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涉及武当道教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极具认识和利用价值。本文对其中关于武当山得名认识上的偏差予以了驳正，并对明成祖大力营建武当山的深层次原因作了深入探讨。与此同时，对诸多游记文学作品中蕴涵的武当道教渊源、真武传说、道士修炼及其日常生活等情况，也作了全面梳理和深刻分析。
［关键词］ 武当山;道教文化；山名；营建；道士生活；认识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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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mt.wudang; the taoism culture; the name of mountain; build; the living of the taoism priest; understanding and exploiting
一
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境内的武当山，是继四川青城山、江西龙虎山之后的又一座道教名山。WWw.11665.COM慕名前来朝拜观光的历代道教信徒、政府官员和旅游者，一为武当山绝美风光而来，一为武当山道教繁盛而来。在许多文人墨客笔下，有关武当山道教及道教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自然也就成了永恒的主题。
武当山别名很多。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沔水注》记载：“武当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嵾上山，又曰仙室山。……亦曰谢罗山。”［1］23296在众多名字当中，尤以太和山、武当山最为古老，也叫得最响。据《正蒙·太和》解释：“太和”就是“道”［2］2-3。由此可见，武当山的别名太和山，就是源于道教。武当山和太和山这两个名字相比，当数太和山一名更为古老。《九五经结天地历》就曾这样记载：“乃考翼轸之下，有山曰太和，故老相传云：上古玄武得道飞升之地，更太和之名，就封武当山。”［2］58元人刘道明在他的《武当福地总真集》中也是这样认为的：“是山先名太和，中古之时，天地定位，应翼、轸、角、亢分野。玄帝升真之后，故曰非玄武不足以当之，故名焉。”［3］48上述两条引文，不仅说出了太和山一名早于武当山这一事实，并且也明言武当山一名的来历：源于玄武（宋代因避讳，改“玄”为“真”）在此修炼，飞升成仙。这个说法在一些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宣扬。如明王世贞在《游太和山记》中说：“谓武当者，非真武不得当也。”［4］14明汪道昆在《太和山记》中也说：“南山如负扆，信非元武（因避讳，也改‘玄’为‘元’）不足以当之。”［4］106明徐学谟在《游太岳记》中也说：“山故名武当，非玄武不能当之。”［4］152众口一词，似成定论。然而历代包括现今的一些较真的有识之士，对武当山的名字源于“非玄武不能当之”一说屡有微词：一是源于用字假借。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道教》所载的今人王家祐、沙铭寿两先生的《武当山命名考异》一文持有此观点［3］51。二是清代王概、今人王一军先生的“武力阻挡外力”说。清王概在他的《大岳太和山纪略·图考》中说：“纪武当者，谓惟真武之神是以当之……夫山之奉元武者多矣，此何独以武当名？”他进而又说：“均阳至此房陵，西通蜀汉，北接终南，山菁险深，自昔防之。且襄为重镇，南北朝关陇之师，多出武当，前代建武当郡、武当军、武当路以扼之。”［3］52今人王一军先生在他的《“武当”语源研究》一文中，详细列举了春秋战国时期发生在武当山及武当山地区大大小小的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大事件20多起，且认为古“当”、“挡”二字通用，以此来证明武当山得名系“武力阻挡外力”说的确凿无误［3］52-53。对此观点，笔者持赞赏和支持的态度。《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武当县》载：“（武当县）汉置。以武当山名。”［5］《汉书·地理志》“武当”地名下面，班固无注。“则是秦亦以武当为县名，汉因之而不改也……县之得名由此。”［6］《后汉书·郡国志》载：“武当有和城聚。”刘昭注引《荆州记》云：“县有女思山，南二百里有武当。”［7］从以上所引资料可知，武当山名与武当县名联系紧密，而武当县在秦汉时已有建制，固武当之名最晚晚不过秦汉。至于武当山名与武当县名孰先孰后，因手头资料有限，似不好妄下结论。但就一般情形而言，似应县名源于山名，况近人臧励龢、今人潘行藻及张培玉先生均持此说［8］。
