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着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如此。五代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是受唐代宦官大肆收养假子的风气影响而形成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超乎君臣或上下级的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泛滥也与儒家伦理的缺失有着很大关系。
　　关键词：五代十国；收养关系；假子

　　　　作者简介：杜文玉，男，陕西渭南市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维斌，男，甘肃张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五代十国时期曾经广泛地流行过收养假子(义子)的社会风气，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关于唐五代假子问题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初步的研究，如谷霁光的《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戴显群的《唐五代假子制度的历史根源》和《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相关问题》、田玉英的《论王建的假子在前蜀建立中的军事作用》和《关于王建假子的情况及王建与假子的关系蠡测》等文章。谷霁光的文章主要从军制的角度研究了这一时期私兵、义儿与亲军的关系，对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没有更多涉及。戴显群的文章把这一时期的假子分成了三种类型，并认为唐五代收养假子的风气根源于胡族的收养假子的风俗，这种观点能否成立还值得商榷，且其侧重点主要在唐代，并非专门研究五代这种风气的专论。Www.11665.coM田玉英的研究仅涉及了前蜀一国的情况，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故对五代十国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有重新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
　　
　　针对五代十国时期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其撰写的《新五代史》中专门写了《义儿传》1卷，共收入了晋王李克用的8位假子的生平事迹。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之所以说收入了8人的事迹，是因为李嗣源后来当了皇帝，即后唐明宗，其事迹自然要收入本纪，于是便只能缺少一人。按照欧阳修的本义《义儿传》应收入10人，因为李克用的另一假子李存审的孙女为宋太宗的皇后，欧阳修作为宋臣，心存忌惮，于是便恢复其原姓，以符存审之名将其传编入其书卷25《唐臣传》中。
　　李克用的这10名假子都是战功卓著，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其中李嗣昭、李嗣本、李存进3人战死于沙场，李存孝因反叛被李克用诛杀，李嗣恩、李存信、李存璋等人壮年病卒，只有李存贤与符存审两人老病而死，算是得了善终。在10人中以李嗣源活得最久，他是沙陀族人，本名邈佶烈，因其跟随李克用作战勇猛，遂被收为养子。李克用之子李存勗攻灭后梁，建立后唐王朝，李存勗即后唐庄宗。李嗣源利用魏州兵变夺取帝位，史称唐明宗，唐庄宗死于禁军兵变。其实李克用所收的假子并不仅此10人，欧阳修说：“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虢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能够编成一军，可见人数不少。这支义儿军战斗力极强，属于李克用的牙兵部队之一。《旧五代史·李建及传》说：“李建及，许州人。本姓王，父质。建及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儿军，及赐姓名。”李建及以牙职统率义儿军，证明义儿军就是牙兵。李克用赐其姓李，又命其典义儿军，说明李建及也是其假子之一，因为义儿军通常都由其假子掌典。如李嗣本，本姓张，因功升任义儿军使。符存审，也是以假子的身份掌典义儿军的。李存进、李存璋、李存贤等，无不是以假子而任义儿军使的。未收入《义儿传》而史书有所记载的李克用假子还有李存颢、李存实等人。
　　在五代十国时期大量收养假子的并不仅限于李克用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凡割据者无不如此，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皇帝收养的假子。如建立五代第一个王朝后梁的朱全忠，就收有不少假子，如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朱汉宾等，或为禁军大将，或为节度使，其中有的还封了王，如朱友文封博王，朱友谦封冀王。在十国中，以前蜀皇帝王建收养假子最多，据《十国春秋》一书的记载共有45人之多，这些都是地位较高，立有专传者。另据记载，王建收养的假子总人数达120人之多，这些人在建立前蜀的过程中多立有大功，且多具有很高的地位，如王宗佶、任太师，总六军，封晋国公；王宗侃任太保、中书令，封魏王；王宗滁任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任同平章事，封集王；王宗弼任太师、中书令、判六军，封齐王。《前蜀列传》其他诸假子皆分任各种要职，掌握着前蜀的各种军政大权，是维护其统治的骨干力量。就连建立较晚的北汉，其皇帝也收养有假子，如刘继业，本姓杨，作战勇敢，人称“杨无敌”，任建雄军节度使，被汉睿宗刘钧赐姓刘，收为假子。这位刘继业入宋以后，恢复了杨姓，原名业，有子6人，皆勇猛善战，社会影响甚大的杨家将的故事即以此为原型。再如刘继忠，也是刘钧的假子之一。刘继颐，本为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之子，刘守光败死后，他人五台山削发为僧，由于善于经商，获利多用于资助北汉财政，被刘钧列入宗姓，收为假子。
　　2、大将、节帅收养的假子。如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在唐末五代割据于关中西部，势力最大时占据数十州，其部下大将中有不少人为其假子，如杨崇本，“幼为李茂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继徽”，其在李茂贞手下任枌州节度使。李彦韬，原名温韬，被李茂贞收为假子后改名李彦韬，任义胜军节度使，曾将其境内唐朝诸帝陵盗掘，包括唐太宗的昭陵，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李继远，原名符道昭，为秦宗权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奔李茂贞，被收为假子并改名，后来官居秦州节度使。此外，李茂贞假子还有李继臻、李继诲、李继密、李继鹏、李继忠、李继筠、李彦弼、李彦琦、李彦询等人，他们或为节度使，或为禁军将帅，结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后梁大将霍存，收霍彦威为假子，在后梁历任枌宁、义成、天平等镇节度使，在后唐历任武宁、平卢等镇节度使。再比如河中节度王重盈有假子蒋殷，曾任武宁节度使。类似情况还很多，不——列举了。

