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林海雪原》　文学批评　现实性　传奇性　真实
　　论文摘要:“革命英雄传奇”《林海雪原》初版于1957年，1958年和1961年经受了两次大规模的评介。第一次以专业批评家为主体，第二次则出现了大量群众评论。两次批评活动都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为评价标准，强调作品的思想性、现实性、真实性与群众教育功能。这些评介并非纯粹的文学批评，在理论探索上鲜有贡献。
　　要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和文艺思想，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是阅读那个时代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尤其是当这种评论较为集中，形成某个热点时。初版于1957年9月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被当时的批评家看作“建国以来优秀作品之一”，在当时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影响非常大，不到一年即发行55万册。由此也引发了批评家们诸多评论，这些初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1958年秋季以前。检视这些主要是针对作品本身的评论，不难从中透视出一个特定时代(1949-1966，后来在当代文学史上被称为。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眼光和批评风尚。
    《林海雪原》写的是解放战争初期，东北解放军一支36人的“小分队”在深山密林所进行的剿匪斗争。它能够在“深人”“普及”到读者群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这其中的原因是批评者最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许多评论者都注意到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独创性”，有人将它与《烈火金刚》等一同看作“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并名之为“革命英雄传奇”，认为这种小说“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它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于传奇性。wwW.11665.com许多人的评论正是在这“现实性”与“传奇性”两方面及其关系上做文章，有的由“传奇性”又进一步得出作品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来。
    说《林海雪原》“富有传奇色彩的特色”，甚而把这视为小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样的表述在当时的评论文章中极为常见。而对所谓传奇性的理解，各人也都大同小异，并无争议，主要是指这样一些方面:故事情节的奇特与巧合;人物的大智大勇等经过“神化”的性格特征;以及自然环境的极度险恶与壮丽。在评述故事情节时，作者们最常用的评语是“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之类，对于书中太多的“巧合”，大多表示理解，认为这是符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实际的，有“现实的基础”，并将之与一般作品的猎奇区分开来。作品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的一些夸张笔法，则被视为描写出了革命战士的高度觉悟和优秀品质，有助于刻画机智勇敢的人物形象，且符合读者的阅读心理需求。对于书中的景物描写，除了个别人认为与战斗情节有所游离外，多数人也持肯定看法，认为有助于烘托小分队战士勇于克服一切困难的高尚情操，并反衬出敌人一味依赖“天险”的“愚蠢”“无能”。在作出这样的评述时，论者常援引中国一些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中的实例进行佐证。
    对于“传奇性”的内涵，也有人尝试作出概括，如说“所谓传奇色彩，实际上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手法’。对这样的“浪漫主义”，论者并非无条件地加以肯定，而是以“现实性”作为它的前提，强调必须要是“在根本精神上和现实主义一致的浪漫主义，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浪漫主义’。至于这种相一致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则只作为一种想像中的“常识”，缺少必要的理论概括和阐述。不过从一些文章的具体评述过程看，大致是指一些类似尊重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性”的东西。论者对《林海雪原》传奇性的正面评价，多从它与现实相符、“扎根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这一角度着眼，如对于情节的曲折离奇，同时要求“作者所虚构、安排的偶然事件，必须符合生活发展的内在规律”，按照这样的认识，有人明确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根本之点，是在于深刻的真实性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相结合。虽然二者并提，但实际上，在一般人心目中，“现实主义”的地位更重要，是基础性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现实主义”成了“浪漫主义”价值判定的标尺，拿这把标尺衡量作品，论者很容易得出《林海雪原》等作品“深刻程度尚不足’，的结论。

