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关键词：陀斯妥耶夫斯基　文学创作　苦难与追求　宗教观念
　　论文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学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作家。他特别倾重于表现苦难及苦难之中人的追求与犯罪，并力求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宗教信仰。他的创作尤其是代表作《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都贯穿着浓厚的宗教思想，往往触及人的灵魂深处，陀氏是一位拷问人类灵魂的大师。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堪与托尔斯泰并称的伟大作家，“是被托尔斯泰高峰挡住的更高峰”(法国纪德语)，其思想的深刻性，其 艺术 洞察力和表现力的震撼人心，其对世界文学产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在俄国文学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他注重从信仰和灵魂的角度思考问题，更使他的作品达到了空前的心灵震撼和人性的深度。鲁迅先生评价他是“一位拷问人类灵魂的残酷天才”。
　　陀氏一生创作中，相当一些作品都倾重于表现苦难。这种苦难情结一方面缘自于俄罗斯民族 历史 的灾难和不幸以及对这种苦难的深层的民族意识，优秀的俄罗斯民族诗人唱出的总是忧郁和感伤的咏叹。另一方面缘自于他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他的父亲是莫斯科一家贫民 医院 的医生，父亲那因生活艰难而紧锁的眉头和那些穷苦病人因付不起药费而苍白的脸色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的出生地是古老莫斯科最凄苦的地区之一，这里曾是一片墓地，“埋葬在这里的人多是一些被社会抛弃的人：流浪汉、自杀者、罪犯以及无人认尸的被杀者。”这一切几乎让人相信作者对苦难问题的关注是与生俱来的。www.11665.Com尼·别尔嘉耶夫说：“苦难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中心。”
　　陀氏的作品主要从两个层面表现了苦难：一类是物质层面的苦难。自处女兼成名作《穷人》开始，就对“贫苦和苦难抱有一种极其深厚并充满热忱的同情”。《穷人》中小公务员杰弗什金和他深爱的姑娘瓦莲卡都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同病相怜，贫穷使他们元计以施，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双重人格》中的小公务员高略德金，因曾经失业而潦倒，极怕再堕入此境，因而性格懦弱，胆小怕事，成为庸人，从而导致了分裂的“双重人格”。《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也都展现了穷困潦倒家庭的不幸和苦难。《罪与罚》中穷官僚马拉美多夫一家的悲剧让人心寒，马拉美多夫本是小公务员，秉性善良却缺乏在险恶人世生存的能力，被辞退后无力养家，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身陷火坑，妻儿贫病无医，自己沉沦小酒馆，终至横死街头。其妻卡捷琳娜原受过良好的 教育 ，嫁给他后陷入贫穷，最后也是卖艺乞讨，吐血惨死。大学生拉斯柯尔尼柯夫一家在困顿中竭力想保持原有的体面，结果却陷入更惨的境地，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妹妹也受尽屈辱。《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写了退伍上尉斯穆罗夫的不幸，他被德米特里揪住胡子，公开从酒馆拉到广场上，受尽污辱，但又不能接受决斗的挑战。他家有没腿的疯妻，缺腿的驼背女儿，还有上过高校却因贫穷而无力回彼得堡找工作的女儿，另有读小学的九岁儿子，如果他决斗而死或残废，这个家怎么办?他只有忍气吞声，只有在贫病中等待死亡。二类是精神层面的苦难。这类作品更为广泛，而且这种苦难比物质苦难更为深重，“陀氏一生都关注着现实的苦难，但他更加关注的却是人类灵魂的苦难。他的作品总是在人的内心深处展开，在人的灵魂空间、精神世界中展开。”