　3、富人、豪强收养的假子。如王晏球，少年时被汴州富豪杜氏收为假子，后投靠朱全忠，历任右千牛卫将军、龙骧四军指挥使、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在后唐历任归德、天平、平卢等镇节度使，并改名李绍虔。再如孔循，被汴州富商李让收为假子，于是改姓李。李让又被朱全忠收为养子，他又改姓朱。朱全忠之子的乳母喜爱他，遂收养于室中，这个乳母的丈夫姓赵，于是他又改姓赵。荆南 国王高季兴早年也被李让收为假子，李让被朱全忠收为假子后，他又改姓朱氏，其后地位渐高，才恢复了高姓。这些假子都是身居高位才被史书记载的，没有显达而疏于记载还不知有多少。
　　4、假子收养的义子。在五代十国时期，被人收养为假子者，也纷纷仿效其养父行为，大肆收养他人为假子。如李茂贞曾为唐末大宦官田令孜的假子，一度改名田彦宾，而李茂贞养子杨崇本又收枌州留后李保衡为假子。唐明宗为李克用的假子，他也收有一些假子，如张彦超，历任蔚州刺史、晋昌军节度使；李从珂，本姓王，被明宗收为养子，后来还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前蜀皇帝王建也是一个假子，他早年在神策军任职时，被大宦官田令孜收为假子，其创建前蜀政权的过程中又收养了大量的假子，以供其驱使。
　　在这一历史时期就连许多帝王本人也是假子身份，除了唐明宗、唐末帝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世宗。周世宗本姓柴，为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之侄，郭威无子，遂将其收为养子，郭威死后，继位为皇帝。欧阳修在《义儿传序》中说：“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指的就是这3位皇帝。其实，五代皇帝中为人假子者并不仅此，晋高祖石敬瑭应该也是其中一位。石敬瑭是沙陀人，唐明宗的女婿，后唐末年任太原节度使，勾结契丹举兵反叛，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推翻了后唐统治，建立了后晋政权。在十国的皇帝或国王中，除了前蜀王建、荆南高季兴为假子身份外，南唐的开国皇帝李异也是一个假子，其幼年为孤儿，被吴国杨行密收养，因为杨氏诸子不容，于是又被吴国大臣徐温收养，取名徐知诰，称帝后才恢复了李姓。北汉少主刘继恩，本姓薛，其父娶北汉世祖刘崇女为妻，其父死后，刘崇因为其子刘钧无子，遂命其收刘继恩为养子。刘钧死后，刘继恩继位当了皇帝。北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刘继元也是一个养子，他是刘继恩的同母异父兄弟。刘继恩之父死后，其母改嫁何氏，生刘继元，不久刘继元父母双亡，刘钧遂收其为养子。刘继恩被供奉官侯霸所杀，于是群臣拥立刘继元为帝。
　　以上这些还不是这一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全部情况，充其量只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例而已，即使如此，也能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的普遍性。
　　
　　二
　　
　　关于唐五代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形成的历史根源，有人认为是受胡人收养假子风俗的影响，但是却没有举出哪一个胡族具有这种风俗，那怕是一条直接的史料也没有。又说“胡人强调部落观念，而父系家庭观念淡薄。”其实我国古代收养假子的现象出现很早，具体在什么时代虽不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诗经·小雅》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后遂以螟蛉为假子、养子、义子的代称，说明早在上古时代社会中就已经有收养现象存在。尤其在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后，其学说影响进一步扩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入人心，因为无后，就会导致其先祖无以承，后世无以为继，故没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往往都会通过收养的办法解决家族的延续问题，遂使得社会上的收养现象进一步增加。唐五代时期的这种风气实际上就是上古这种社会现象的延续，与胡人风俗根本无涉，更何况胡人“父系家庭观念淡薄”，既如此，如何能产生收养假子以继承家族香火的观念呢?在唐代内迁到中原的胡人收养假子的行为，不是本民族习俗的体现，恰恰相反，却是受汉民族影响而出现的一种行为。
　　五代十国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与其他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两样，然而仔细分析后，便会发现其所具有的独特历史特点。这些特点是：
　　第一，收养的人数不同。历代收养假子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因此收养的人数极为有限，通常为一至数人，一些王朝的法律也对收养人数进行限制。像五代十国时期这样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收养人数之多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宗接代之需，且绝大多数收养者都有亲生之子，故这种收养关系显然不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第二，收养的对象不同。我国历代法律对收养大都有许多限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建立收养关系。如《唐律》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疏议)日：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若养处自生子及虽无子，不愿留养，欲遣还本生者，任其所养父母。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可见无子之家只允许在同宗中选择小儿收养，禁止擅自收养异姓为养子，如收养异姓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二是指3岁以下的小儿。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遗弃的幼儿如没有人收养，将会冻饿而死。然在五代时期完全打破了这种法律规定，被收养者多为骁勇善战之士，且多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将校，并不存在生存之虞。
　　第三，收养者不同。从五代前后的历朝情况看，建立收养关系的情况多发生在民间，虽然社会上层也不乏有收养关系的存在，与民间相比毕竟不占多数。五代时期就不同了，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不是发生在民间，而是发生在社会上层，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投身于其中。即使有类似李让这样的富商参与其中，但也与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从其被梁太祖朱全忠收为假子可知。
　　第四，被收养者的年龄不同。历代收养的假子多为幼儿，长期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利于家族观念的培养。五代时期虽然不排除有幼儿收养的例子，如南唐皇帝李异，但大多数却是成年男子。如唐明宗李嗣源比其养父李克用小10岁，因善于骑射得到李克用的赏识，遂收为养子，建立收养关系时，李嗣源显然已是成年男子。甚至还有养子比养父年长的事发生，如晋高祖石敬瑭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养父时，年已44岁，而耶律德光年仅41岁。
　　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历史时期广泛存在的收养假子的目的，不在于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烟火，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收养者通过建立收养关系，与被收养者形成超过君臣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关于这一点，欧阳修已经明确地指出过了，他说：“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被收养的对象，或为勇猛善战之将，或为智谋权诈之士，不少人还具有较高的地位，或握有较大的兵权。

