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社会历史批评　功利主义的文学观　现代文学批评　反思与展望
　　论文摘要:在当下各种文学批评方法多元共存的语境中，社会历史批评已失去了往昔的主导地位。由于社会历史批评符合中国人深层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现状也依然吁求社会历史批评的介入，社会历史批评虽然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种种局限，但仍是解释与判断文学现象时不可或缺的一种思路与途径。
　　在21世纪之初多元批评的语境中，重新审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在中国的境遇，反思和展望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前景，无疑有益于重新认识这一历史悠久、影响深广的批评方法。
    一、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的境遇
    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的境遇可谓极具戏剧性。与其它批评方法相比，社会历史批评并不完全是舶来品。前方法形态的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可谓根深叶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人，使批评者尤其是左翼文学批评者，开始注重经济、阶级及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与文学的关系。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范围内成为与印象批评、传记批评并列的三大文学批评方法之一，出现了一系列从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角度解释文学作品的优秀文学评论。例如，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在研究魏晋风度时，将其与时人服药与饮酒的风俗相联系，在解释汉末魏初文章“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将其与当时的时势和曹氏父子的政见与相联系，使表层的文学现象获得深度的社会历史解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www.11665.coM1942年后对文学批评有决定性影响的文献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方针以政令的形式被确立。建国后社会历史批评更成为主导的文学批评模式。在“文革”中，政治标准第一、阶级分析是分析作家作品的唯一方法和唯一文学的目的，并且把它规定为教育人民的文学批评实践，这标志着社会历史批评已走人机械、庸俗的歧路。在20世纪80年代，出于对“文革”时期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反思，文学界提出“纯文学”的口号，强调文学的自主性，政治、社会、现实生活被认为与文学无关甚而会危害文学，同时，文学批评迷恋诸多来自西方的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社会历史批评的有效性遭到深刻的怀疑。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地位及文学的存在形态，而由于“架空式”写作的出现，加之文化研究思路的影响，一些批评家重新把批评的触角投向文学的现实语境。除历史的际遇外，社会历史批评“凤凰涅架”式的起伏有着很深的文化土壤。
    二、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的深层文化土壤
    注重从社会历史的时空纬度解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批评，其基于文学与世界关系的批评思路契合了中国人实用理性的思维模式。实用理性是中华民族的深层精神结构。李泽厚先生在论述中国智慧时如此界定实用理性，“所谓实践(用)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实用理性“给这个民族的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带来了许多优点和缺点。不玄想、轻思辩、重现世、重实用、历史意识发达的实用理性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贯穿古今文学历史的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论语·阳货》中记述孔子论诗，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文学可以事父事君，可以博识。文学影响人，进而影响人所在的世界，文学在现实世界中是有用的。与之相反，西方自康德以来的“审美无功利说”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具有实用性的，这也是艺术与非艺术的本质区别。而中国文论从一开始就倡导文学的实用功能，《毛诗序》中的“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中的“是”就是指诗歌，强调诗歌对于家庭和社会的功能。以孔子为先师的中国文人大多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即使是娱乐大众、难登大雅之堂的的话本、小说也往往以教化相标榜。以启蒙、救亡为主流的现代文学，作家普遍具有忧国忧民的悲悯情怀和深厚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启超主张“欲新一国之民，必新小说”，鲁迅先生借助文学“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不仅提升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地位，更将文学的功能上升到救国救民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的革命功利主义文学观与“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传统功利主义文学观一脉相承。功利主义文学观构成了中国文学具有连续性的传统，为中国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直接地提供了基础。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关注文学的题材、主题、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与创作意图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有这些被韦勒克称之为文学外部研究的层面，在中国百年文坛上始终承受着不可动摇的关注。尤其《讲话》发表之后，文学批评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社会历史批评外不知有其他的批评方法。追问文学作品的内容“真实不真实”，对社会生活“有何意义”，已成为一种大众化的评论文学作品的常规思路。缘于社会历史批评与中国人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亲和性，中国人很难真正接受形式主义的“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说”，我们更坚持相信“言为心声”、“得意忘言”。中国人实用理性的思维模式是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的深层文化土壤。

    三、创作与批评的现状要求社会历史批评的介入
    较之80年代清晰可辨的文学格局，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显示了多元、共生的复杂形态。与前者单纯的精英立场不同，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的驱动:力呈现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质询、市场经济的刺激、知识分子立场的坚持，或侧重一面，或三者兼顾。一方三面，坚持知识分子立场的文学创作并未完全缺席;另  一方面，至少在表面上看来，由于文学的去“神圣“化”，文学仿佛进人了无人看守之地。“美女作家二群”,70年代的职业写手、"80年代后”作者等等以他:们的作品消解了关于作家与文学的传统概念，作家不二再是神圣的灵魂工程师。来自西方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在中国演变成“肉体写作”甚而是“下半身写;作”，文坛充满了琐碎的感官体验、欲望沉浮。其症三状表现为文学普遍“架空”现实，从而使当下的文学:创作缺乏历史的深度。文学在失去昔日的批判和启:蒙的力量的同时，越来越成为一种精神快餐式的消费主品，文学已经渐渐丧失了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力和言说现实的能力。这是文学的解放抑或是文学的二堕落?如何说明、解释、判断当下的文学创作?人们七有理由对文学批评提出期许。