再则，玄武本为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而将其人格化，则最早见于《山海经》和屈原的《远游》。这说明，有关真武神的传说，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2］57-58。而将真武神化则源于唐中晚期成书、北宋时期传出的《玄天大圣真武本传妙经》一书，后又续有《真武启圣记》、《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等书问世。直至北宋晚期，武当道士张明道编成了《玄帝实录》一书，才完整地叙述了真武的出生、修行、降魔、受封的神话，明确真武的寓所为八百里武当。到此，真武的传说和神话才真正完全形成［9］。并且经过进一步演绎，将真武说成是净乐国（神话传说中位于西域的仙国，一说在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境内）太子，系玄武托胎于善胜皇后所生，后受玉清圣祖紫元君督引的京城一紫衣道人指点，越过大海，到武当山修炼［10］。由此可以看出，真武修炼后飞升成仙的传说最早传播于北宋，而武当之名则最迟在秦汉间已有，因此武当山名出自“非玄武不能当之”一说显然不妥。对将真武附会为净乐国太子的说法，明代的袁中道在《游太和记》中曾嗤之为“俚甚”（意思是很俗气），“无足存者”。在该文中，他还借用陶贞白与杨许等往来的传说，认为真武是黄帝的儿子昌意与蜀山的女儿所生之高阳氏，且说“尚有可信”之处［4］49。袁氏之说虽未必可信，但他怀疑陈说的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而明代的顾璘则更是在他的《游太和山记》中直言：“按真君其书所传，（真武）本清修得道士也。”［4］9在朝野上下一片神化的氛围中，此说也确振聋发聩。《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第155卷·武当山部汇考一》引经据典，说得更为可信：“《图经》引《道书》载：真武开皇三年三月生，生而神灵，誓除妖孽，救护群品。舍俗入道，居武当山四十三年，功成飞升，遂镇北方。人召而至，语以其故，妖氛顿息。”［1］23296根据《道书》所言，真武确有其人，并且指明他生于隋文帝开皇年间，原本凡人，然生而有志，后来才“舍俗入道，居武当山四十三年，功成飞升”。这说明，最晚在隋代，真武还未跟玄武神搭上界。这条史料尤其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上述所引几条史料说明，真武在历史上是个真实的存在，是一个隋代飞升成仙的武当山道士，与玄武无关。之所以从宋代开始，把真武与玄武扯在了一起，完全是因为一些人刻意给道教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以壮大其声威和感召力而已。
武当山作为道教名山，历史久远。据《太和山志》记载，自周康王以后的两三千年，武当山一直是我国宗教活动的圣地。东汉末年道教诞生后，武当山就被尊为“仙山”、“道山” ［2］2。魏晋南北朝时期，武当山就成了隐居学道者荟萃的活动中心。南朝刘宋郭仲产《南雍州记》云：“武当山山高巃峻，若博山香炉，岧亭峻极，干霄出雾。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若有于此山学者，心有隆替，辄为兽所逐。”［1］23296而且自北宋以后，武当山又成了道教所敬奉的“玄天真武大帝”的发源圣地［2］2。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是以张陵（又名张道陵）在四川鹄鸣山（今四川崇州市西北青城山一带）传播五斗米道为其发端的。