    既然承认《林海雪原》的“传奇性”和“独创性”(这里所谓“独创性”更多是与“一般”同时期的其他小说作比较而言所具有的不同特色;因为事实上这些特点几乎都是“古已有之”，原谈不上创造)，论者就要为此寻求来源，这一找自然便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于是作品的“传统风格”“民族特色”就被提了出来。曲波自己也说过，他写作时“曾力求在结构上、语言上、故事的组织上、人物的表现手法上、情与景的结合上都能接近于民族风格’。曲波提到的这些方面，论者都有评述，用力最勤的是小说的结构方式与人物形象塑造，正如茅盾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所说，中国小说的“民族形式”就其表现手法讲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两方面’，⑩。有人概括《林海雪原》结构方面的特点是“长篇含中篇，中篇又含短篇，大圆圈套小圆圈，一层一层像笋壳一样”。作为值得肯定的成绩。对人物形象的评价，都认为杨子荣的形象塑造得最好，通过与敌人惊险万分而不乏戏剧化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刻画出了一个“大智大勇的孤胆英雄”。他的另外几个战友刘勋苍、孙达得、乐超家的形象也被认为刻画得不错，但稍欠单薄。引起广泛争议的是书中“第一主人公”少剑波及有“小白鸽”之称的白茹。对于少剑波，作者原来是“企图按照一个更完整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的形象来刻画的”。，但批评家普遍认为这一形象塑造得不算“成功”，原因存在于很多方面。有的认为是“作者作了过分的夸张，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现实生活的土壤”，而没有写出“他的独特的性格”，因此使人物“显得矜持、不自然”。另有人变换角度，认为在少剑波身上散发着“沾沾自喜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气味”。。这两种看法在当时都有代表性，尤以后者为甚，不过也可看出，论者对少剑波这一形象也作了有限度的肯定。至于白茹，不少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失败”的，认为她“精神境界”不高，“狭窄”、“卑俗”，和小分队战士在一起很不“协调”;又说她在爱情上自私，认为书中的爱情描写既不“真实”，又无“美感”，“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方法”，“不知不觉地落人了英雄与美人的俗套”。当把白茹和少剑波并列时，都认为对白茹的描写“损害”了少剑波的形象与作品的主题。对白茹的看法，各位批评家有意忽视或弱化了她在小分队中所起的作用，在几乎“全盘否定”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稍微明显一点的争议都没有出现，这在今天看来应是个奇迹。
    通过对作品各方面的分析，评论家对全书的评价是既有“突出的优点”，又有“明显的缺点”，在总体上应算一部“成功”之作。它的优点和缺点都被认为主要是与其对传统的继承有关。无论是说它“结构的故事性强，人物行动性强，语言明快”。，还是说在某些章节人物完成了“重大任务”、对他们进行过集中刻画之后，人物便“淹没在小分队的群体里面”、“没有自己的性格”，语言也有些地方“庞杂”“有糟粕”，是陈旧的“死去了的时代的语言”，这些都被看成是在传统继承与学习上的成功或不足，二者考虑问题的角度和依据实是一样的。最常用来加以比照的“古典小说”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评论家们看到了《林海雪原》与中国小说传统的相似之处，但对于传统的内涵、传统好与坏的区分以及如何继承的问题则未作分析。尤其重要的是，对于《林海雪原》一类“革命英雄传奇”存在的理由和目的，批评家多从“普及”革命知识、对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角度加以承认，认为“它是可以代替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的”@，这也是当时批评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些"i日小说”则是特指武侠、言情与侦探等通俗小说。这些小说长期以来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好，批评家们认定其内容不好，因而希望《林海雪原》这类形式上倾向通俗、内容上又能反映“时代特色”的当代“传奇”取而代之。因为对“思想内容”的高度重视，小说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尤其是人物塑造方面(塑造“典型人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认为是小说创作的“中心任务”)的缺陷，就被看作是作者“思想方面”的缺点，以一个笼统的“不健康”来评价，不过总算并未用上“封建意识”一类的词语。只是，对于作品这种类似于“旧瓶装新酒”的做法，其中是否存在矛盾，“战斗的内容”与“民族风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统一的问题，当时并没有人明确提出。显然，“内容”与“形式”斩钉截铁的二分法，妨碍了对这一问题的透视。对于这类小说的前途，除了个别人尝试性地提出“看来还有很多发展的余地”外，一般论者则不作设想、预言，这表明批评家们对此类“特殊”小说在当时整个文学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对其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等存在认识上的矛盾，难以作出明确的界定。