《穷人》中的杰弗什金深感生活的不公正、不合理，但不能改变和抗争，秉性软弱，稍受打击就失去自信，面对失去了心爱恋人的冰冷世界，他只能对天哀号。《双重人格》中的高略德金对幻化中性格迥异、面貌相同的小高略德金，既害怕又向往，既觉得这种品性不可取，不道德，又在意识深处觉得是他性格中缺少而心神向往的，在矛盾困惑的心态下，他找不到出路，最后导致疯狂。“双重人格”的主题，是后来创作尤其是一些长篇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旋律，他创作的一系列“小人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幻想家”等，都明显表现了人物的精神苦难。也许正是重重的精神痛苦和压力，使他们无法承受生命之重，因而导致性格分裂或精神变态。那些罹受物质苦难者，如拉斯柯尔尼柯夫、马拉美多夫、斯穆罗夫等，他们内心没有片刻安宁，饱受着痛苦的折磨，如拉斯柯尔尼柯夫就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不想成为一个“平凡的人”而要做一个“不凡的人”。但当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杀人之后，又自惭形秽，经受着良心的折磨，在亲友和社会中感到孤独。他痛苦地对索尼娅说：“你会走到这样一条界线：不跨过去——你会不幸，而跨过去——也许会更不幸”在实施谋略已久的行动后，他的痛苦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为沉重，所以他一直承受着心灵的煎熬。最后只有用肉体的惩罚来换取心灵的平静，他自首了。那些邪恶人物在物质层面虽无苦难，但他们仍不免有无穷的精神失落，这些人往往欲壑难填，荒淫无度，缺乏信仰，因而陷入精神的痛苦深渊，象卢仁、斯维里加洛夫、老卡拉马佐夫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些无耻之徒终以自杀、精神失常或被人杀死而结束。就是如索尼娅、杜尼亚、阿寥沙等那些具有基督崇高奉献精神的人，同样也经受了物质的、精神的苦难。可见苦难是无法回避而又深重的，那么，解救苦难的途径是什么?
　　苦难是深重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没有让人感到消沉，而是力求寻找解决苦难之途。他用作品表现了人的奋争和努力。既使是早期描写的“小人物”，虽然地位低微，精神痛苦，但仍能不满于现实，力求改变命运。只不过他们的追求，限于历史、个人诸原因，一时无法实现。他们只有回归到精神领域，因而产生精神的痛苦和分裂。最突出的是《罪与罚》中的青年大学生拉斯柯尔尼柯夫不肯屈从于命运，坚持同苦难作斗争，他要成为拿破仑式的“不凡的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父子兄弟，善也罢恶也好，但各有各的追求奋斗。

　　人，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生存的基础和价值就是要追求和抗争。可以说，表现人的追求和抗争精神是西方文化精神在文学中的体现，是西方文学传统精神的继承和 发展 ，在古希腊文学中，就可领略到阿喀琉斯、俄狄浦斯们敢于与命运抗争的风貌，这些英雄们执着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肯定，他们虽因“命运”的重负而深感行动的艰难，却从未放弃行动的权利，反抗命运的捉弄。文艺复兴随着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重新认识和肯定，文学中诸如高康大、唐吉诃德之类的战斗不息，具有“巨人”风采的形象不断出现。启蒙主义时期，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更颂扬和 总结 了西方资产阶级永不满足、勇于探索、不断进取的崇高精神品格。20世纪，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但就是打不败他”的“硬汉子”桑地亚哥，都是西方文学中奋斗抗争的代表。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往往也不乏这种奋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常常站在宗教的、道德的角度来思考和表现。