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当代文学批评的尖锐、浮躁和意气，凸显出茅盾文学批评鲜明的艺术特征和独特的美学品格。当下视野中的茅盾文学批评，有其现实借鉴意义，具有异世而同时的比照和反思价值。茅盾文学批评开阔的历史识见和浓郁的社会气息、他批评视角的及物性、他作为批评家的勇气和正直以及他对异域思想理论资源的理性态度，都值得当下文学批评深思。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当下反思；茅盾
　　在唯政治的紧箍咒卸去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在短短的30多年间，经历了所谓的“先锋就是自由”的狂欢，也尽情地进行过唯艺术的形式与意义的探险，终于迎来文学相对独立发展的繁荣时期。与此同时，文学批评也进行了巨大的自我变革，从原来被捆缚在社会政治战车上的附属工具，开始转变为尽量去同步参与文学变革进程的滚滚潮流，从而也完成了自身艰难的蜕变和独立。
　　在这种寻找自身意义生长点的变革过程中，尽管当代文学批评也在不断地左冲右突，但其当下结局却是让人悲哀的。诚然，政治威权曾经把文学批评变成婢女和传声筒，甚至是驯服文学家的棍子。但是，当政治威权不再占据第一位压力的时候，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一样，在越来越强大的现实功利迷雾面前，迅速地被淹没在商业化的喧嚣之中。
　　然而，当我们回望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史时就会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就从事文学批评的茅盾，在当下文学批评现状参照中，却显示出了他文学批评实践的特异质素和思想的独特品格。当下中国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驳杂的语境，也凸显出茅盾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大家的借鉴价值。茅盾明确的左翼立场、一直以来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踏实客观的编辑态度、扎实的创作成绩、稳健的文学批评作风、巩固的文学史地位，都成为考量当下文学批评的最好历史借鉴。Www.11665.COm
　　一、当下文学批评的困境
　　显然，和茅盾所在时代不同的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政治“帮忙”地位的褪去，并没有让它变得更纯净和犀利。相反，长期以来为主流意识形态“帮忙”的惯性，在政治威权退隐深幕之后，商业的力量迅速地走上前台，取代了政治威权，成为当代文学批评寻找现实力量的靠山，文学批评转而变为商业大潮的“帮忙”者。也正因于此，文学批评在当代变得比以往更杂糅，也更脆弱，更为敏感。文学家圈子、批评家圈子、政治圈、商业圈渐渐混沌成一个巨大的精神黑洞，形成一个吸纳和规驯所有异质批评力量的“百慕大三角”。批评家的尖锐、文学家的才情、理论家的深刻、政治家的势利、商业家的计算，大都遵循着商业“交易”逻辑，充满着焦点策划的因子，只有市场和利益是永远的真理标准。当下文学批评家和歌星影星群体一样，不仅追逐着媒体的镁光灯，而且随时都有在出版市场“过气”的危机。典型的例子是，80年代风云一时的先锋派的批评。先锋派批评可谓是一时之豪杰，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名利双收的满足之后，一些新锐的先锋批评家渐渐滑落、变质为时尚派的批评家：原来拥有野狼般敏锐和中立国式正直的先锋批评家，有些甚至变得像马戏团的玩犬，成为专门给个别作家量身订做、贴身保卫的私人批评家。他们和作家们结成对子联盟，除了引领阅读的商业卖点和杂志版面潮流外，便是整天期待着自己的名气和人气象雪球般增值。也有一些先锋批评家最终转入学院的高墙，带着墙外积累的商业花香，进一步获得墙内卖高价酒的资格。现实功利的短视与堕落，也轻而易举地统一了先前似乎誓不两立的学院派批评家和先锋批评家。他们共同挥舞着“趣味享受主义”、“思想精神消费”的大旗，引领着生活匆忙又渴望时尚的读者，不断恶化着本来就脆弱烦躁的读者审美神经。对于现实生活与精神审美二者的关系，甚至出现了谁化谁的“审美生活化”的争论，学者们为此争论得一塌糊涂，而这恰恰证明了当下文学批评与商业消费“密谋”的成功。文化批评在中国当下语境中，丧失了它本该有的现实批判性，被商业消费力量迅速收编。古人讲的“利令智昏”，对自以为神圣的当下文学批评家族，一样适用而富有深刻的透视力。
