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文学批评学科在20世纪形成，故20世纪被称之为“批评的时代”。文学批评的学科化过程是漫长的，批评话语选择什么姿态参与文化，这是不同的历史语境不断重复的问题。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文学批评都应该参与文化。文学批评能沿着圆形批评的轨道前进，文化研究的前景将更广阔。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过渡性发展；未来趋势
　　文学批评在“文学”中的地位颇为尴尬：虽然它被称为“文学”批评，但在“文学”中似乎并没有它妥贴存在的位置，总是被直观地看作文学创作的附庸为理解和阐释文学作品的意义而存在，被文学创作所规定；或者被朦胧地归之于相邻学科，使批评家被看作外在于文学的另一种存在，寄生于创作，被创作所规定。如果只是依据对“文学”的批评，就确定文学批评的“文学”品质，其实其自身的属性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规定。文学批评正在从尴尬的角色之中脱身而出，这仿佛是20世纪的一个理论杰作：20世纪被称之为“批评的时代”。
　　近几年来，关于文学批评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把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表示着一种理论诉求：试图发现和描述出它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而具有的特殊领域，使之不再被看作处于附属地位的工具性附属品。总之，要确定文学批评之作为文学批评，而不是什么其它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政治批评，从而能够遵循文学批评的规律健康地开展批评。
　　批评话语具有极为纷繁的形式，纷繁的形式证明了这个话语类型的容量，其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要去追溯批评话语的历史本源，考察其初始的文化动机。我们没有必要为文学下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但是，鉴别、判断、分析和阐释无疑有理由成为批评话语的母题。wWw.11665.COm这样的母题同样可以在cirticism这个词语的历史之中得到证实。按照韦勒克的考证，希腊文的“批评”这个词意为“判断者”；同时，“批评”也与文本和词义的阐释有关。到了中世纪，文法家、批评家和语言学家这些词语几乎可以互换，他们是那些弘扬古代文化的人，例如《圣经》的阐释或者古代文本的编纂和校勘。l7世纪，这个术语的涵义逐渐扩大，批评不仅指一系列实践性批评，同时还指传统称之为“诗学”或者“修辞学”的文学理论；而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里，“批评成了像是整个世界观甚至哲学体系这样的东西。”文学批评的学科化经历了漫长过程，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形成晚在20世纪上半叶。下面主要研究文学批评的过渡性发展和未来。
　　一、过渡性发展
　　文学批评在20世纪形成，繁荣背后掩盖着危机。没有一门学科像文学批评这样混乱，其作为一门学科是存在的，但有许多内在的问题存在着，在其脆弱的共识刚刚达成之时，就进入了过渡性发展。文学批评似乎关注一切，理论话语比19世纪复杂得多。今天的文学批评用高深的用语，掩盖在其背后的是，它仍牢固地立在20世纪初的学科基础上，高度的学科化，非经验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化工业形成、知识分子转型、文学学术体制化以及文化研究兴起的历史语境中，作为“分析”和“判断”活动的文学批评，其学科身份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进入了过渡性发展。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研究对象的扩张。文学批评研究的对象扩张到一切，一切都可以当作文学来看，将整个世界看成了一个需要分析的大型文本。今天，文学批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文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是文化研究盛行的时期。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和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均是文化研究奠基之作。在文化思想上，文化研究与英国的新左派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家之中，威廉斯的观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传统观念之中，文化时常被想象为某种超功利的文学、艺术、学术，这些文化只能掌握在精英手里，与芸芸众生无关。威廉斯考察了工业革命至当代“文化”概念的种种涵义。在他看来，各种形式的知识、制度、风俗、习惯都应当视为文化的内容。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是同义的。
　　另一方面，威廉斯也摒弃了庸俗马克思主义那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威廉斯认为，文化的种种变革不是经济发展的自发性后果，人们的经验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经验同样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威廉斯把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生活的方式：“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的价值。”它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所以，“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很大程度上，这种观点将文学批评从传统定义之中解放出来，并且成为一种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另一个渊源可以追溯至法国的罗兰·巴特。