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它在反映当代社会问题的同时,还提供了一个透视“人”的平台,展示了“人”的三副面孔:兽性、人性和神性。这三者没有同时包含在某一个人的身上而生发相应的行为,而是通过三个主人公各展其中一面,即唐朝阳——兽性的残暴;宋金明——人性的复苏;元凤鸣——神性的光辉。三者合一,凸现出创作主体对“人”的审判以及对人文理性精神的呼唤。
　　关键词:刘庆邦 《神木》 兽性 人性 神性
　　
　　刘庆邦写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篇小说《神木》(曾改编为电影《盲井》),其情节并不复杂,也不甚离奇。叙述的是两个农民工唐朝阳和宋金明[1]合伙“经营”,以矿井底部黑暗处作为“屠宰场”,在杀掉“点子”[2]并伪造现场后,便会从矿主那儿领取丰厚的“亲人”[3]抚恤金,这便是他们特殊的“生财之道”。这种谋财害命的生存手段与方式,古今中外皆有,可谓见怪不怪。此外,小说的语言叙述也显罗嗦,不够精炼。结构安排上似乎也有创作主体的人为设计之嫌[4]而不够自然。然而,这些缺憾并没有影响小说的轰动效应。小说发表后,反响强烈。随之,一些评论文字也散见于国内报刊读物。但这些评论文章如出一辄,无外乎从“当今社会制度隐患”、“城乡对立与整合”、“农民的变与守”、“农民的生存现状”等外在生存环境与状态方面着手研究评析。这些大致也符合作家的创作初衷以及文本的能指。但本人认为,这些评论在最大程度上忽略了文本所提供的一个诠释空间:即对“人”这一特殊生物的冷静剥离与理性审视。WwW.11665.Com这也同《盲井》影片题词——浮华繁荣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肮脏与丑恶——不谋而合。由此看出,小说在关注当代社会问题的同时,确实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解剖并认识“人”的平台,从而使文本获得了一个理性高度,富有本体论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神木》给我们展示的“人”的三副面孔:兽性、人性和神性。当然,这三副面孔并没有同时包含在某一个人的身上而生发相应的行为,而是通过三个主人公各展其中一面,即唐朝阳——兽性的残暴;宋金明——人性的复苏;元凤鸣——神性的光辉。
　　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研究认为,作为个体的人具有三个层面:本我、自我和超我。所谓本我,是指作为个体的人的潜在的“我”,具有动物本能的同等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极少展示,多数情况下出现在梦中。自我即日常生活中的“我”,感性与理性交织在一起的“我”,此“我”完全展现在公众的眼前。超我则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是人的精神领域内的又一个征程与飞跃[5](p780)。笔者认为,与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面相对应的人的“存在”的状态即兽性、人性和神性。兽性倾向于邪恶与残暴,具有破坏性和毁灭欲。人性倾向于感动和怜悯,富有温和性和认同性。神性倾向于良知和道义,富有自发性和圣洁性。这三者实际上融合在作为个体的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三个层面同时“在场”又相互制约和支配。但在外界客观环境(如知识、文化、战争、灾难、伤害等)的刺激引发下,其中一个层面会更多地凸现出来。而日常生活中,更多彰显的是人性这一层面。
　　《神木》中,唐朝阳和宋金明可谓是两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但随着情节的发展,他们这对黄金搭档逐渐分道扬镳。当读者读到唐朝阳在他“哥哥”元清平的头上“补充似的击打了第二镐,第三镐,第四镐”[6](p32)的时候,不免有些战栗。一刹那,唐朝阳那狰狞的面孔闪入读者的眼帘。他已习惯于破坏和毁灭,视杀人为快乐,因为在杀过人之后往往“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6](p33)。
　　当他们捞了一大笔“亲人”抚恤金后,又开始搜寻下一个“点子”。寻找一个合适的“点子”,对于他们而言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正如唐朝阳所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6](p51)“点子”找到了,名叫元凤鸣,虚岁17。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原来是上一个被杀的“点子”元清平的儿子!这种“巧合”是通过元凤鸣随身携带的全家福照片为唐、宋二人所得展现的。这时候,他们三人已经在矿上做工两天,并获得了矿长的绝对信任。也正从此刻起,宋金明内心开始出现较大的波动和变化。以下是这两个人在得知这种“巧合”后的一番对话:
　　王明君(宋金明的又一个假名,笔者注)说:“坏了,在火车站这小子一说他姓元,我就觉得不大对劲,怀疑他是上次那个点子的儿子,我就不想要他。看来真是那个点子的儿子。操他妈的,这事怎么这么巧呢!”
　　张敦厚(唐朝阳的另一个假名,笔者注)说:“这有什么,只要有两条腿的,谁都一样,我只认点子不认人!”
　　(王明君说)“咱要是把这小子当点子办了,他们家不是绝后了吗!”
