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李健吾和沈从文是现代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学批评，既有共同的特征，又有各异的风采.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二者在“人性”的旗帜下的对于文学批评有不同的言说:都强调“人性”，但内涵不同;表达方式不同;批评原则不同;语言的使用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京派”文学批评的特点.。
　　论文关键词:人性内涵;表达方式;批评原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活跃着一批强调人性、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谈创作与批评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们大多是一些自由主义者，如周作人、梁实秋、沈从文、李健吾等，虽然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得他们和现代主流文学阵营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甚至因此而受到主流文学阵营的批判。但是，他们的文学理论主张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一股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尤其02世纪03至04年代，李健吾与沈从文两位都以作家的身份介入到文艺批评中，他们的批评活动共同显示出当时“京派”作家致力于文艺批评的实绩。但同样是自由主义者，同样是强调人性，他们又是有差别的。本文试从李健吾和沈从文文学批评的比较中，揭示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出的不同历史面貌。
　　作为作家，沈从文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和散文;李健吾则除小说、散文之外，戏剧方面尤有成就。作为批评家，她们的文学批评在接受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传统，并把二者同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大背景结合起来，试图整合成一套具有时代与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商品化，支持文学的独立品格，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向自觉的审美批评。wWW.11665.Com兼具作家与批评家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的文学批评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在“人性”的旗帜下，又有着不同的言说。
　　首先，他们都强调文学批评中应重视“人性”的表现。李健吾主张文学应该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他说:“一切是工具，人生是目的，世态是理想化的人生。”他认为，“人性”就是“人生”的具体表现。只有抓住了人性，表现了人性，才算是抓住了人生，表现了人生。所以，在他的文学批评中，就把是否表现了“人性”作为评价作品的一个标准。作为“京派”一员的沈从文也反复强调“一切作品皆应植根在‘人事’上面。一切伟大的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尽管他们都强调“人性”，然而他们对“人性”内涵的理解则是有区别的。
　　李健吾对于人性基本上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理解。他赞同卢梭、孟子的看法，认为人具有一种“普遍的人性”，即心灵的本善，罪恶是由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伦理道德束缚人性的结果，人类的良善和社会的美好和谐最终又取决于个性的张扬。借助于人本主义哲学，李健吾更多的是从审美的维度对人性进行透视，在批评对象的选择上，他更多偏向于营造“美”的作品，力图从人性中发掘“美”和“善气而对于揭露人性的“丑”、“恶”的作品，他只是敬佩，在审美趣味上，并不一味苟同。另外，在李健吾的“以人论文”的批评准则中，作品只是批评的出发点，批评家并不关心作品本身，在批评实践中往往表现为从作品的某一点延展开去，从其他地方娓娓道来，这就是所谓的“游离的工夫”。批评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去发现作家的人性人格，力图从作品中触及作家的灵魂，凸现作家的个性。
　　批评家从作品出发，推及作家的人格与修养所依凭的是人性。批评家与作家的灵魂沟通是借助人性这条通道实现的，但是，批评家作为读者，他所能接触的只是作品，即使批评家能从作品外了解到作家的品格个性，这也要受到时代、地域等等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另外，在他看来，“人作为万物的灵长，作为生命活动的主体，绝不是一种凝固静止的存在物，他的本质属性只有在不断的变化和流动中才能深刻完整地显现的把握”，生命过程永恒的流动和变化构成了繁富多彩、五彩缤纷的人生，人文科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探讨人生、人性的多样性。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观是建立在对人性在文学活动中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之上的。

