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期以来,对《金光大道》及其作者浩然的评价一直充满着争议,其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文本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对这个问题,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持肯定态度,认为作品是基本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另一种则持否定态度,认为作品是为逢迎当时主流意识而进行的有意粉饰,或者是由于政治对文学的过多干扰而对现实的无奈遮蔽。笔者对这两种看法都不能完全赞同,本文从乌托邦角度对文本进行分析,认为文本内容与现实相比确实有差距,但这种差距更多应与特定时代作家的情感认同和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需求有关。
关键词:乌托邦 情感认同 民族文化需求
关于乌托邦主义传统的论证在东西方都古已有之,西方最早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东方则可以上溯到春秋时老子的《道德经》。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老子的“小国寡民”虽提法不同,论述有异,但又殊途同归,表达的都是一种至善的社会伦理,是一种对社会和谐的追求。而 “乌托邦”一词的出现则源于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莫尔本人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一个不存在但又至善至美、值得所有人追求的国家。今天的乌托邦往往有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它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有时也被用来描写当今社会试图将某些理论变成现实的尝试或者某些好的、但又无法实现(或几乎无法实现)的建议。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个理想的国家或社会中,从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的实现。总的来说,乌托邦思想的主要特征有两个:理想化、虚无化。wWW.11665.coM
乌托邦思想与我国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心理模式异常契合,中华民众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在潜意识里往往都遵循着一种乌托邦化的思维模式,其中文人尤甚。虽说作家所处时代环境不同,写作观念千差万别,但作品中的乌托邦色彩却往往都能或隐或显地体现出来。
一、《金光大道》
新时期以来,随着“文革”这段历史的被批判和被否定,《金光大道》作为文革主流小说的一个代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因此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而受到攻击或有意的漠视。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和文学观念的调试,这部作品又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尤其自1994年全部完整出版之后,对这部作品及作者浩然的褒贬之争一直是当代评论界的一个焦点。其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文本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争议虽众说纷纭,但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持肯定态度,认为《金光大道》的文本内容基本是真实的,“他记录了那一个特定时期人们的生活追求、情感活动以及在今日看来近乎幼稚的行为”[1],认为无论作为文学作品阅读,还是作为史料研究,都有其独特价值;另一种则持否定态度,认为《金光大道》只是对当时政治理念的图解,是有意粉饰现实,为文革历史唱赞歌的有意迎合,或者是为时代环境所迫而违心遮蔽现实。对这两种观点,笔者都不能完全认同,本文试从乌托邦角度分析乌托邦色彩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谈谈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二、乌托邦色彩在《金光大道》中的体现
(一)乌托邦式的的国家想象
《金光大道》中的乌托邦色彩首先体现在作品中理想的国家想象上。书中描写的是新
(三)简单圆满的问题解决模式
曾有人将《金光大道》的故事情节概括为一个英雄带领人们摆脱苦难,寻求幸福的创世故事,一个关于寻找救赎的故事,这种概括本身就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原始的乌托邦色彩。这个通往美好未来的路途虽是比较纯净的,但还是涉及到很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复杂问题,比如造假、腐败、干群关系等,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体现了一种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这就是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样的解决方式在作品中比比皆是。比如第二部中的“鞋底子事件”, 资本家用马粪纸填充鞋底,以次充好、偷工减料,为了蒙混过关,又给村长和区委书记送礼行贿。这种弄虚作假,行贿受贿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历来都绵延不绝,给社会带来莫大损失,普通民众对此的厌恶与痛心疾首是不言而喻的。可这些如此不得人心的行为却能够在各个时代屡禁不止,其原因应是多方面的:既有商人追逐利益的天性原因,也有社会的法制不健全、惩治措施跟不上的原因,当然也和一些利益阶层的权钱交易、从中干扰与不作为有关。总之,造假腐败之严重可恶世人皆知,但由于其中的盘根错节、利益交织,要彻底根治又谈何容易。当然不容易并不等于毫无希望,但至少也必须是循序渐进的,来不得感情用事。而《金光大道》中是如何处理这种现象的呢?书中将这种造假和行贿受贿现象写为是极个别的,原因归为是资本家本性作祟,是一种阶级矛盾,最后通过认清资本家的真面目从而将其打倒,以不法厂商彻底失败做结。区委书记得到同伴提醒,及时醒悟,迅速改正了错误思想。村长则怀着侥幸心理,执迷不悟,最终越陷越深,终至无法回头,得到应有下场。这其中渗透了我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清官意识”和“善恶有报思想”,也暗示着通过阶级斗争将资本家打倒或真正改造之后,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就不会再发生了。这无疑是把现实问题解决得过于简单和理想化了,只能是一种政治上的乌托邦。这种解决方式不是为《金光大道》独有,而是充斥于当时大多数作品中。这些作品往往将一些现实生活中经常存在又难以根除的社会问题当做一场阶级斗争给以彻底解决。这种将问题以阶级斗争方式加以简单化解决的办法,与复杂的现实生活相比,无疑只能是作者一厢情愿式的政治乌托邦想象罢了。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就反映内容而言,文本世界的乌托邦体现显然是与现实有出入的,但笔者认为这种出入并不仅仅是想为文革历史唱赞歌而有意粉饰,或是由于当时政治拘囿而无奈遮蔽,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特定时期下作家的情感认同和我国传统的民族心理文化使然。
三、对文革主流小说中乌托邦色彩的价值评析
(一)特定时期下作家的情感认同
“一个作家总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是他毕生生活经验、文化教养和时代风尚所形成的,它总是思想和情感交融的统一体,形成他的人格的核心。”[4]由此可见,文学呈现的风格特色与创作主体的价值取向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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