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传奇小说中的梦，是以道教的思想为内蕴、道教的思维方式进行艺术构思、借道教的法术表达自己的意识的审美意象。包括三种类型：因梦示教、梦获情缘、梦中时空，表达出唐人的人生意识、情感意识、文化意识，是道教人生观、世界观透视下的现实人生、情爱姻缘和历史文化。

　　[关键词]唐传奇；梦；道教
　　
　　汪辟疆《唐人小说》说：“唐时佛道思想，遍布士流，故文学受其感化，篇什尤多。”程毅中先生更为重视小说与道教的联系：“在小说领域内，道教的影响却比佛教更大。”唐传奇小说中类型多样、含义深厚、有着重要的审美表现力的梦，就是以道教的思想为内蕴、道教的思维方式进行艺术构思、借道教的法术表达自己的意识的审美意象，体现出道教对唐文人的思想、情感和艺术创造的深刻影响。
　　
　　一
　　
　　唐代道教隆盛，道教义理是士人思想情感、人生境界的依托，道教法术的漫延也大大影响着其时民风民俗，和道教法术相关的梦，也是唐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道教认为人是形体与精神的结合，《太上老君内观经》云：“道以心得，心以明道，心明则道降，道降则心通。神明之在身，犹火之在卮。明从火起，火自炷存，炷因油润，油籍卮停，四者若废，明何生焉?亦如明缘神照，神托心存，心由形有，形以道全。”人的完整的生命形态来自于形与神的相互依存。葛洪《抱朴子·至理》说：“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靡则火不居矣。WWw.11665.com形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根竭枝繁。则青青去木矣；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因此，道教所谓得道的神仙，实则形神永固、长生不老之人，道教修炼的目的，就是达到形神永远存在。虽然修炼的最终目的是成仙了道、长生不老，但这个追求却有不同的阶段和步骤。在不同的阶段形与神的结合会有不同的状态。形神合则乘云驾龙，成为飞仙，形神离则尸解化质，形神不离不合则又若存若亡，即使达不到形神永固。也会有各种不同凡俗的神通。这就为修炼者在宗教体验中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的超现实世界提供了依据。修道教者认为自己可以和神灵相通，自身之神暂时离开肉体漫游神仙殿堂。即所谓神游。在神游中，时间空间的关系可以任意建立，现实中的困难阻隔可以轻而易举地克服，人的各种欲求可以得到完满的实现。总之，形神相依又相离的观念为炼形炼神的修道提供了理论依据。也罗织了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让人在其中畅达精神、伸张生命的饱满。
　　神游表现为道教的种种法术，如缩地装天、托梦、扶乩等等，或存在于修炼的方式中，如存想。在世俗生活中，宗教体验中的神游则转化为人人都可理解的梦的故事和对梦的解说。唐代崇道。唐人热衷于解梦、谈梦、记梦。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关于唐时的梦占，典籍有丰富的记载。梦占中著名的“堕床之梦”即是唐高祖李渊所梦。《宋人小说类编·医卜星相类》载：“唐高祖将举义师入长安，忽夜梦身死坠于床下，为群蛆所食，及觉，甚恶之。乃诣智满禅师而密话之。江满即贺曰：‘公得天下矣。’帝大惊，谓满曰：‘何谓也?’满曰：‘其死，是鳖也；坠于床，是下也：群蛆所食者，是亿兆之所趋附也。’”当然，对梦感兴趣的不止是道教。梦在佛教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为唐高祖李渊释梦的就是和尚。从“堕床之梦”可以看出梦占作为法术，为当时的政治所利用，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对梦的迷信在朝野上下都很有市场。《旧唐书·后妃传》：“中宗上官昭容，名婉儿，初在孕时。其母梦人遗大称，占者曰：‘当生贵子，而秉国权衡。’既生女，闻者嗤其无效。及婉儿专秉政权，果如占者之言。”《新唐书·郑光传》：“会昌末，梦御大车载日月行中衢，光辉洪洞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日君且暴贵。不阙月，宣宗即位，光兴民伍，拜诸卫将军，迁累平卢节度使。”人们习惯于从梦兆来判断自己的升迁与福祸，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有很多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实录，从中可以看出唐时好占梦的风气：“威远军小将梅伯成，以善占梦。