　　而沈从文文学批评观的形成主要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及“五四”“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影响。基于此，沈从文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功利观，而且主张以“小说代经典”、“美育代宗教”，来实现人生观的再造及民族道德的重建，进而介入民族的建设。在沈从文看来文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文学的美悦作用实现人的道德完善，进而达到生命的明悟。
　　由此沈从文的文学功利观最终指向的是生命的明悟和人类的进步。沈从文心目中的“道德”不同于文明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伦理道德”。沈从文所认可的道德是一种不违背人的自然天性的，类似道教中“法乎自然”的“道德”，沈从文梦想在中国建立一种集儒家的“刚勇有为”，墨家的“朴实热忱”与道家“超脱潇洒”为一体的新道家主义，憎恶与批判建立在封建伦理或资本主义金钱关系之上的虚伪“道德’因此，沈从文鼓励作家要有向“人类庄严道德原则追求的兴趣或勇气”，要在作品中“表现出他对旧制度习惯的反抗，向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努力”。
　　正是因为沈从文持有上述文学功利观，他才会在文学创作中致力于营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在文艺批评中则提出以“人性”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批评标准。沈从文讲:“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需以‘人性’作为准则。”“恰当”是达到“人性”的必要手段，而“人性”则是“恰当”的最终目的。然而沈从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人性论”者，他虽然认为人性“共通处多差别少”，但是认为人性仍存在一定的差别，而且可以改变。同时，沈从文肯定人的感性欲求与人的自然权利，主张反抗违背人自然天性的道德习俗与社会制度，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
　　其次，他们的文学批评在表达方式上不同。同样是从欣赏作品出发，传达印象鉴赏，侧重点并不一样，李健吾的批评重视·“自我的表现”，在其文章中我们随时发现的是作者那个充满激情的“自我”;沈从文的批评则重在给作品“一个说明，一种解释”，批评家引领读者注意的始终是作家与作品，同时批评家还常拿出他的“第三只眼”，密切关注着广大的读者群。李健吾把批评家的职责界定为一种自由的个人表现:“这样一个有自尊心的批评家，不把批评当作一种世俗的职业，把批评当作一种自我表现的工具，藉以完成他来在人世间所向往的更高的企止。”同时，李健吾更为关注的是批评的灵魂参与性，即他所谓的“灵魂的冒险”，他认为批评家“不仅仅是印象的，因为他解释的根据，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证别人一个更深更大的存在……”。
　　李健吾对自己的批评理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他的批评文本中自我主体的凸现，即言说“他者”时“我”的出场，成为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一种极为闪亮的标志。许多情况下直接出现在文章的开头，如:“我不大相信批评是一种判断。”(《边城》)“我不明白内容和形式怎样分开。”(《九十九度中》)“我先得承认我是个乡下孩子……”。(《画廊集)。而在《画廊集》的开头，作者即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用一大段文字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在把批评者的内心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之后，再导入对李广田散文的论述。“我”的出场，是“我”的灵魂的出场，等待着与另一个灵魂的相遇，然后达到对批评对象的感知。这就是他所说的心灵的“印证’同时，“我”的出场也是我的情感与性情的出卖。但是李健吾并不否认理论修养对于文学批评家的意义:“一个批评家应当有理论”。然而，他又说，“虽然理论是一种强有力的佐证，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标准”。所以李健吾在其批评中将直觉印象与理性分析相融合，在通过直觉印象进行填密的分析和科学的价值判断，从而避免了印象主义批评的主观主义的倾向。

　　在《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一文中，沈从文严肃而明白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主张与基本要求。他认为，“一、写评论的文章本身得象文章。二、既然是评论，应注意作者作品与他那时代一般情形。对一个人的作品不武断，不护短，不牵强附会，不以个人爱憎为作品估价。三、评论不在阿谈作者，不能苛刻作品，只是就人与时代与作品加以综合，给它一个说明，一种解释。”很显然，沈从文在批评中所要求的，只是对作家作品进行一种说明与解释，而这种说明与解释，不能太过主观化，要求做到公正、宽容，不以个人好恶爱憎而妄加评论，同时，还要注意批评文章本身的“论文”性。“废名后期作品，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虽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音文字，邻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两相比较，大有差别，若言邪僻，则二而一”。(论穆时英》)同时，他常常能准确把握某一特定时期读者的趣味，从而分析某些作品之所以盛行的原因。“纤细的敏感的神经，从小小人事上，作小小的接触，于是微带夸张或微带忧郁，写成诗歌，这样诗歌才是合乎1920年来中国读者心情的诗歌”。(论闻一多的(死水)沈从文认为焦菊隐的诗歌便正具有这种“易于为读者所接受的平常风格”因而得到了“极多的读者”。同时，沈从文通过焦菊隐的作品进一步分析了当年青年男女学生的诗歌欣赏趣味:“一是用易于理解不费思想的形式;二是用一些有光有色的文字略带夸张使之作若干比拟;三是写他们所切身的东西。”(《论焦菊隐的<夜哭)》沈从文不仅能准确把握特定读者群的趣味，还常常试着去分析作者对读者兴趣的影响。