因此，青城山作为道教的祖庭，即道教第一大名山可谓当之无愧。然而武当山为何接下来又成了另一座道教名山了呢？我们可以推想，道教自四川诞生后，当然会沿着蜀道向东传播，而武当山地处秦巴山区，系秦岭、巴山余脉，且风光清幽。“天下名山僧占多。”顺理成章，武当山就会成为道教流布的又一座天下名山。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的推崇（李氏视道教尊神之一的老子为自己的祖先），武当山被列为七十二福地之一，名扬天下。贞观年间（627-649），均州太守姚简在此建立五龙祠，正式揭开了营建武当道场的序幕。以后又陆续建成了太乙、延昌、神威武公新庙等庙宇。宋代帝王又尊奉其先祖赵玄朗为道教尊神之一的财神，当然也极力推崇道教的武当真武之神，致使武当山建筑规模更大。宋真宗赵恒为“虔思报德”、“永耀鸿祯”，于天禧二年（1018）下诏“升祠为观”。自称“受命天地合德”的元朝帝王，也“大兴老氏之教”。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下诏，“改观为宫”，后又大建元武殿。而到了明代，由于明成祖大力营建武当山的非凡举动，致使武当山的营建达到了鼎盛阶段［2］3。加之明成祖和明世宗两次赐名，使得武当山的声名愈发显赫。另外，灵应、神化的推波助澜，也是武当山雄踞五岳之上的又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明王世贞在《游太和山记》中就曾直言不讳地评说道：“自文皇帝（即明成祖）尊宠之，而道家神其说，以为修道于武当之山，而宫其巅。山之胜既以甲天下，而神亦遂赫弈，为世所慕趣。”［4］13并且他还慨叹道：“（武当山）一旦遇真主以疑似惟重之迹，而膺特拜，遂超五岳而帝之。宫殿大者拟建章，小者凌祈年望仙。道流非耕蚕而衣食者以万计，奔走四海之士女，争先而恐失，号泣鼓舞。”［4］29通过这些文字，也通过明代留存下来的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大大多于历代前朝的事实，我们不难想见武当山在当时人们心中的位置，也不难想见该山建筑的奢华和空前的繁盛。
二
宋元以降，道教在全国迅速发展。特别是到了元代，原来的多个教派经过南宋以来的逐渐整合，加之元代最高统治者的优待礼遇，在南方最终形成了正一道一统天下的局面。元初，王重阳的弟子邱处机创立了道教全真龙门派，经过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元代道教另一个大的派别——全真道。至此，元代的道教正式分为正一道和全真道两大教派，并一直延续下来。
武当山道教属于全真道。全真道在明代不及正一道兴旺，显得很冷清，但武当山的全真道是个例外（原因后述）。历史上，符箓派道教最初在北宋进入武当山，南宋时期这里成了上清派（茅山宗）的天下。到了元代，南北方道教交流汇合，全真、清微（后归正一道）等派都传入武当山。至元十二年（1275），道号寂然子的全真道士汪真常带领6名徒弟来到武当山开山传宗，使武当山道教重新兴盛起来。明初，全真道龙门派传人丘元清（也有人写作“邱玄清”）来到武当山住持五龙宫。一直到清中叶，全真道始终是武当山道教的主体［11］154-155。
如前所述，武当山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成为道教圣地，并且自北宋真宗时代起就是被称为真武的玄武，即天帝的居所［12］77-78。而武当山的极盛时期，当属明代，这固然也与真武神有密切关系。明顾璘在《游太和山记》的结尾曾经很有见地地道出了其中的原因：“（武当山）凡宫殿，皆拟天庭帝座之崇严。虽行寮寄寓，皆费中人有家之产，莫状其胜。志云：‘聚南五省之财，用人二十一万。’不知作之若干岁，信有之乎？按真君其书所传，（真武）本清修道士也，其后乃有大威力，灵显于宋、元及圣朝。如此，惟我文皇大圣，首物垂训作事为天下法，非真君有大功于国，大惠于民，报典奉祠，乌能臻是哉？”［4］9顾璘的话，至少道出了这样几条信息：一是武当山建筑规格极高；二是明成祖朱棣（即文皇帝）大修武当山耗资巨大，且与真武神密切相关；三是真武神对明成祖有“大功”，实为大修武当之直接原因。顾璘的见解，与历史事实相符。