巴特的早期著作《神话集》对于日常的许多文化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独到的解读。《神话集》谈论过摔跤、洗衣粉广告、汽车式样、电影明星、脱衣舞、旅游手册、爱因斯坦的大脑，等等。巴特的分析说明了日常文化的建构方式。他把这些日常文化称之为“神话”，巴特试图揭开这些日常文化的“自然”的伪装。对于文化研究说来，《神话集》之中的日常性与意义的质疑均产生了巨大的启示。20世纪的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现在是消费这些理论的时候了。理论不再高高在上地锁在学术的殿堂里面，理论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分析之中重新获得活力。另一方面，从阶级、身份、性别、种族不平等到意义生产的操纵与控制，日常生活又有那么多问题有待于阐释。这时，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传统的文学批评在今天的过度发展。
　　2．学科之问界限的混乱。文学批评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到历史学的考据、社会学的问卷调查、经济学的利润分析，文化研究四处征战，行踪不定。人们已经承认，传统的文学批评范围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但是，迄今为止，人们还无法划定文学批评的确定界限。事实上，文学批评本身就存在一种反学科的倾向。对于某些批评家来说，传统的学科界限是十分可疑的，学科的形成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当代文艺研究的思想资源已由哲学、伦理学转向了社会学、语言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也正因如此，文学批评的知识型问题就冒了出来。其实文学批评隶属于哪种知识系统的问题从来就不曾明确过，只是在古典时代所有的知识都聚合在哲学的名下成其为一个整一性的庞大结构，文学批评从这个结构中分享着知识资源，因而伦理哲学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导性思想或知识的立足点。近代的美学也许解决了造型艺术理论的知识型问题，但美学至今也未能真正解释文学问题。进人20世纪以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支点的空白使大批所谓“外在”学科知识侵入文学理论，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蜂拥而至。于是文学批评变得“毫无自知之明”了。“克罗齐在一八九四年就曾抱怨说，‘文学批评’这一术语已经变得只是为一个共同的题材、即文学作品集合拢来的千差万别的智力活动的集合了。”一种缺乏自有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智力活动，其学科身份的独立性似乎是令人怀疑的。这也是今天的文学批评比传统的审美批评更具活力的原因，因为文学批评力图为批评提供一个文化学的知识型作为分析判断的支撑点，它虽没有变成其他学科，但却与这些学科的界限发生了混淆。
　　3．文学批评的判断者身份的丧失，以及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员的社会身份的混杂。文学批评的学科身份的形成是以启蒙意识为前提的。启蒙所带来的思想和知识的等级秩序认定了靠超凡的学识启迪众生的启蒙者的角色，在文学活动中，这个角色就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而比他们更高的，即学识更加超凡以至于能对这些启蒙者进行启蒙的，便是批评家。但是在阐释学和解构论占据思想舞台主角的后现代文化中，启蒙褪色了，由启蒙设置的等级秩序也被大众文化摧垮了。在这个时代，文学文本的写作者不是“灵魂的工程师”，而是与读者谈话的人；同样批评文本的写作者也不是文学课程的教师，而是与文学家谈话的人。一个谈话人，凭什么拿自己的标准高高在上地评判谈话对象的高低优劣呢?别林斯基读到了果戈理的《与友人通信选集》后给果戈理写了一封信，对果戈理进行了一番“启蒙”式的评价，这导致果戈理后来无法完成《死魂灵》第二部。那时的文学批评有如此功效全赖于启蒙交给批评家的权杖，但这样的事情现在不会出现了。非但作家们不把批评当回事，甚至公众也不太相信批评家对作品的议论，文学批评今天发展到了特殊过渡性的时期。
　　对于从事批评的学者，蒂博代曾经总结过三种文学批评：“有教养者的批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和艺术家的批评。”在他的眼中，三种批评各有优劣。问题就发生在这里，一种需要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来操作才能彰显其全部功能的知识活动，它自身的独立性又何在呢?如果说没有哪一种人能够完整地进行文学批评，那文学批评就是一桩缺乏职业基础的事情。

　　文学批评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文学批评家，现代西方的那些著名批评家，诸如戴维·洛奇、希利斯·米勒等，大都是大学教授，其谋生方式是教书。在中国，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大概以这三种人为主：一是大学或研究院的教授、研究员；二是报刊编辑；三是政府的文化管理机构的官员。就文学批评而言，这三种人都并未以之为职业。靠教学和研究吃饭的教授、研究员们倡导的学院派批评，力图把文学批评变成文学理论的附庸，这样才能在文学批评领域里捍卫他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靠学术体制化所获得的高雅身份(诸如《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一类的书就十分值得玩昧)；报刊编辑们的批评带有太多为写家们“卖书”作广告的痕迹；而政府官员的批评的主旨则在于宣传国家的文化政策。这三种批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但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又为什么无法与这些异化的批评相抗衡呢?文学批评本身的发展表现的形式，本身的界线都难以确定，其与文学理论也没有明显的界限。文学批评的三种人员相互补充，共同促进着文学批评的过渡性发展。那么，它的未来走向又如何呢?