　　再次，二者文学批评的原则不同。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原则可集中概括为公正、真诚与自由。所谓公正，就是立足人性的丰富性，不把批评看成是攻汗、泄私愤的工具或载道的传声筒，而是认为它是一种庄严的、有尊严的事业，是自己生命活动的一部分，是在多方寻求材料印证的基础上得出合情合理人性的解释。所谓“真诚”无论对作家还是对批评家来说，都要求在作品或评论中表现自己真实的感受，此外，真诚还意味着对文学活动抱有一种虔诚的态度。李健吾在《情欲信》中指出了“情欲信，词欲巧”这一古训中“情欲信”是占主导地位的。
　　只要情感真实、态度虔诚，即使文字表达有些粗朴也算上乘作品。李健吾认为萧军、叶紫的作品缺乏心理描写深度，甚至有个别字句不通，但作品本身却显示了作者对生活、对社会的关注并倾注了全身心的热情，可算优秀作品。真诚还表现为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有什么说什么，不依主观好恶故意“捧杀”或“棒杀”别人的作品，修辞立其诚，情发于中而形于言都是李健吾肯定的信条。所谓“自由”就是不仿照具体标准，不傍依理论条框，而以自我的存在去与作品展开搏斗。但自由不是毫无目的、无所约束，自由的限制就是自我。“用同一的尺度观察废名先生和巴金先生，我必须牺牲其中之一，因为废名先生单自成为一个世界，犹如巴金先生单自成为一种力量。人世应当有废名先生那样的隐士，更应当有巴金先生那样的战士。” “他(批评家)有自由去选择，他有限制去选择。”而这限制就是人生，就是自我的存在。可以看出李健吾对“自由”这一批评原则上的偏爱。在这三项原则中，自由是前提，真诚是保障，公正是指归。
　　而沈从文在批评原则上则崇尚“和谐”、古典主义美学标准。“和谐”是重要的美学范畴，它实际上代表着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沈从文要求文学创造出“俨然都各有秩序”的境界，富于“组织的美，秩序的美”;例如在评价施蛰存时，沈从文认为他初期的小说《上元灯》“略近于纤细”，“清白而优美”，这关键是作者那“自然诗人”的天性，而后来施蛰存的作品“写新时代的纠纷，各个人物的矛盾与冲突，野蛮的灵魂，单纯的概念，叫喊，流血，作者生活无从体会得到，‘这些这些，所以失败了。”〔田这主要是破坏了和谐的原则。与“和谐”原则相适应，沈从文还注意到文学的“匀称”、“恰当’“技巧”等问题，他专门写过理论性较强的文章进行阐释。“就‘技巧’一词加以诊释，真正意义应当是‘求妥贴’，是‘求恰当’”批评了忽视技巧的倾向，但同时又要求作家节制自己的情感而又不滥用技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情绪的体操”;“恰当’，“文学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的分配更要恰当。作品的成功条件就是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他在批评实践中极为推崇那些重技巧、懂节制的作家，新月派的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的诗歌因为在审美情趣上符合沈从文的观点，沈从文就称他们代表了新诗的转向，而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和穆时英等现代派作家却因为感情表达缺乏节制均受到了他的批评。
　　最后，在使用语言上，二人的文学批评同样抒情有诗意，而风格却不同，李健吾更华丽，精彩纷呈处令人目不暇接;沈从文则更朴素，如清水芙蓉，自然而优美。从语言方式看，李健吾追求形象的、抒情的、顿悟的特色，目的是尽量保留阅读印象的原色原味，并以直观的方式引发读者“对印象的印象”，达到精神上的沟通。他用诗一般优美动人的文字撰写文章。“我先得承认我是个乡下孩子。然而七错八错，不知怎么，却总呼吸着都市的烟氛。身子落在柏油马路上，眼睛触着光怪陆离的现代，我这沾满了黑星星的心，每当夜阑人静，不由向往绿的草，绿的河，绿的树和绿的茅舍，”这是评李广田《画廊集》的开首。“什么是散文的结构，有时候我想节奏两个字可以代替。节奏又从什么地方来，我想大概从生命中来的罢。生命真纯，节奏美好。陆蠢的成就得力于他的璞石一般的心灵。”这是评《陆鑫的散文》一篇的收束。自始至终，李健吾从不放弃他的绅士般优雅的言辞。再来看沈从文文学批评的的语言，“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纳的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论冯文炳》)他用朴素的语言传达出美的诗意，他的评论犹如他的小说，犹如湘西的人，如《论朱湘的诗》:“使诗的风度，显着平湖的微波那种小小的皱纹，然而却因这微波，更见出寂静，是朱湘的诗歌”。阳，沈从文的批评总是着眼于作家的总体风格，风格的勾勒和体味，往往通过他自然而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作为“京派”同仁，李健吾在对批评的本质进行思考与体验的同时，努力提升着自己印象批评的精度与纯度;而沈从文则以五四文学精神的传人的身份姿态，为京派批评高扬起人文理念的大旗。二人同在“人性”的旗帜下对自由主义文艺批评进行了不同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