为工”就是要创造包蕴佛老之心，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深远艺术境界。cs}杨万里在《诚斋集·颐蓄诗奠序》中也曾以“味”论诗:“曰尝食夫怡与茶乎?人之孰不怡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无苦哪知甜?怡茶二味，一币两面，虽享于甘怡，病于茶苦，又怎能将二者割裂，滞于一端?忆苦才能思甜，“苦尽方能胜其甘”，言此而即彼，蕴意于言外，此又味外之一味。又云“昔者暴公错苏公，而苏公刺之，今求其诗，无刺之之词，亦不见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从行，谁为此祸?’使暴公闻之:‘未尝指我也。’然非‘我’其谁哉?外不敢怒而其中魄死矣。《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探寻渊源，无论是《春秋》、《左传》的“微”、“晦”笔法，还是“余味曲包”、“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味外之味”诗法，皆出于《诗经》的比兴手法与讽喻传统，即所谓“言在此而义在彼”。杨万里《诚斋诗话》又云:“诗有句中无辞，而句外有其意者，《巷伯》(按:当为《何人斯)))之诗，苏公刺暴公之错己，而曰:‘二人同行，谁为此祸?’杜云:‘遣人向市赊香杭，唤妇出房亲自懊。’上言其力穷，故曰赊;下言其无使令，故曰亲。又:‘东归贫路自觉难，欲别上马身无力。’上有相干之意而不言，下有恋别之意而不忍。又，‘朋友日欢会，老夫今始知。’嘲其独遗己而不招也。又夏日不赴而云:‘野雪兴难乘’此不言热而反言之也。这种“味外之味”，“意在言外”，的诗歌美学特征与《诗三百》主张“主文而诵谏”，委婉含蓄的讽喻兴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杜预更用“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的解“兴”之义来解释《春秋》笔法中的“微而显”。正如杨万里所言:“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左氏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此《诗》与《春秋》纪事之妙也。可见史笔诗法乃同源一体。
三，“诗史”非“史”
史有诗心，包蕴文法，诗同样可以证史明史。老杜诗有“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新唐书·杜甫传》)的美誉。吴师道《吴礼部诗话》云:“杜老《兵车行》:‘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寻常读之不过以为漫语而已。更事之余，始知此语之信。盖赋敛之苛，贪暴之苦，非无访察之司，陈诉之令，而言之未必见理，或反得害。不然，虽幸复伸，而异时疾怒报复之祸尤酷，此民之所以不敢言也。‘虽’字‘敢’字，曲尽事情。老杜以诗纪史，“一字寓褒贬”的诗歌精神，实承《春秋》而来，受其先祖杜预的影响也颇深。诗歌这种“惩恶劝善”的功能作用，在以《诗三百》为发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