近有忧人李伯怜，游经泾洲，乞钱得米百斛，及归，令弟取之。过期不至，昼梦洗白马。访伯成占之。伯成伫思之曰：‘凡人好反语，洗白马，泻白米也，君所忧或有风水之虞乎?’数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无余。”又记：“补阙杨子孙堇，善占梦。一人梦松生户前，一人梦枣生屋上，堇言：‘松，丘陇间所植；枣字重来，重来，呼魄之象。’二人俱卒。”这种风气的养成，无疑是道教法术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唐传奇小说中大量以梦为主题和题材的作品，是道教在唐代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情感的结果。传奇小说中梦的类型和内容都很丰富，梦是文人创造的艺术手法，也是贯穿着意识与情感的虚幻世界，因梦示教、梦获情缘、梦中时空，梦的世界曲折而生动地表达出自己的人生意识、情感意识、文化意识。构成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人生图景。
　　梦在道教中能知晓神谕、沟通神人，神的存在是人为了更好的理解现实、把握现实的吁请，传奇小说以梦通神。在梦中借仙人、达人、真人点评世事、洞幽察微，往往是梦中历奇之后，就了悟人生，传奇名篇《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樱桃青衣》、《纂异记》都属这类因梦示教的作品。梦与醒、幻与真。一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主题与结构。六朝时，刘义庆《幽明录》有一则《焦湖柏枕》，讲一个贾客，名杨林，在焦湖庙里枕着一个柏枕睡了一觉，梦中因娶了高官的女儿而过了几十年的发达生活，醒后怆然。从此。梦中历荣华富贵。醒了发觉不过是一场春梦，于是大彻大悟，了悟人生真谛，看穿了宠辱兴衰，进而栖心道门，成为中国古代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母题和结构模式，《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樱桃青衣》都是这样的母题和结构。《枕中记》记卢生旅于邯郸所做的黄粱梦的故事，其立意主要是体现人生如梦的思想。作品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道人形象，谓有道士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道中，息邸舍，摄帽驰带，隐囊而坐。卢生正是在这位被称作吕翁的道士授以囊中枕后才做起梦来的。梦在道教中有晓知神谕的功能，但常常在需要梦来对未来作出判断、预测命运的时候，却偏偏没有梦。于是，有人便专门制作了一些能够刺激梦的器具，如玉枕、青瓷枕、柏枕之类，再加以语词导引，想做梦的人就真的做起梦来了。《焦湖柏枕》中的杨林也是靠着一个柏枕睡了一觉，才有梦中荣华富贵。《枕中记》中的这个吕翁，看来正是一个催梦的道士。卢生本来是一个以现实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为人生追求的人，认为“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当时卢生穷困不得志，道士吕翁让他在梦中享尽荣华富贵：“五十余年，祟盛赫奕。”并在醒后点化道：“人生之适，亦如是矣。”历经了梦中荣华富贵后卢生大彻大悟：“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南柯太守传》中淳于汾也是在梦中做了槐安国的南柯太守，享尽荣华富贵，醒后发现梦中的槐安国及南郡，原来是大槐树下的两个蚁穴，由此而“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