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具有追求精神的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背离宗教道德和信仰的人。这类人在追求，但他们追求的是荒淫、无耻的情欲满足，这些人没有信仰，缺乏宽恕仁爱的精神，因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不择手段，是邪恶的化身。《罪与罚》中的市侩卢仁、人面兽心的斯维里加洛夫就是如此。卢仁阴险狡诈，满肚花花肠子，为了获得房地产高额利润，竟把成百上万的贫民从祖祖辈辈的居住地赶出来，逼得他们啼饥号寒，流离失所。在马拉美多夫的丧宴上，他动机恶毒，将一百卢布塞进索尼娅的口袋，然后贼喊捉贼，诬陷索尼娅是小偷。目的是为了满足其虐待欲。他玩腻了花街柳巷的妓女，又心血来潮，跑上门去向少女杜尼亚求婚，他的求婚却像做买卖一样，进门就大谈婚事的价钱，用侮辱性的言论来羞辱少女及其贫穷的家庭，他的卑鄙无耻令人发指。老卡拉马佐夫是恶的化身，他集贵族地主的没落、腐朽、昏愦与资产阶级暴发户的自私、冷酷、堕落于一身，道德沦丧，狠毒残暴，是个十足的畸形、病态的恶魔。作为家长，却几乎丧失了作为丈夫与父亲的基本职能。他置三个亲生儿子和一个私生子于不顾，其儿女是在老仆人夫妇照顾中才得以长大。老卡拉马佐夫身上的人性已被恶魔般的兽性所吞噬，人间的温情与爱也被他远远抛在身后。他的作为还对家庭成员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其后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大多显现出醉生梦死，贪图享乐，残忍冷酷，疯狂无耻。私生子斯麦尔佳柯夫无疑是恶的化身，他利用卡拉马佐夫家父子兄弟间的不和，冷酷地谋杀了亲父，然后嫁祸于同父异母的兄弟德米特里。对于自己的存在，他曾对玛丽亚说：“只要能不生到这世上来，我甚至情愿在娘肚皮里就杀死我自己的。”不难看出他的恶之深。陀氏对这些人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们最后都不得善果，卢仁害人却害已，身败名裂；斯维里加洛夫开枪自杀而死；老卡拉马佐夫被私生子杀死；斯麦尔佳科夫自杀身亡。不信上帝，傲慢虚荣，爱过舒适生活，在气质上最象老卡拉马佐夫的精神弑父者伊凡，结局是精神失常。
　　第二类是追求广博仁慈的爱，具有宗教信仰的人物。这些人为他人而活着，他们可以牺牲自己奉献一切，有着崇高的基督精神。虽历经苦难，但苦难使其神圣、崇高。他们以宽厚和爱感化世人社会。陀氏将他们当作膜拜和赞美的对象。杰弗什金、索尼娅、杜尼娅、伊廖沙、佐西马长老等人是代表。杰弗什金是陀氏塑造的第一个“美好的人”。他有着高尚的行为，磊落的襟怀，无私的爱情和完美的内在品德。尽管因为极度的贫穷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当他遇到了美丽、善良而又受尽了欺凌与侮辱的少女瓦连卡时，就决心用微薄的薪水救济她，要做她的忠实保护者。假如不是杰弗什金及时帮助她跳出火坑的话，这个美丽善良的少女恐怕早就毁灭了。索尼娅在饥饿和凌辱中长大，承受了人间所有的痛苦，她有着感人的牺牲精神。她不会愤懑，不会哀叫，不会怨天尤人，甚至不会保护自己，她能理解、宽恕一切人，顽强地活在屈辱和损害之中，她心中抵挡不幸和耻辱的唯一支柱就是上帝。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内心极度痛苦的时候，是从索尼娅那里得到了精神的启迪。在她面前“忽然倏地跪下，伏在地板上吻她的脚”，因为她有“伟大的受苦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感召，拉斯柯尔尼科夫才决定去自首，获得了“再生的幸福”。出身贫寒的杜尼雅同样具有牺牲精神，为了哥哥上学和良好的前途，她打算嫁给她并不喜欢但却有钱有势的卢仁。在这些善良的女性身上，让人感受到了圣母的光辉和基督的爱。伊廖沙则是一个被修道院培养出来的模范而圣洁的信徒形象。从一开始，便走上了一条和兄长们完全不同的人性发展之路。在小说开篇“作者的话”里，陀氏把阿辽沙称为作品的主角。无疑，他是被作为一个理想的人来描绘的。从小跟随圣者左西马长老学习教义的阿辽沙，就好像上帝的信徒，在他身上体现了耶稣所具有的一切优良品质，他的灵魂中只有善而没有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神性光辉的照耀下，他本性中的恶被完全遏制了，善被充分地展示出来。从不记得别人给他的委屈，也从不去批判他人。他是仁爱的化身，他幻想着通过爱，消除人类的苦难，实现人类的团结和谐，达成自由与幸福。他是如此的童贞可爱，圣洁不染，在他的头上笼罩着一道炫目的灵光圈，让人不得不抬头仰视。如果说斯麦尔佳科夫是魔鬼的化身的话，那么阿辽沙便是上帝的信徒，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神性的光辉。