    1958年左右对《林海雪原》较大规模的“评介”，从总体上看多数是从作品本身实际出发，结论虽有时不免过于“确定”，一般说来也可看作是大致不差了。限于当时的思维方式，这些批评普遍视点较狭窄而集中，各人讨论问题时，从方法、角度、风格到结论，以至具体用语，都显得很齐整，大同小异。而且，相互之间、尤其是后出的批评文章从前面的文章所得到的“启发”也过多、过大，不免难出“新意”。

   到了1961年夏天，以同名影片的拍摄放映为契机，以《北京日报》“文化生活”栏目5至8月的“笔谈”为中心，掀起了对《林海雪原》新一轮大规模讨论的热潮。讨论的问题一开始就是从“思想角度”提出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党的领导”、“群众作用”、人物形象评价、传奇手法、历史事实与文学真实的关系等方面。与上一次不太一样的是，这次“笔谈”出现了更多的争议，有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如有人认为《林海雪原》“整个故事是虚构的”、“思想性也不强，教育意义也不大”。，许多人则提出历史事实不等于文学真实，文学作品所追求的历史的本质是“更大的真实”。讨论到最后的结果，被认为是除了“初步地澄清了对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和对传奇式手法的原则看法以外，对于缺点的分析，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对两种“真实”的关系，由于有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权威表述，自不难达成共识，对传奇手法的肯定也多从“雅俗共赏”“无损于现实性”角度着眼。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艺术关联较大，讨论者中专业人员不多，故不容易取得一致意见。争议较多的是少剑波这一形象，有人认为“是严重地失败了”。，也有人认为“这个英雄形象的刻画基本上是成功的”。，第三种意见则是:不赞成全面否定，认为作为一个“更完整的指战员”形象虽不成功，但可以说是“一个人民革命战士”。。至于白茹，仍是几乎遭到了彻底否定.只有个别人提出对“女性英雄形象”的塑造不可千篇一律，并小心地提了一句“我想在爱情上的‘自私’还应当允许的吧?”。不过并未引起响应。对白茹形象的否定，可能与批评者的男性视角不无关系;不过即使由当时的女性读者来评论，恐怕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虽然那是一个男女取得了“平等”的年代，“大一统”的思维方式却使得“时代”对人思维的影响盖过了“性别”。

    这次讨论，就深度而言并不比上一次有何突破，许多具体看法不过是两三年前“专家”论点的翻版。而且，虽然谈的多是作品，但论者更为关注的则是当前的现实。不少人谈到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典型表述如“衡量一部好作品的尺度是:有积极的主题，并且通过感人的情节和典型的人物表达了主题思想，教育了读者”。。认为读者读小说是为了以其为“教科书”，从书中寻找学习榜样，这样使讨论的目的性过于单一，视点自然越来越窄。
    这次讨论的意义，被报纸栏目的编者从“群众性的讨论”这一角度作出肯定。本来，《林海雪原》发行量这么大，在“群众”中影响深远，来自“群众”中的读者的意见很有助于对作品作出更全面、“准确”的评价，因为当时“专家”们的议论大都以虚构的理想化读者为论述前提，真正的“读者”是谁，在对作品的接受上有何特点，一直是一个处于模糊状态的问题。可是，这一次的讨论虽然有不少非“专家”参与，但几位“专家”的意见显然更“举足轻重”。而且，从刊发的“群众读者”的文章来看，有的作者是小学教师，有的文章写的是“平谷城关公社小北关大队团支部组织的一个座谈会上，几个团干部谈的意见”，这些身居教育者或宣传者地位的读者，他们的意见能否代表城市与广大农村青年的大多数，还是一个未知数。若是请一些“一般”读者来谈《林海雪原》，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家的见解之间，差异恐怕更不会小。
    综观以上两次早期对《林海雪原》的评论，其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对作品思想性、现实性、真实性的强调，对作品好坏的衡量标准与作品价值的认识，还是对小说“传奇性”、“独创性”、“民族风格”的阐发，以及具体阐述时“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评价标准等，都显示出文本背后极其相似的批评“理念”。尤其是对真实、现实主义、文学与现实生活关系的高度重视，表明了一个特定时代的批评眼光和注视的焦点。纯粹的诗学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可以说当时并不存在。有的文章甚至直接把对作品的评论与现实中的“上山下乡”等联系起来，从中寻找动力支持。当然，写于1958年上半年的文章还带点“百花时代”的余韵，而1961年在“十七年”时期也是一个文学气氛相对宽松的年份，因而这两次讨论对作品的某些重要特征的描述和评价也有不少是符合作品实际的，只是尺度把握不时有些过严，尤其是在第二次讨论中更常见，说明由于“时代局限”，评论者对作品特质和发展路向的认识、把握尚无法达到恰如其分的水准。由于理论上缺乏支持引导，在当时的语境中，这类界乎“雅俗”之间的“革命英雄传奇”不能得到充分发展，无法形成气候，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以后，随着“文革”临近，作家表达空间日益缩小，中国当代文学中，《林海雪原》一类的小说便渐渐趋于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