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王充;天体论;人性论;性命论;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王充的伦理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王充评判一切社会问题的标准。王充伦理思想的使命和宗旨是“疾虚妄”，即对一切不符合其“命”论思想标准的天人感应论、随命论等虚妄现象进行声讨和批判。王充通过对天体、天道与天地论的批判，对道德神化进行了否定，摧毁了“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基拙;通过对人性论的批判，提出了票气成性及人性有善有恶论，将人性归于所案之气，认为是气的差异性决定了人性的善恶之分;通过对“随命”论和“遭命论”思想批判，提出人生的一切在于初案所得的命，否定了“随命以行”的可能性。
    王充是先秦以后对中国古代哲学有突出贡献的思想家，著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今仅存《论衡》。他的主要思想倾向是“疾虚妄”，即批判神学目的论和各种“浮妄虚伪，没夺正是”的“俗传”“伪书”，因而他的理论重心在于建立与神学目的论相对立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王充作为东汉时期独树一帜的大思想家，他吸纳百家思想，又加以融合改造，他的伦理思想，在两汉神学伦理思想演变为魏晋玄学伦理思想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把春秋战国时期朴素的唯物主义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成为后世我国唯物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从王充的天体论、人性论、性命论等方面来分析王充的伦理思想。
　　一、天体、天道、天地论—对道德神化的否定
    王充认为天是“天体”与“天气”的统一体，就“体”而言，宜于地同，就“气”而言，“气若云烟，’(《治期篇》)。wWW.11665.coM气，又称元气，乃“天地之精微也”(《四讳篇》)，因此“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谈天篇》)。因天“不生不死”、“自然无为”、“无口目之欲”、“于物无所求索”，所以，王充认为天是没有意志、没有目的的客观实在。王充运用自然之说将神化的“意志之天”还原为“自然之天”，他批判性地继承了道家关于“天道”的思想，抛弃了道家本体之“道”的虚无性和形而上的特点，吸收了道家将“道”作为法则、规律的思想，认为“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也”(《自然篇》)，肯定了道家天道观的客观性和合理性。
    王充的“天道”是指自然界运行变化的规律，它是以“自然无为”为特征的。正因为整个天体的运行是自然无为的而非外力作用的结果，所以自然界中各种现象的发展同样是自然的、无意识和无目的的，从而否定了“天”的意志性和目的性。王充提出了“天”是有形物质实体的观点。“如谓苍苍之天，天者，体也。”(《雷虚篇》)他将“天”具体描述为:“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说日篇》)并用具体的实物来说明天的物质性，“天乃玉石一类也”(《谈天篇》)，表明天地是一种可感的自然物，因此得出“天道无为”(《自然篇》)的观点。这样王充就从天的形态、物质属性上否定了天的意志性，从而摧毁了“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基础。王充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也不会产生天意和天命，王充用天道自然论批判了神学目的论。
    汉儒思想体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应”说，由此生发出对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义的解释和看法。“天人感应”的要旨就是“天帝”有意识地创造了人，并为人生了“五谷万物”，有意识地生下帝王来统治万民，并立下统治的“秩序”。王充对“天地故生人”进行了批判，他说:“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物势篇》)“人，物也，而物之中有智慧者也;其受命于天，秉气之元，与物无异。”(《辨祟篇》)“人之生，其犹水也，水凝而为冰，气积而为人;冰极一冬而释，人竟百岁而死。”(《道虚篇》)“然则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蛆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物势篇》)

　　在道德产生的根源问题上，王充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进一步否定了道德来源于天意的神学观点，王充认为:“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物势篇》)他的这一观点矛头直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的观点，董仲舒认为“天道之生万物也，以养人、天地故生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认为天的仁爱无处不在，最典型的就是通过春生、夏张、秋成、冬藏来表现。而王充认为这些都只是自然规律，“阳气自出，物自生长，阴气自起，物自成藏”(《自然篇》)，万物都是“因气而成”(《物势篇》)，而不是天的“故生”，这些，都体现了王充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是其思想的闪光点。
　　二、人性论—察气成性及人性有善有恶论
    在人性善恶的问题上，王充对各家学派的观点作了深人的比较分析，唯独赞赏周人世硕和公孙尼子的观点，即“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善长;性恶，养而致之恶长”(《本性篇》)，认为“颇得其正”。王充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如同“人才有高有下”。王充继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之说，董仲舒认为人性可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即“圣人之性，不待教化，生来就是人道之善”，“下”即“斗宵之性”，不能教化，生来就无“善质”，而“中民之性”，是含有“善质”的人性，待教化后就能为“善”，但又指出中民可教化的“善质”与圣人已具备的“善”仍有差别。王充对性三品划分的依据仍然是其元气论，他以“实者，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谓性无善恶，是谓人才无高下也”(《率性篇》)为前提，将人性分为三品。他说:“余固以孟柯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也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本性篇》)王充在谈“中人之性”时也认为“善恶混”，但他重点强调了后天教化习养的重要性，认为后天的圣教习俗和自我修养，‘可以改变桌气而成的善恶本性。
    对于人性善恶的成因，王充以为人的贤愚、贫富、贵贱、夭寿、形体、骨肉、精神，无不受气的影响，强调察气成性。王充说:“俱察元气，或独为人，或独禽兽，或贵或贱，或贫或富。富或累金，贫或乞食，贵至封侯，贱至奴隶，非天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幸偶篇》)王充又说:“小人君子，奈性异类乎?譬诸五谷皆为用，实不异而效殊者，奈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率性篇》)王充将人性归于所桌之气，以气作为人性构成的基质，强调“察气有厚泊(泊同薄)，故性有善恶”，认为是气的差异性决定了人性的善恶之分。“察气说”并非王充的独见，在将人性追溯到察气而生的本初自然而论，王充与告子“生之谓性”、荀子“生子所以然者谓之性”、董仲舒“如其生之自然之资为之性”等思想大致相同。