　　第三类是具有不懈的追求精神，却在恶中迷失了本性和方向的人物。这些人最终心灵的善战胜了恶，成了精神的“复活者”。拉斯柯尔尼柯夫有才华有追求，他不甘平庸，他苦思冥想的理论结果是：世界分为“不凡的人”和“平凡的人”两类，平凡的人必须俯首帖耳，任人宰割，不敢触犯 法律 ，而不凡的人则可以骄横恣肆，为所欲为，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在此理论的指导下，为了实现人生的目标，他挥斧砍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无辜的妹妹。然而他毕竟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在读大学时，曾帮助过一个患病的穷同学，维持他的生活达半年之久，该同学病故后，他又负责照料其老父。他还从一座失火的房子里救出过两个孩子。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又倾其所有，为马拉美多夫料理丧事。杀人后，良心和理智在他身上激烈交战，使他心灵无法安宁。引导他犯罪的是人性的恶和恨，而让他“复活”的则是爱。因为爱，他才心甘情愿去受难。“爱，使他们复活了，一个人的心里装着另一个人的心田的取之不尽的生命的源泉。”德米特里有着强烈的追求欲望，为此他可以不顾一切，他奉行的生活信条便是：哪怕天塌下来，也得等我完了之后再说。他性情暴虐，生活放荡，曾乘人之危逼卡捷琳娜就范，接受他的求婚。不久后又爱上了格鲁申卡，为争夺这个女人以及家产而一再扬言要杀死父亲。在他身上充满了动物般冷酷无情的恶之本能。但他身上表现出的恶却是小恶，如缺乏理性、意志薄弱等，所以他只有杀父的企图或者说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却未见真正行动。在打倒了老仆人格里戈里并误以为杀死了他之后，他开始了对自己的惩罚，他给自己写下了判决书：“我惩罚我自己，并惩罚我自己的一生。”他准备用手枪自杀，他为过去的行为深深忏悔：“主，尽管我这么无法无天，把我接受下来吧，千万不要裁判我。不加裁判，就放过我吧。……不要裁判我，因为我自己裁判了自己，不要裁判我，因为我爱你，主啊!我是个下贱的人，但是我爱你。就是你把我送进地狱，我在那里也仍旧会爱你，我会从那里大声呼喊，说我永生永世地爱你”。他没有弑父，但愿接受罪名和惩罚“我承受一切背着罪名公开受辱的苦难，我愿意受苦，我将通过受苦来洗净自己!”。他人性中的善的一面开始复苏了，最终由一个心中充满恶的放荡不羁的破坏者转变成了一个勇于忏悔自己罪过的基督教徒，他获得了新生。
　　在苦难中抗争，在抗争中迷茫。那么，用什么来拯救人的灵魂?陀氏的答案是：宗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宗教则是贯穿其创作的一个基本观念。他的宗教思想有着深刻的个人和社会的基础，产生于作家本身独特的经验和俄罗斯文化深厚的背景之下。陀氏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西伯利亚的十年苦役使他彻底放弃了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转向对上帝、对苦难的崇拜。基督教思想深深地影响和支配了他的创作尤其是后半生的创作。前面我们分析了它的作品偏重于表现苦难，这恰恰是其宗教观念的必然，基督教的原罪与苦难理论以及自身长期苦难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深处产生了浓厚的负罪意识和对痛苦的崇拜，甚至可以说近于一种受虐快感。他相信，只有在痛苦中人才能获得拯救。人基于对自己的屈辱，自己的无能与无权，而后产生对上帝的服从，祈求上帝的宽恕与惠赐。归根结底，通过自觉地忍受苦难，屈从于上帝，以获得痛苦的满足与自我的肯定。苦难是不幸的，但文学不应回避苦难，因为它是现实中的客观存在，用伊凡幻觉中的绅士的话说“痛苦就是生活，如果没有痛苦，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苦难并非坏事，苦难意识是人类摆脱苦难的第一步，如果人意识或感觉不到苦难他是根本不可能设法去解除它的，更何况苦难使苦难者更显崇高，使人的精神更显坚强，使信仰更显光辉和迫切。如果这世界一切都是那么完善美好，人类还要上帝干什么?