　　二、回望与反思：茅盾文学批评与当下文学批评的映照
　　面对烟灰扑面、红尘滚滚的当下文学批评，回望曾经活跃在现代文学史时期的文学批评思想与实践，我们也许可以更清晰地发现文学批评应有的品格，从而更好地检讨当代文学批评的缺失。检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茅盾无疑是杰出的一位。在批评实践上，茅盾的成就相当突出，可谓自成一体；在批评思想和风格上，他也极具个人生命烙印，旗帜鲜明而且论述深刻。

　　1．文学批评与历史识见
　　回望茅盾的文学批评，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他那开阔的历史识见和浓郁的社会气息。茅盾主要是以翻译和评论步入文坛的，和其他现代文学批评家相比，他更关注思潮和系列性的文学现象，更喜欢做一些扫描、漫评性的研究，这从而也开创了“漫评”形式的文学批评实践。这类文学批评，侧重于联系广阔的社会人生，联系时代和历史，对作家作品、文学运动和现象作综合的整体的研究，展示出茅盾文学批评大家的气度与识见。同时，茅盾漫评式的文学批评，更以其新颖的形式和独特的美学价值，在当时文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春季创作漫评》等。
　　茅盾的文学批评，自觉地运用了比较视角的研究方法，注重对历史社会的探索，注重研究作家创作道路上出现的新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从历史变化发展的角度作出自己独到的评价。茅盾对1927年初登上文坛的丁玲的文学批评，就是很好的例子。茅盾曾对丁玲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创作进行系统比较，从思想内容方面勾勒出发展线索，使丁玲文学的发展变化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茅盾的批评观照，自然地驾驭着批评对象，分析深入，评价公允，论述深刻得当。作为一个严肃的文学批评家，茅盾总是把自己的理论分析建筑在大量的、准确的资料基础之上，并在对材料的反复研究、归纳的同时，从中引出切合实际的分析和判断。19世纪法国大批评家丹纳曾说过，衡量近代文艺批评价值的标准在于“在常识的根据之外加上科学的根据”。…茅盾的文学批评，具有丰富的“常识”和“科学的根据”，结合着历史眼界和社会气息，值得当下文学批评家好好反思与借鉴。
　　然而，与茅盾截然不同的是，当下文学批评家却尽量地不涉及历史文化背景，不论及作品的社会氛围，一边倒式地涌向文本解读。他们纷纷沉迷于单个作家和单个作品的文本阐释，孤立于作家群体和时代社会之外，把孕育生成于时代背景与作家心灵和血肉呼吸中的作品，扔进冰冷的文本结构的酒精瓶，然后凭借着西方语言学派发展而来的新批评等理论工具，在缺乏同情之理解的理论术语的手术刀下，沉浸于批评家自言自语的、猜谜式的文字索引与文本游戏中。在当下的文学批评里，批评家们很少关涉到作家的思想生机和生活热情，也极少沾染当下生活的烟火气。当下批评家们的神秘高蹈，在生存与商业的压力场中，只是上演着一次次文学批评“知识”带来的文字“权力”的游戏。
　　2．文学批评的及物性
　　面对历史，应该引起当下文学批评羞惭的还有茅盾文学批评的及物性。茅盾的文学批评，没有虚泛空论，而都是从当时的文坛实际和具体的作家作品出发，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评论，充分显示了评论家的卓识。他主张，评价一部作品的成败得失，“不应该枝枝节节地用自己的尺度去任意衡量”，而是看它在当时的文坛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和价值。譬如在全面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创作情况以后，茅盾才认为只有叶圣陶的《倪焕之》才是“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作品，赞扬这是“扛鼎”似的工作，并且断言由于《倪焕之>的出现，将来我们便“可以说声：五四以后的文坛倒不至于象五四时代那样没有代表时代的作品了。