　　唐代国力强大，文人的现实欲望也很旺盛。从武后时代起，对关陇大族、士族、门阀制度实施抑制政策，另一方面大开科举，打破士庶之分，给庶族知识分子以机会和均等的权利。新兴阶层就已通过科举取代了旧的贵族，这些新兴阶层的知识趣味与思想取向具有世俗意味与实用倾向，和道教的珍视感性生命、积极享受生活的人生哲学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张读《宣室志》就隐约表现出这种士族与庶族的分野以及庶族趣味与道教的契合。郑又玄出生名门，曾与邻居闾丘子一起读书，但因为闻丘子不是士族而颇为不屑：“闾丘氏非吾类也!”后又遇富家子仇生，“日与又玄会，又玄累受其金钱赂遗。常与宴游。然仇生非士族，未尝以礼貌接之”。后又玄入山林学道，不成，遇一童儿，“其辨千转万化，又玄自谓不能及”。原来闾丘氏、仇生与童儿都是仙人所化。童儿的一番训戒，让又玄惭愧至死：“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气，故生我于人间，与汝为友，将授真仙之诀。而汝以性骄傲，终不能得其道。”这个故事至少包含有两个含义。第一，出身寒素的庶族的审美趋向、人生追求与道教宗旨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第二，道教所代表的生活态度在当时受到祟尚与肯定。张读是隋末唐初声誉甚高的张鷟的后裔，名臣牛僧儒的外孙，张鷟在初唐以文辞华丽见长。牛僧儒在“牛李党争”中代表满足现实的思想倾向，作为他们后人的张读，其思想在文人中有代表意义。功名利禄的现实追求虽然美好，但总会受到压抑和阻挠，因此还需要道教如梦的人生观来维持心理的平衡。庄子的“蝴蝶梦”反省。消解了我与世界、心与物的对立。也给了士人一个彻悟人生、洞穿世事的通道，当现实的追求不能实现，以梦的方式超越现实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样，道教的以生为美、珍惜感性生命的思想为文人现实的安身立命提供了依据，人生如梦又为文人的心灵安顿提供了审美的途径。
　　
　　二
　　
　　唐传奇小说中另一集中出现的梦的意象是爱情梦。梦中情缘是唐传奇小说作者所喜爱的主题与题材。他们大多喜好将爱情放置于一个虚幻的场景中，在如梦如醉、虚无飘渺的时间和空间来展现爱情的浓烈与动人，以梦与真、虚与实的交织来凸显唐人的多情亦重情，以虚幻但瑰丽的爱情想象来弥补现实中情感的失落。陈鸿《长恨歌》中的唐玄宗与杨贵妃、裴铡《封陟》中上元夫人、《裴航》中裴航，都成为后世文学反复吟唱、抒写的至情至性之人，他们神人结合、仙凡交往爱情奇缘，是文人将理想的爱情寄托于道教的神仙境界，也是道教独特的宗教思维影响了人们对爱情的思考与感受。
　　作为一种宗教，道教思维有着非常明显的重体验、非理性的特征。从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处理来看，道教重想象和象征。在切入现实的途径上。道教以直觉体悟的方式把握现象背后的幽深之道。跟所有的宗教一样，道教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彼岸世界、鬼神世界，并以此为标准来解释现实、改造现实。斋醮科仪是道教特有的宗教形式，也是道教以象征的形式对世界的把握。道教斋醮活动中步罡踏斗时铺设的罡单上布满星宿图像象征浩瀚的天庭。法师在进表时焚烧疏文象征通达神灵。坛场上的灯烛之光被认为是取自日月星三光慧火，灯烛具有上照天庭、下彻地狱、拔度亡灵的功用。五供之香、花、灯、水、果，也具有象征含义。道教思维中还特别重视直觉的方法，直觉方法不仅在理论上备受推崇，而且在实践活动中其运用一以贯之。特别在内丹术中，几乎每一种内丹法术都是一种直觉的认识方式。这种想象的、象征的、直觉的思维建造了一个超越现实又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世界，它是宗教与文学联姻的基础。

　　唐传奇的爱情梦，就是重想象、直觉、象征的道教思维创造的超越现实的世界。唐玄宗与死去的杨贵妃交通。靠的是“游神驭气”；上元夫人下凡，是午夜封陟神思恍惚之时；裴铡《萧旷》中萧旷见洛神，也是“夜憩于双美亭。地月朗风清”。独特的时间、氛围、方式。都暗示了爱情故事的如梦似幻。也恰好显示出宗教的思维与文学思维的沟通。裴铡《传奇，封陟》借神仙降临的题材抒发自己的爱情梦想，女主角本是“谪居下界”的谪仙上元夫人，被描写成对爱情执着追求的多情女子。主人公封陟“貌态洁朗，性颇贞端”，是个迂腐不通情谊的书生。在少室山隐居读书。美丽的仙女三次降临，热烈追求。希望与他缔结良缘，都被他坚决拒绝。仙女第一次前来会见是在午夜：
　　时夜将午，忽飘异香酷烈，渐布于庭际。俄有自空而降，画轮轧轧，直凑檐楹。见一仙妹，侍从华丽，玉佩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客光，脸夺芙渠之艳冶。正容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谪居下界。或游人间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瑶阶，愁莫吸其凤管，虫吟粉壁，恨不寐于鸳衾。燕浪语而徘徊。鸾虚歌而鳔缈。宝瑟休泛。虬觥懒斟。红杏艳枝，激舍颦于绮殿；碧桃芳萼，引凝睇于琼楼。既厌晓桩，渐融春思。伏见郎君坤仪俊洁，襟量端明，学聚流萤，文含隐豹。所以慕其真朴，爱以孤标，特谒光容，愿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