　　(张敦厚说)“他们家绝后不绝后跟咱有什么关系,反正总得有人绝后。”[6] (p86)

　唐朝阳兽性的残暴可谓赤裸裸地展露无余,而宋金明人性善的一面已经显示并逐渐复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唐朝阳越发急切地要尽早杀掉元凤鸣。宋金明呢,总是有意拖延时间,不忍心下手(上一个点子由唐朝阳亲手杀掉,这一个便由宋金明亲手杀掉,他们是轮流杀点子的)。尤其是元凤鸣的淳朴、真诚、踏实以及对自己的信任,深深感染并打动了宋金明。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以至于唐朝阳开始怀疑宋金明的真假行为了。“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运煤的已经运了好几趟煤,王明君仍没有动手。”[6] (p103) 但面对兽性张扬残暴至极的唐朝阳,宋金明似乎别无选择。因为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宋金明若明显保护元凤鸣,也将招致杀身之祸,甚至他和元凤鸣都将陷入被杀的局面。这对宋金明来说自是不愿接受的事实。若先下手为强,杀掉唐朝阳也是不可能的。宋金明毕竟是一个农民。从兽性到人性的渐趋,对他而言,不会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也许还很漫长,但我们毕竟看到了希望。于是,别无选择的宋金明只好在矿井底部做一个假顶,借假顶自然塌陷砸死元凤鸣来代替自己亲自动手。在我们看来,这种形式有异而本质相同的行为有些自欺欺人,但对宋金明而言,他却获得了心理平衡与自我救赎。人性的温情自然点缀其间,尽管是那样的残酷。小说的结局很出人意料。唐朝阳不小心被宋金明的镐尖扎进了太阳穴而致死(宋金明当然不是故意的,笔者注)。但宋金明并没有和元凤鸣一起离开井底,而是选择就地自杀。他死前对元凤鸣说:“我死后,你就说我俩是冒顶砸死的,你一定要跟窑主说我是你的亲二叔,跟窑主要两万块钱,你就回家好好上学,哪儿也不要去了!”[6] (p109)至此,宋金明人性的复苏可谓张扬到了极点,令读者也感慨万分。综观唐朝阳和宋金明在面对杀掉元凤鸣的过程中,分明是个体的“人”的本我和自我相互激战的过程,在外力的促使下,人性终于战胜兽性而获得了读者的认同和主体精神的自救。然而,这一切是以肉体的毁灭为代价的,未免有些沉重。由此也可以窥探出创作主体内心深处那份因果报应论的沉淀。
　　至于农家孩子元凤鸣,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作为个体人的一个道德尺度。作家对这个人物形象拿捏和把握得十分成功。元凤鸣淳朴、善良、厚道、真诚。而这一切,皆源于他的本性,即自发性,并获得周围人们的认可。诸如“二叔”的认可,煤矿饭店老板娘的认可,老煤矿工人的认可,甚至妓女的认可。说白了,神性就是圣洁性和拯救性。于是,元凤鸣这种与生俱来的神性之光便仿佛有了俯视众生的姿态,即具备了一种“心”的高度。于是乎,也才有了“二叔”人性的复苏,有了饭店老板娘热情的照顾,有了妓女与他“完事”后的害怕。元凤鸣的初破童贞,并无损神性光辉的一面,恰恰昭示了神性只有依附于“具体物”(这里指肉体,笔者注)才能显示其圣洁性和发挥其拯救性。神性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神木”的传说一样,据老矿工说,煤原来是大树老得成神了,就成神木了。这显然是个动听的神话故事。但元凤鸣听后,欣喜不已。天真的认为自己从井底带上来的那块煤就是带树叶的神木。而这神木正是经历了地壳的裂变而形成的,才会发出蓝荧荧的火焰,才会为老百姓所接受、认同和仰视。可以说,神木和元凤鸣的神性有着某种内在的暗合,给人以深深的启发。小说结尾写道:元凤鸣因为说了真话只获得一点点路费钱,离开了窑矿,他又往哪里去呢?[6](p110)元凤鸣的人生之路将很漫长。但是,经受了“裂变”的元凤鸣将会更加坚守那份与生俱来的淳厚与善良,纯洁与真诚,从少年到青年,再到老年……
　　很显然,兽性的残暴、人性的复苏和神性的光辉是文本彰显的一种意义,凸现出创作主体对“人”这个特殊有机物显在或潜在的关注与审判,并且是以形象来诠释抽象的意义。三个农民工唐朝阳、宋金明和元凤鸣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也是一种符号,富有个性和普泛性。就个性而言,他们是具有农民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这一个”;就普泛性而言,他们是“人”这种生物的代表,是被挖空了个性的共性符号,是形象和抽象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小说是成功的,富有深度和力度的。因为,它指向了“人”这个生存物的本身也意味着指向了终极。于是,获得了形而上的意义,此即为《神木》的一个潜在的诠释空间。
　　
　　注释:
　　[1]唐朝阳和宋金明分别是这两个主人公假身份证名字,下文中张敦厚和王明君仍为假名。
　　[2]“点子”,即指唐、宋二人选中的杀害对象——矿工。
　　[3]“亲人”,即指唐、宋两人通过假身份证来建立自己和“点子”间的假亲属关系,此为他们领取伤亡抚恤金作准备。
　　[4]这两个被选中的“点子”是父子关系,过于巧合。
　　[5]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6]刘庆邦:《神木》,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第33页,第51页,第86页,第103页,第109页,第110页。
　　
　　(王怀庆 江苏省淮安中学 223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