　　可是，当下许多批评家，喜欢不读完整的作品或者挑读作品的片断就急于展开长篇大论。当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当下文学作品产量巨大的客观原因外，批评家盲目求全责备的自我崇高举动，也是导致批评假大空、浮肿贫血的重要因素。当下批评打不到作品的痛处，更多的批评家，只是抓住作家或者作品的精彩之笔来大加发挥，进而强加比附拔高，最后迅速地与当下国内外哲学或者其它社会理论思潮联系起来。他们把作品当作从各个领域漫游回来的传染病菌，但唯独失去了作品本身的体会。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下文学批评界对余华的<兄弟>的评论，这真可谓是把文学批评当成炒作股票。作品本身没几个人细读，却大肆争论这部作品的地位和价值。对一个作品的艺术价值定位，当下批评家表现得过于急功近利，甚至有些武断。而对铁凝新作<笨花>的批评，一些当下批评家也同样陷入以哲学思想的攀附来拔高作品本身艺术价值的怪圈。诸如此类的文学批评，许多纯粹就是自言自语，既不尊重作者和作品，也不尊重读者和批评者自己，最终充其量只是沦为世人笑柄。

　　3．文学批评的勇气与品格
　　茅盾的批评文字，异常醒目地表现出他作为批评家的勇气和正直。鲁迅是文学大家，茅盾仍然敢大胆指出<呐喊>“没曾反映出弹奏着‘五四’基调的都市人生”，“<仿徨>虽然有两篇都市人生的描写”，“也只能表现了‘五四’时代青年生活的一角，因而也不能不使人尤感到不满足”。对于一个文学批评者来说，能够发现一些有成就作家创作中的长处和不足，并且明确指出来，这非常重要。但是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鉴赏能力，发现创作新秀中好的苗头、新的倾向，并且热情地肯定它和积极地支持它，同样难能可贵。茅盾也做到了这一点。
　　当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刚刚发表时，他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青年，然而茅盾也立刻给以足够的重视。与此同时，更为可贵的是，尽管茅盾是一位“有着明显的左派倾向”的文学批评家，但他的文学批评却始终出于艺术公心和批评正直。意识形态，对一个左翼批评家而言，意义当然极为重大。但茅盾并不因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而影响文学批评的客观公正性。对于有革命倾向的作家，茅盾一样指出各自不值得肯定的倾向，对蒋光慈的批评就是如此。茅盾敏锐地指出蒋光慈作品中只有革命者的“脸谱”和反革命者的“脸谱”，且戏称之为“脸谱主义”。茅盾认为，“这是很严重的拗曲现实，这是很严重地不能把真确的现实给读者看，并且很严重地使得作品对于读者的感动力大大地减削”。茅盾的批评正直，还表现在他对编辑刊物的态度上。
　　众所周知，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更是该会的阵地刊物<小说月报>的编辑，也一直在新文学阵营中颇有影响。但茅盾没有滥用自己的版面，更没有借此拉帮结派，而是出于批评公正，展现百家争鸣的批评现实。茅盾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范围、艺术观点，就摇摆自己文学批评的立场，在自己刊物上压抑有不同艺术见解和趣味者，这在当时文坛派别林立的氛围下，实属难得。例如，在当时，徐志摩是一个历来有争议的新月派诗人，茅盾却没有以团体主义眼光忽视他，而是从当时的时代走向和徐志摩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进行了客观评论。茅盾既是作家又是文学批评家，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在考虑刊物版面和发行时，他能换位思考，与那些被评论的作家文心相印，与文学批评的同行们文心相通，大家是平等的朋友，同气相求。他既能体会各自的甘苦，又能同情他们的际遇；既能了解他们的特异性格，又能看到彼此的特殊创造。茅盾客观的编辑品格和文学批评的磊落风采，使得他在当时获得很高的文坛威望，具备较高的批评公信力。