事实是，明成祖对武当山格外看重，除了派人苦苦寻找武当道士张三丰，赏赐道士李素希道袍（这两件事在明王在晋《游太和山记》和明王世贞《游太和山记》中均有记载）外，最大的举动就是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大修武当山道观。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命工部侍郎郭琎、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等督军夫三十余万人，在此大兴土木。先后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建成了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三十九桥、十二亭的庞大道教建筑群［13］。为了提升武当山的地位，明成祖又赐名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到了世宗朝，嘉靖皇帝又赐名为“治世玄岳”，并亲自书写匾额，雕刻于武当山山门的巨大石牌坊之上。从此，武当山声名大振。致使天南地北的许多道士纷纷前来进香，并且也吸引了大批政府官员和文人前来观光。人们都以先睹为快，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旅游华章。
对于明成祖为何对武当山情有独钟，大修武当道观，历来是人们关注且大为感兴趣的问题。就目前我们手头掌握的资料而言，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五：一是其侄惠帝朱允炆被推翻后，逃到武当山修道仙去，明成祖营建武当山是为了纪念朱允炆；二是朱允炆逃到武当山当了道士后，被张三丰隐藏下来，明成祖营建武当山是为了担心惠帝复辟，而寻找朱允炆的下落［2］4；三是明成祖特别敬仰武当山著名道士张三丰，且张三丰曾言“此山（指武当山）异日必大兴”，所以大修武当山是为了寻找、会见武当道士张三丰；四是明成祖自称是真武神转世，而武当山又是真武神的“居所”，为了感谢神灵的庇佑，所以要大力营建武当山；五是明成祖为了告慰太祖（其父朱元璋）夫妻之灵，并为人民祈福，故而要大修武当山［12］78。上述五条，虽各有道理，恐均有所本，但综合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料，我们认为还是上述第四条，即明成祖的真武神情结与大力营建武当山密切相关，或者说是直接原因。
对于明成祖大力营建武当山的原因，明代的正史出于种种考虑，一般都避而不谈，只有《明实录》中的《明孝宗实录》卷十三一笔带过的些许文字，还算是多少透露了点滴信息：“太宗（指明成祖）入靖内难，以神有显功，又于京城良方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又专官督视。”［14］这条信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前面所引明顾璘的《游太和山记》曾讳莫如深地提及到了“真君有大功于国，大惠于民”的迂曲说法，而国内现今的一些学者和研究武当山道教文化的专家，也多持有明成祖系真武神转世、真武神曾助其夺取天下，因而着力大力营建武当山的观点。对此，笔者持赞赏的态度，并且还找到了相关的直接证据。对为何大力营建武当山，明成祖本人虽然未曾明言过，但在他亲自为武当山撰写的永乐十六年的碑文中，“曾引用道教经典，叙及了‘真武大帝’和武当山的关系，宣称他父亲朱元璋和他取得天下，都曾得到真武神的阴助默祐，因此在武当山营建宫观，表彰神功，报答神恩。”［2］18另外，朱棣还曾对营建武当山的官员、军民、工匠们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奉天靖难之初，神明（指玄武）显助威灵，感应至多，言说不尽。”［15］上述两件史料，比较真实可信，因为这毕竟是明成祖自己所言。
无独有偶，倒是非正史中的一些文章说得更为直接一些。明傅维鳞的《明书（卷160）·异教传》在叙及明成祖为燕王，兴“靖难之师”推翻其侄惠帝朱允炆之前的情况时，曾记录了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太宗（指明成祖）召道衍（明成祖的近臣姚广孝的道号）入便殿密议。或叹息泣下，道衍曰：‘天之所兴，谁能废之？’忽檐瓦飘堕而碎，太宗不悦。道衍曰：‘此祥也。天意欲陛下易黄瓦耳。’因问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师。’又数日，入曰：‘可矣。’遂谋召张昺、谢贵等宴，设伏斩之。遣张玉、朱能勒卫士攻克九门出，祭纛，见披发而旌旗蔽天。