　　人是不会屈从于现状而要奋争的，但在奋争中往往有不少人走向了不择手段的犯罪之路。陀氏的小说中就存在众多的犯罪问题。c．阿斯科尔多夫曾这样评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犯罪是生活所提出的一个宗教伦理问题。惩罚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形式。所以两者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基本主题。”的确，陀氏的著名作品如《死屋手记》、《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无不表现犯罪，这是基督教原罪思想的体现，陀氏在作品中思考犯罪的根源，寻找解决的途径。在他看来，产生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宗教信仰，根除犯罪的途径，还要依靠宗教信仰。是宗教的力量最终使杀了人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柯夫和行为不的德米特里承认犯罪，接受惩罚，精神重新复活。在陀氏的作品里常常会涉及宗教信仰问题，《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卡西马长老的宗教讨论占了相当的篇幅，作品的结尾更具宗教布道的意味。在不幸夭折的伊柳沙的葬礼上，12个伊柳沙的小学同学在聆听阿瘳沙的充满深情和爱的演说：“孩子们啊，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要害怕生活!如果你做了什么高尚、正义的事，那生活显得多么美好啊!”显然这个结局意味深长，阿廖沙是耶稣基督的象征，12个男孩象征着12信徒，天真的孩童象征着人类的未来。充满仁慈和爱的世界就一定是一个没有犯罪，圣洁、美好、欢乐的世界。
　　如何确定和惩戒犯罪?陀氏在其作品中也给了我们一个宗教的回答。《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描写了犯罪，但两部作品都异曲同工地说明法律很难有力地确定和惩治犯罪。拉斯柯尔尼柯夫杀了人，但警察根本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他杀了人，后来油漆匠尼古拉主动承认是他杀了高利贷老太婆姐妹，他完全可以逍遥法外。相反，德米特里没有杀父，而法律却有充分证据表明系他所为，真正的凶手斯麦尔佳柯夫倒是无罪，在法庭上就出现了可笑的场景，检察官以精神分析法来分析确证德米特里的弑父，大律师则恰恰用精神分析法得出相反的结论。如此看来，用法律证明和惩治犯罪是相当滑稽可笑的。最后，让拉斯柯尔尼柯夫主动“自首”接受惩罚，让斯麦尔佳柯夫负罪自杀，让德米特里愿意认罪受罚的，都不是法律而是宗教!可见，人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却无法逃避宗教的制裁，法律是有疏漏的，而宗教则是公正平等的。所以陀氏更重视灵魂的拯救，他借用大律师的话对法律提出了希望：“俄国法庭不仅应该惩罚罪犯，而且应该拯救堕落的人。让别的民族去抠法律条文吧，我们这里应该重视精神和实质，使沉沦的人等到拯救和新生”。因为罪恶远非只存在于外部条件，罪恶应在人的心中。一味地让犯罪者付出代价，靠法律手段去惩治犯罪，不能解决问题的实质，因为用外在的恶的办法不可能导致善，而仍然只能产生恶，若将犯罪完全归咎于“社会基础”则是对个人罪责的卸除，结果只能导致更严重的、更有“理由”的犯罪，这些都是对人类理性认识估计过高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藏匿于人类中的恶比包医百病的社会主义所想象的要深得多，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避免恶，人的心灵不会改变，不合理和罪恶源自人的心灵本身，最后，人的心灵的活动 规律 还不很清楚， 科学 对其很不了解，它们很不确定和神秘，所以说不可能有医生，甚至不可能有最后的评判者，而只存在道出‘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那一位。惟有他才了解这个世界的全部奥秘和人的最终命运。”因此，只有宗教信仰才能解决人的灵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