　　二、文学批评的未来
　　文学批评是一门现代学科，文学本身如果长存，那么文学批评会长存吗?一种现象的存在，一种事物本身的存在，与把这种事物、现象作为一种知识的存在又是另一回事，如：睡眠是我们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但是至今却没有“睡眠学”。l8世纪和19世纪的文学批评没有研究文学，而是研究与文学相关的一切。文学有未来吗?文学批评有未来吗?今天我们必须把它提到纪事日程上来，并讨论其存在的的合法性问题。
　　文学批评的未来将会遇到哪些问题呢?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会消亡吗?显然，仓促地对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作出预言是鲁莽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就今天的文学研究与以往文学批评之间的差异进行一些观察。差异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什么是文学经典；第二，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是否有益于文学研究。
　　首先，文学批评对于大众文化的青睐是否会冲击传统的文学经典?——后者通常是大学或者中学文学教育的范本。如果流行歌曲代替了李白，电视剧淹没了鲁迅，或者，《流星花园》压倒了《三国演义》，那么，文学批评是不是会游离于这个学科本身的对象之外?文学经典并没有在文学批评之中退席—尽席的仅仅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作品。换言之，经典仍然充当了文学批评之中的主要话题。文学批评不是踢开经典，相反，文学批评开辟了分析经典的语境：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多的关于歌德的论文，人们从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得出的视角在研究《红楼梦》。这种现象表明，文学理论正在打开传统的界限而闯入一个新的领域；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以来的众多思想家——例如，德里达、福柯、巴特、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的一系列观点都汇聚到文学理论之中。当然，除了文学经典，文学批评继续将大量的大众文化以及一些边缘性的作品引人课堂。这种做法的背后的确隐藏了文学标准的改变。许多人认为，应该给予那些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公正的社会待遇；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群体的文学具有多么高的文学价值。文学批评是否用政治的公正代替文学的判断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可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会发现，所谓的“文学价值”或者“文学的判断”本身就歧义很多。有没有必要认为，传统的“文学价值”标准具有某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事实上，诸如阶级、种族或者性别的标准总是不断地介入文学的挑选和评价。从以往的文学史编纂到现今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者世界性电影奖，什么时候有过让所有的人都心悦诚服的“文学的判断”呢?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考虑到另一面：坚持一种统一的“文学价值”或者“文学的判断”，它不能把某一种文化神化，好象只有它才是评价文学优劣的唯一标准?不言而喻，这个问题背后所包含的各种政治权力机制本身就是文学批判应该关注的课题，而且已经成为文学批评关注的话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批评会不会再度放弃对文本的细读，从而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此刻，作品本身就已变成某种社会学主题——例如，阶级压迫和反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附庸?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之中“庸俗社会学”的幽灵尚未走远。的确不少文化研究从文本的解读开始向社会政治分析转移。乔纳森·卡勒言简意赅地解释说：“仔细解读文本就是对每一点叙述结构都保持敏锐的注意，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错综性；而社会政治分析则认为一个给定时代的所有连续剧目都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社会结构的表述。”如果这些文化研究的结论试图说明的是文学问题一无论是说明一部作品的象征意义还是说明一部作品的内在丰富性，那么，文本和形式的研究不可忽视。今天的文学批评可以放大考察的半径，但是，文本和形式始终是一个不可摆脱的圆心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之下，文学批评仍然要坚持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批评考察的是意识形态施加在文本和形式之上的压力。
　　今天的文学批评表明，人们不再将文学想象为一个高贵的殿堂，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国。形形色色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加入文学的运作，强烈地影响了文学作品的风格以及获得的社会评价；另一方面，它也表明文学仍然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文学正在多方面地嵌入社会生活，并对社会人生发生作用。
　　文学批评在未来的发展，我们的理想是，以审美为中心的，是以文学创作者和社会上大多数文学接受者为对象的，是为着有助于文学创造者艺术思维品格和效率的提高，是为着有助于文学作品接受者审美观照中快感的强化和深化的；是融合感悟与理性，融合社会历史的考察与审美估量的，这样的文学批评，我们称之为圆形批评。它是一种文学批评观念、文学批评理想、文学批评原则，它鼓励批评的多样化，鼓励多种文学批评之间的相互和谐。一个文学批评学派或一种批评方法，仅仅是文学批评螺旋发展圆圈上的一个点，一段弧。每个点、弧是孤立的，但整个圆是连贯的、浑然一体的。
　　文学批评在未来的发展是多元的，我们将20世纪称之为“批评的时代”，众多批评学派联袂而来肯定是一个主要的理由。20世纪的话语生产规模空前，因此，这些批评学派找到了参与文化的最为合适的方式。批评话语选择什么姿态参与文化，这是不同的历史语境不断重复的问题；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文学批评都应该参与文化。我们希望未来的文学批评能沿着圆形批评的轨道前进，我们也期望未来的文学能走的更好，而文化研究的前景将更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