太宗顾之曰：‘何神？’曰：‘向所言吾师，玄武神也。’于是太宗仿其像，披发仗剑相应。兵初起，暴风雨，太宗不悦。对曰：‘飞龙在天，从以风雨，元吉。’兵行，道衍曰：‘每日师行必克，但费两日耳。’”［16］同样事件，明高岱的《鸿猷录》也曾有相似的记载：“成祖屡问姚广孝师期，姚屡言未可。至举兵先一日，曰：‘明日午有天兵应，可也。’及期，众见空中兵甲，其帅玄帝像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17］上述两条史料，所言虽不免有灵异神怪的虚妄成分，但至少道出了一些历史的真实。事实是，明成祖在即帝位前，于洪武三年（1370）被其父朱元璋封为燕王，十三年（1380）就藩北京，镇守北边。其侄明惠帝朱允炆听从其身边近臣尚书齐泰、黄子澄的削藩建议，在北京安插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等，以防燕王起兵。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燕王听从姚广孝等人的建议，设计捕杀了张、谢等人，举兵起事，史称“靖难之役”。为了“名正言顺”，朱棣便援引“祖训”，以“清君侧”，讨伐奸臣齐、黄等为名，称自己的举动为“奉天靖难”。朱棣知道，叔叔举兵推翻侄儿，有违伦理纲常，大逆不道，所以除了遵从“祖训”之外，还必须寻找其他理由来“正名”，于是就大造其为真武神转世，真武神助其“靖难”的舆论。据民间传说，真武（即玄武）为司北方之神。燕王镇北，方位相符，所以真武神就自然引起了试图于北方起事的朱棣和谋士姚广孝的注意，于是就编造了建文元年（1399）燕王起兵誓师时“玄帝显灵”的神话，企图造成一种举兵合理、“君权神授”的假象，以迷惑天下［15］。这恐怕就是明成祖大修武当山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三
经过明成祖大力营建后的武当山道教建筑群，金碧辉煌，一派盛大气象。武当山的名气，也一时盖过五岳，吸引了无数的进香者和文人游客前来朝拜。就连从小“蓄五岳志”的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对武当山也“慕尤切”，在母亲年迈不宜久游的情况下，宁肯舍弃峨嵋之行，也“先事太和”，由华山下来直奔武当山，完成了他胸积以久的夙愿，写下了著名的《游太和山日记》［18］。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描绘武当山宏伟瑰丽建筑的篇章和内容较多，容当专文讨论，这里不再述及。
武当山自古作为道教名山，吸引了无数道教高士前来这里修炼成仙。其中多数都在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有所提及。如周代的关令、受老子《道德经》五千言的尹喜，就曾在武当山修炼过［1］23296。“登凌虚岩，为唐孙思邈、宋陈希夷（即陈抟）修炼处。”［4］156五龙宫“人皆知陈希夷于此修道”，还有著名道士“殷长生、房长须、李玉溪、马明生、田蓑衣之辈，皆于此仙去者也。”［4］52罗公岩“高山绝壁，往年屋之居罗太史，凡七楹。”［4］107三公岩“路险绝不容足，学仙者刘媪居之。”［4］108仙侣岩“为陶幼安得道处。”［4］157南岩一阁楼为“往年虎皮张修道”处［4］159。此外，汉钟离、吕洞宾等道士先后在武当山修炼过的事迹，也都在相关作品中有所反映［4］9。
也许是游记作者多为官人而非道士，也许是他们未曾赶上道场仪式的缘故，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几乎未见描写武当道场盛况的文字，这应该多少是一个遗憾，但描述道士修炼艰辛的文字却可见到。如明王世贞在《游太和山记》中写他所亲见的道士范丫髻，就在武当山“居二十余年，冬夏一衲，食一饭，亡盐酪，所栖止一石窦。”［4］19字里行间，个中疾苦，非常人所能体味。明袁中道在《游太和记》中也有类似的描写：道士们住在绝壁上如蜂房一样的岩屋中，他们“饵芝、煮石，咽气餐和，无绝梯磴，独耦烟云以待羽化者。”［4］48并且他还在该文中提及，有的道士为了修炼成仙，竟然不食五谷，只吃苍术等野生果实度日［4］52。所有这些文字，均有助于我们今人对当时道士们艰难修炼等情况的了解与认识，并且这些情形也均为游记作者所亲见，极具说服力。