　问题是夺取天下，致位将相的方法很多，为什么在其他历史时期没有这种情况存在，而偏偏在五代十国时期出现，这就需要认真探讨了。
　　五代十国时期处在唐宋交替之际，不仅其制度直接沿袭了唐制，在社会风气方面也深受唐代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唐代宦官断朝政，自唐玄宗朝高力士弄权以来，直到唐末一百数十年间，宦官专权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关于唐代宦官权势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日本学者矢野主税认为宦官诸职制与假子制是宦官获得权势并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这个观点直到现在看来，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谓宦官诸职制，

　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在长期的混战中，原来的社会秩序与社会上层结构被彻底打破了，旧贵族、旧官僚或死或逃，有的甚至穷途潦倒，一大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藩镇做天子几乎成了通例；其将相大臣或出身行伍，或出身于胥吏，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小。即使有少数科举出身的人，也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于高位。即使如此，也要看武夫脸色行事，才能保其禄位。社会上层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对儒家思想理论的忽略，重武轻文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意识。后汉重臣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不喜文人。曾说：“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即“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毛锥子”是指毛笔，这里指掌握儒家思想的文人学士。后汉宰相王章也说：“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邪!”“算子”指算盘，讽刺儒士不懂吏务，是一种轻视排斥文士的表现。正是由于统治阶层中存在着这种轻视文士儒生的意识，所以他们对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深恶痛绝，后汉枢密使杨枌曾说：“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这是轻视儒家“名教”观念的一种反映，与历代莫不重视礼乐制度的

健全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不仅毫无成就可言，就连文化素质也严重地下降了。以科举考试为例，在唐代以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视，录取人数在诸科中最多；然在五代时期却以明经科录取人数为多，此科主要考“帖经墨义”，能死记硬背就有可能考取，相比进士科要容易得多，故人们趋之若鹜。周世宗时加强对科举的管理，对已录取的新科进士进行复试，时有及第者被淘汰，有时竟出现被淘汰者占到录取名额一半的奇怪现象。考生如此，考官的素质也好不了多少，有的主考官出不了考题，竟然要自己的门生来帮忙。可见这时的文化教育已经衰退到何种程度，而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
　　由于教育事业的衰退，统治阶层文化素质的急剧下降，使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打折扣，伦理纲常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就大大松弛了，于是才出现了欧阳修所说的“人伦坏”的结果。为什么儒家思想的缺失会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呢?因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三纲五常”思想，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前者是用于调整和确立古代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后者则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可见“三纲五常”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此外，“三纲五常”观念体现的也是一种个人修养，这一点在“五常”方面体现得更加突出。两千多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