　　相较于茅盾而言，当下文学批评和茅盾所处时代的相同之处在于，都遭遇到争夺商业市场和平台的竞争。对文学批评家而言，这些压力往往意味着批评生命的持续与发展，意味着对报纸杂志版面、网络影视媒体等空间平台的占有和争夺。因此，在这种情势下，茅盾对此类压力的态度，就相当值得当下文学批评家反思和借鉴。当下文学批评，对刊物版面的占有和争夺是众所周知的。

　　当下文学批评，批评发言权和话语舞台的争执，导致今日文学批评刊物的圈子化现象相当严重。作家作品和文学批评文章，都是集柬式地出现，而且往往形成矮人观场、一味叫好的“当代文学表扬”的文学批评圈。当下文学批评圈子化发展的结局，就是批评的捧杀和骂杀。批评家与作家常常容易成为小团体分布的、顽固的既得利益共同体。这种批评的圈子化习气，毒化了文学和批评本来健康的、良性互动的刺激机制，使得文学批评实体化，甚至变相为现代商业版面和杂志刊物的权力争夺战。
　　4．文学批评：自我认同与他者吸纳
　　当下文学批评的处境，和茅盾时代一样，都是西方理论思潮滚滚来袭的时代。在当时，茅盾对于西方文学理论思潮，眼光是开阔的，思维是辩证的，态度是审慎的。其问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茅盾具有民族文化本位坚守的较强尊严感和责任意识。“海外文坛消息”是1921年茅盾主编<小说月报>后开辟的专门介绍各国文坛动态的一个栏目。该栏目内的消息均由茅盾自己撰写，从1921年1月至1924年6月，茅盾共写了206条。其间相当部分是对西方文学潮流的译介，而且都经过了茅盾本人有意识的选择。当时文坛上流行从西方传人的“唯美主义”、“感伤主义”的文学，但茅盾没有一窝蜂跟风而上，而是坚持说：“文学的最大功用，在于充实人生的空泛，而名士的文学作品叫人看了只觉得人生是虚空的，而文学的效用既失，对于人类还有什么益处，还喊什么文学?¨茅盾要求文学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并严肃地指出：“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茅盾也并不盲目排外。他曾竭力地引进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如在<文学与人生》里，茅盾就直接引用泰纳<艺术哲学>里的观点，说明文学与人种、环境、时代的关系，并强调文学批评要保持“没有一意私心、不存一些主观”的客观态度。
　　回望茅盾面对时代思潮的持重而中肯，比照当下文学批评家生吞活剥时兴的西方理论，生硬肢解中国作家作品而迁就西方思潮的做法，我们须深思之长思之。面对异域资源，茅盾的冷静自守与理性的他者吸纳，较之时下文学批评界一遭遇西方理论大潮便导致传统批评“失语”或者方向迷失的窘境，二者可谓大不一样。当下相当多的所谓学术批评，已经成为西方百年文论术语的跑马场。他们各自套用着不同的文论流派术语，大量地沉迷在“主义”和“性”之争，自言自语、唾沫横飞，圈子内外大多都只是在看热闹。当各种流派一一登台表演完毕、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才发现，除了一大堆意义不确定的翻译过来的术语横七竖八地漂满各种刊物版面，无人收编之外，文学批评应该有的中心——作家和作品——却不见了，这就是当下文学批评的怪现状。回头看看茅盾当年理性批评的大家风采，或许对探究当下文学批评遭遇西方思潮的失望表现和寻找它软骨病的病根与症结，是一剂良药妙方。
　　尽管茅盾文学批评无疑有他的时代局限，比如说他有时候有过“左”的僵硬批评姿态及个别的随风俯仰的批评。但是，审视当前文学批评现状的浮躁与贫乏，完全可以肯定，茅盾文学批评实践的主要经验和积极的思想意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下价值。当下文学批评的种种不足，也更凸显出茅盾文学批评的崇高品格和理论光辉。回望茅盾文学批评的特殊意味，对于当下如何正确开展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历史观和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