　　结果封陟不解风情。冷漠地拒绝了上元夫人。她并未退却，更以诗表白心愿：“谪居蓬岛别瑶池，春媚烟花有所思。为爱君心能洁白，愿操箕帚奉屏帏。”这完全是大胆直白的爱情表露，而且这样的表露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后七日夜，姝又至”，被拒绝后又赠诗一首，甚至以登仙为诱惑：“弄玉有夫皆得道。刘刚兼室尽登仙。君能仔细窥朝露，须逐云车拜洞天。”再被拒再来：“后七日夜，姝又至”。不仅以登仙为诱惑，还大讲时光易逝、要只争朝夕的道理：“逝波难驻，西日易颓，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轻沤泛水。只得逡巡；微烛当风，莫过瞬息。虚争意气，能得几时?恃顽韶颜，须臾槁木。所以君夸容鬓，尚未凋零，固止绮罗，贪穷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被拒绝后再次赠诗表达自己的悲伤心情：“萧郎不顾凤楼人，云涩回车泪脸新。愁想蓬瀛归去路，难窥旧院碧桃春。”三次表白三次被拒三次赠诗。上元夫人之多情尤显缠绵坚韧。即使如此，她亦不能对封陟忘情，后来封陟染疾而终，在追赴幽府时。路遇神仙骑从，正是相识的女仙上元夫人。她因不能忘情。判他延命一纪。塑造热烈大胆追求爱情的女仙，为唐文人所热衷，事实上是喻托自己在现实中不和谐的爱情的苦痛。女仙的特殊身份，道教出神入化的思维。恰恰为创造美满热烈的爱情提供了方便。
　　鲁迅评唐传奇是“以华艳之笔，叙恍惚之情，而好言仙鬼复死，尤与同时文人异趣”其“华艳”与“恍惚”的底蕴是道教思维的艺术气质。唐人在传奇小说中演绎他们的爱情故事和爱情梦想时，就自然而然地将其置于梦与真、虚与实交织的如梦似幻中。 文学是洞照人生之灯，在文学创作中人们会敞显自己对生活的欲求与渴望，会描绘对生活的理想与希冀，它是人们虚幻地完成自我、实现自我的方式。即使是在社会风气相对开放的唐代，文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也是差强人意，门第、仕途、功名，都可能是造成爱情缺失的原因。而无论什么样的原因，都无法阻挡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于是，文学创作就会成为现实中情感的失落的弥补。而道教上天入地、无拘无束，可以沟通一切神与人、时间与空间的思维方式，对于想要表达自己完美的爱情图景、浓烈真炽的爱情韵味的唐文人，无疑是最为恰当的方式。
　　唐传奇小说中梦的内容还有梦中时空，即借助梦的方式，穿越现实的时间空间，纵横古今，上天入地，将早已远逝的人物、事件与当今的人物、事件放置在同一时空中展示，历史与现实交融，真实与想象混杂，制造出奇特而有趣的图景。这中间巧妙地隐含着唐人的文化意识。时间是人类感触最深、又最无可奈何的东西，人们无时不刻不在感觉到时间的存在、流逝和变化，然而，无论你是欢欣也好、伤感也好，时间总是一如既往地逝去，绝不因你的感受而加速或减缓。因此。从古至今，时间都是文人骚客反复吟哦、抒写的对象。留下大量关于时间的伤感和疑问。然而。在唐传奇小说中，借助梦的力量和道教的特殊思维，时间的形象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它成为一个可以供文人任意驱使、创造的对象。现实的时间概念已经完全消失，人可以随意地进入历史长河，进入已逝的生活场景中。题作牛僧孺撰的《周秦纪行》就叙述了一个今人与古人相遇交往的故事。故事发生于现实的时间空间：“贞元中”，牛秀才“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随着“夜月始出，忽闻有异气如贵香。因趋进行，不知近远”，进入一个梦的境界，开始了现实和历史的混融。梦境中，牛秀才首先遇到了“汉文帝母薄太后”，后见汉“汉高祖戚夫人”、汉“元帝王嫱”，包括宋文帝潘妃和本朝的杨玉环，前后时间跨度几百年的人，在一起饮酒吟诗、嘻笑作乐。沈亚之的《秦梦记》。记自己白日做梦来到秦，娶秦穆公女弄玉。《太平广记》卷四引《仙传拾遗》云：“萧史不知得道年代，貌如二十许人……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凤鸣，居十数年，吹箫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饮不食，不下数年。一旦，弄玉乘凤，萧史乘龙。升天而去。”弄玉是道教仙话中的得道仙人。沈亚之梦娶弄玉，表面上是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实质表达的是得道成仙的愿望。又如《传奇·颜浚》中颜浚与陈后主的张贵妃、孔贵嫔相遇，张读《宣室志·陆乔》中元和书生陆乔与南朝文学家沈约谈诗论文等，在唐传奇小说中，类似的作品不少。