　　广然而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也遭遇到深刻的危机。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现状，可以用一句已取二得广泛共识的话来进行概括，即批评的失语与缺席。二前者指文学批评所借重的理论资源、批评理论的合法性问题，后者指文学批评实践的疲软与无力。当下中;国文学批评所借鉴的理论资源大多来自西方，使用西三方的方法评论中国的文学作品的合理性何在?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中国的“语言”言说中国的文学作品?三进人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批评实践正面临着令人!忧虑的危机，主要表现为文学批评的“商业化”与“学:术化”。受利益驱动的“商业化”的文学批评使批评变成了炒作，批评的信誉荡然无存。文学批评的学术三化体现为文学批评的理论化，王一川在《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中不无偏激地二说:“批评的目的已变为不再是引导作家写作或市民 大众阅读，而是适应文化人的理解或自我理解需;要。”理论化的文学批评文本使读者望而生畏，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爱好者很少关注理论化的文学批评。
　　“失信”与“让人看不懂”的文学批评基本丧失了批评弓对读者的引导作用。南帆在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批评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中指出，“目前的文学批评无法和文学对话，特别是与成长中的文学对!话。”文学批评的“缺席”现象愈来愈严重，文学批评的阐释与判断作品、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本义被严重忽略。就文学批评的实绩来看，文学批评近年遭到的尴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多。一个有力的例子，人民文  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一本世纪性总结的书，名为《中华文学评论百年精华》。出版者在出版说明中写到“举凡有批评之精神，理性之态度，独到之眼光、精妙之见解而有能斐然成章者，皆在备选之列。以此为尺度，本书多选现代文章，少选或慎选当代文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对80年代方法年、方法热之后使用新方法写成的汗牛充栋的文章并不视为可以流传历史的批评实绩，恐怕也并非一家之言。

    仅在文学的内部，就文学自身的发展，无法有效地解释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现状。童庆炳先生在一次笔谈中说，“文学批评的根基，既不在政治，也不在创作，而在生活、时代本身。生活、时代既是创作的根基，也是批评的根基。”文学批评应该注重文学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关联，注重文学与历史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重新发掘和审视社会历史批评的合理内涵，不仅可以有效地阐释文学创作，亦使文学批评沟通读者与作品的传统功用得以实现。
    四、社会历史批评的局限与前景
    社会历史批评存在的深层土壤和现实需要使它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仍然保持活力。但是，应当看到，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社会历史批评不过是文学批评的一扇窗口，而任何窗口都有自己的盲区。因此，使用社会历史批评首先要做的工作，便是反思社会历史批评的局限，清理社会历史批评的边界。
    社会历史批评的前提和基础是模仿论的文学观。模仿论认为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与反映。以此为前提，文学作品的内容来自社会生活，文学作品的功能可以提高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评价文学作品的价值就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活，这些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信条就是合乎逻辑和顺理成章的。随着哲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与反映的看似不证自明的观点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主要表现在:一是存不存在一种对所有的人都一模一样的稳定的现实?现象学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是意向式的，世界是意向性的存在，存在人意识中的世界自然因人而异。纳博科夫以小说作者的身份在《文学讲稿》中也对此问题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我们这个世界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整体，而是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文学作品的世界是作者利用这“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虚构、加工而成的世界。那么，文学模仿谁的世界又反映谁的世界?二是存不存在一种对所有的时代都一模一样的的现实观念?布洛克认为“每一个社会都对‘现实’有着独特的解释……换句话说，任何现实主义都是相对的，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三是文学作品的内容是被语言形式化的内容，构成作品内容的“社会现实生活”与作品之外的现实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对等?俄国形式主义认为形式并不是传达内容的手段，相反内容可能仅仅是形式的动因。文学只不过是语言的特殊使用，它并不反映现实而是指向自身。“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伴随着人们对“现实”的重新理解，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受到诸多的挑战。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在形成过程中，理论建构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不论是丹纳的文学三要素，还是马克思文学理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都认为文学所在的外在环境决定了文学。这种简单的社会历史决定论的理论缺陷是仅仅从外部根源考察和解释文学的生产，那么就象詹姆逊所说，在这种文学观下，文学的价值主要是一种“参照价值”，也就是说评价文学的标准是外在于文学的。纳博科夫甚至认为，“面对文艺作品，去研究它的社会效应，或政治上产生的影响，”是对“文学之美麻木不仁”。当把社会历史批评视为解释文学的唯一的“教义”时，文学之为文学的特性被严重忽视，这也是社会历史批评最被形式主义者指责的地方。而随着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的兴起，社会历史批评将读者视为被动的教育的对象的观点也已明显不合时宜。在批评实践中，中国式与苏联式的社会历史批评则特别注重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忽视文学的形式层面、忽视文学的审美价值与读者的创造性就成了社会历史批评的先天不足。
    社会历史批评的局限为我们划清了它的使用边界。社会历史批评的确擅长从文学的语境去解释文学作品，但时至今日，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都不能忽视新批评、叙事学、读者理论等的合理内核，仅仅从文学外部去评价和分析文学现象。西方语境批评与形式批评的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拉锯战应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单一的语境批评或单一的形式批评都无法完成批评的使命，两者应该是互补而不是对立的关系。众所周知，社会历史批评曾长期陷人教条批评的泥沼之中。据托多洛夫归纳，教条批评有如下特点:“教条论批评家则根本不让别人说话”，“他代表着天命或历史规律或另外一个默启的真理”，“读者是被看做与他观点一致的”。对文学批评的“说明、解释、判断”的三大使命而言，社会历史批评最可靠或者说最有意义的不在于识别出鲜明的时代内容与断言合乎历史理性的社会趋势，更在于其强大的解释效用。由此，社会历史批评不应被视为以唯一“教义”的形态存在的方法，而是综合其他方法优长的一种从文学生产、消费的角度解释与评价文学现象的批思路。
    因此，在多元批评的语境中，基于社会历史批评存在的深层土壤和现实需要，在清醒地了解社会历史批评的局限的前提下，社会历史批评仍是解释与判断文学现象时不可或缺的一种思路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