  在王充的人性论中，他把理性批判的指导思想定为“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闭(《谴告篇》)，这等于说儒、道两家既相黝而又互补。由此而论，王充的思想是援儒人道、儒道兼融，他既没有完全扬弃儒学，又未全盘照搬道家学说，是一种批判性的学习和发展，这样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学风对于我们以后的学习应是很好的启迪。
　　三、性命论—人生一切皆“命”中注定
    在两汉正宗神学中，命的“三科”是指寿命、随命和遭命。王充对此也有描述:“正命，谓本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随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故曰随命。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故曰遭命。”(《命义篇》)三科说的具体依据是天人感应。简单地说，就是人以自己的道德行为感动上天，通过上天改变自身的命运，这就是“随命”，即“随命以行”。这样，人的道德行为的善恶与其命运的祸福吉凶之间被认为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富贵福禄是由于天地鬼神报其德善，贫贱凶祸是由于天地鬼神惩其过恶。王充不接受这套天人感应的“随命”论和“遭命论”思想。他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遣告篇》)认为天是一种自然现象，没有能力与人相互感应，更没有能力根据人的行为改变其命运。王充以其“命”论为理论依据，对“随命”论进行声讨和批判，对于“遭命”论所认为的存在一种“行善”反而“得凶祸”的命，王充认为个人的德性及其道德实践与人生吉凶祸福没有必然联系，行善可能得祸，作恶可能致福，一切在于初察所得的命。

    王充认为人生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命义篇》)“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有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命禄篇》)这就是说，人的命运在其出生时就已确定，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黎民百姓，只要是个人，就有属于他自己的“命”。因此，命当富贵则必然富贵，命当贫贱则一定贫贱。他还认为“命”不仅是必然的，而且还被深深地刻在人的骨相中，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随命以行”的可能性。王充认为:“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见于骨体，……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祸虚篇》)如果依照王充的骨相理论，人是无法逃脱自身骨相的束缚与限制，所以，人生一切皆由“命”定，人的行为毫无价值。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充思想的局限性和无法避免的宿命论倾向。
    王充认为行为对“命”没有任何影响。“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恶者祸随而至，而盗拓、庄跷横行天下，聚党数千，攻夺人物，断斩人身，无道甚矣，宜遇其祸，乃以寿终。夫如是，随命之说，安所验乎?遭命者，行善于内，遭凶于外也。若颜渊、伯牛之徒，如何遭凶?颜渊、伯牛，行善者也，当得随命，福佑随至，何故遭凶。”(《命义篇》)这就是说，象盗肠、庄跷这样作恶多端的人本应该遇祸，却得以寿终正寝，颜渊、伯牛等人行善好施，本应获得福佑，却遭到凶祸，所以，人的行为不会影响命运。
    王充认为“命”与“性”完全独立，各行其是。“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祸，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恶而得福，是性恶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恶，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虽不行善，未必无福;凶命之人，虽勉操行，未必无祸。”(《命义篇》)这里强调了“命”和“性”没有任何关系，操行善恶是行为道德问题，而富贵贫贱则是“命”中注定，二者各行其是，互不相干。为了进一步说明“命”与“性”完全独立，王充举了很多众人皆知的事例，如伍子青伏剑，屈原自沉等，对这些现象，王充用“偶会说”进行了简单解释，认为这只是两种无任何内在联系的“命”的巧合，这涉及了必然性和偶然性，却未能很好地展开说明。
      由于受当时时代的局限，王充无法正确认识人生命运产生的社会根源，所以，将人生的一切归之于“命”。在王充看来，人生的命运在出生时就已确定，面对这人生不可抗拒的命运，个人的努力变得苍白无力、毫无意义，只能望“命”兴叹，无可奈何而又无所作为。因此，王充认为，汉儒们所宣扬的“天人感应”、“随命以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随命论说教，均是虚妄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