　　以梦的方式超越时间的限制，创造一个虚拟的时空，既是唐人想象力的飞升，也是他们文化意识的巧妙的表露。在唐传奇小说中的时空梦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不同于现实的场景，这中间有对现实的不满，也有对理想的生存方式的探索，时时流露出对现实、历史、文化、政治的思考。《周秦纪行》中牛秀才初遇“汉文帝母薄太后”，“太后命使轴帘避席曰：‘妾故汉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简敬!’”威严而高高在上的皇太后变得亲切平易，还关切地问牛秀才“行役无苦乎”，与地位隆盛的皇太后平起平坐，一扫君臣尊卑之别，不能不说是文人人文思想的反映。借助时空梦的方式，重新评说历史，是梦中时空里文人一个隐秘的愿望。《周秦纪行》中牛秀才与诸位皇后皇妃相遇后，赋诗言志，每每追忆的是各自当时最刻骨铭心之事。如薄太后诗曰：“月寝花宫得奉君，至今犹愧管夫人。”据《汉书》载，薄姬少进与管夫人赵子儿相善，约定“先贵勿相忘”。后来管夫人、赵子儿得到汉高祖的宠信，而薄姬则不被宠，有一次，管夫人、赵子儿陪汉高祖时，曾就此事嘲笑过薄姬。作者以薄姬的口吻重提此事，显然是一抒当年的压抑和屈辱。除了薄妃，王嫱控诉毛延寿、戚夫人声讨吕后、杨贵妃痛说马嵬兵变、潘妃指斥东昏侯，均显示出现实的当事之人所不可能有的理智与勇气。如潘妃说东昏侯“疏狂，终日出猎”，显然不象是潘妃的语言，倒更象作者自己对历史的一种评说。中国传统文人向来以天下为己任。忧心现实、评说历史是他们关注的重心。而现实政治的束缚、正统的历史观念又常常使得这种评说不能随心所欲，在这种情况下，梦的特殊思维，小说创作的虚幻性，正好给了他们一个率性所为、畅所欲言的机会。借评说历史可以说心中原本不方便说的话，艺术创作的方式又可以将自己的言论虚化。达到了既直抒胸臆、又不承担责任的目的。小说中的牛秀才在诸皇后皇妃赋诗后，也应命作诗：“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岁月如流水，人生如梦，轻而易举地就将家愁国恨化解了。《周秦纪行》中记薄太后问当今天子是谁。牛秀才答：“今皇帝，先帝长子。”后又写太真笑日：“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后人据此推断此文决非牛僧孺所撰，而是牛李党争中互相攻击工具。张洎《贾氏谈录》说：“世传《周秦纪行》，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门人所撰。开成中曾为宪司所核，文宗览之，笑日：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也?事遂寝。这种推测当然不无道理，但另一角度来看，未尝不可视为唐人的一种戏谑。唐人不仅借梦来评说历史，也在梦中抒发对现实政治的关注，李玫《纂异记·刘景复》中表达的就是唐人的现实情怀。进士刘景复在梦中被邀弹琴，刘即放歌：“汉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虚夸有仙骨。我闻天宝年前事，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比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乱，犬豕崩腾姿唐突。玄宗未到万里桥，东洛西京一时没。一朝汉民没为虏。饮恨吞声空咽。时看汉月望汉天，怨气冲星成彗孛。国门之西八九镇，高城深垒闭闲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车徒砣砣。今朝闻奏凉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胜儿若向边塞弹。征人血泪应阑干。”
　　唐时道教理论的高度发达。传统的外丹渐渐向内丹转化，注重内心体悟、个人直觉，为宗教与艺术的结合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传奇小说中梦的意象，是道教理论思维的审美表现，是转化为艺术创作方式的宗教理论。也是在道教人生观、世界观透视下的现实人生、情爱姻缘和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