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还反映了不少散居道士食宿诵经的真情实景，有助于我们对明代武当山道士日常生活的了解。在武当山修炼的道士们当中，有的仅吃黄粱米饭［4］119，有的则学辟谷术［4］118，不食五谷，且还须兼做导引等功夫。至于住所，除了那些集中学道、集中住宿于道观的道士之外，一些散在岩居且自行修炼的道士们就只能住在山洞里，有的甚至靠行乞为生。明王世贞的《游太和山记》写作者登上太和宫，环顾道士们的屋舍，房基一半建在崖上，重重叠叠竟有七层之多，像蜜蜂、牡蛎的窝房一般。高空的风蓬蓬作响，房舍似坠非坠，十分危险，最终倒也安然无恙［4］18。明陆铨的《武当游记》也有类似记载：在南岩附近的千仞绝壁上，有蜂房燕巢般的山洞，从上面垂下来一副用铁绳加短木制作的摆动悬梯，道士们靠着它上上下下，让人看了面面相觑，肝胆欲裂，然而倒也能反映出道士们修行的那种挥斥八极、神气飞扬的人生境界［4］64。明徐学谟的《游太岳记》还描写了巢居的道士们屏绝人间烟火，每天从树梢上垂下一个器物，乞求施舍的情形［4］159。明陈文烛在《游太和山记》中还写到了道士们在林间悠闲的钟声里诵经的情形：“时有道人，多坐树间，闻谈经声，又风送钟声不绝。”［4］175-176明汪道昆在《游太和山记》中还写到了道士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将剩余的饭食喂猴子的情形［4］110-111，使人感到道士们的生活多少也还有某些乐趣在，读后让人稍稍有些安慰。
中国的宗教与外国不同。中国从来没有过神权大于王权的时代，而西方则不同，神权有时可以大于王权，甚至会发生像十字军远征那样的宗教战争。在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者的笔下，反映政府官员前往武当山，道士们头戴黄帽、身穿青衣，毕恭毕敬地远道迎送的情况随处可见。明顾璘的《游太和山记》写他“将至遇真宫，则童冠羽人数十，提香、鸣乐、持幡旆来导” ［4］7；明陆铨《武当游记》也写到了他在遇真宫受到的礼遇：“忽闻清籁振山，幽香载途，心甚异之。舆人曰：‘此遇真宫道士迓舆也。’而黄冠前导，髻童翼趋，笙箫鼓吹，且奏且行，遂入遇真宫。”［4］63入三天门大门，也是“道士吹敲金竹，雁行前导。”［4］65明徐学谟《游太岳记》写作者出遇真宫，“道士列青衣吹而前引。”［4］152道士们除了列队且吹奏道乐迎送政府官员，以示尊崇之外，还在礼仪上采取小跑的形式，足见道教依附王权之深之诚。明陈文烛《游太和山记》就曾记载了道士们小跑迎接政府官员的场面：“过遇真宫，诸黄冠走谒。”［4］175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明代道士们迎送政府官员主要集中在遇真宫，其他地方几乎未见记述（只见一处记述在三天门）。
武当山道教在明代受到朝廷的格外重视，且礼遇极隆。这主要表现在，除了朝廷花巨资修建武当山宫观外，五龙宫道士李素希就曾因为向皇帝进献榔梅果有功，所以明成祖下诏赐给他道袍两件。明王世贞在《游太和山记》中写他在五龙宫“饭已，道士奉真武玉像来观。已又出文皇帝所赐道士李素希二衲，被之正与余体适，因笑谓：‘此衲出尚方，而复不偕鸾鹤逝者，亦胡异中丞紫耶？’”［4］28写得绘声绘色，饶有趣味。明王在晋《游太和山记》还记载了明成祖派人寻访张三丰的史实：“成祖革命，数使都给事中濙访张仙人，而仙人不可至，今御书宛然在焉。”［4］73另外，明代武当山山林茂盛，生态环境极佳，与朝廷下禁令封山不无关系。明汪道昆在《游太和山记》中将武当山诸宫在规制和形胜等方面加以比较后，曾大发感慨：“至若群山万壑、泉石岩阿，各擅一奇，更仆不可系数。大都天閟灵秀，以待明时，帝力神功，于斯为备，且也稽古定制，不藉有司，递遣中贵人、藩大夫掌其禁令，故草木盛，鸟兽训，其斯为地道之章，游观者之至乐也。”［4］111所有这些记述，查核史书，均相符合，毫无虚言妄语之嫌。
这里附带说明，武当山虽为道教名山，然而佛教在此也有一席之地，且也不乏高僧足迹。这在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也有反映。明汪道昆在《游太和山后记》中写作者在尹喜岩附近的佛子岩处探访佛家寺庙，与佛教僧侣热情攀谈，并且在一僧人的引导下，来到一座莲池旁，目睹了成排僧人为死去的僧人作灭度法事的场景。在五龙宫，作者又急切地与高僧周泰亨会面；在行宫，与石教会、舒复初等僧人高士玩投壶游戏，十分富有生活情趣［4］123-124。同样也是在佛子岩，明陈文烛在《游太和山记》中也记述了与僧人不二和尚的交往。不二和尚备饭款待作者，并且一起坐在石榻上，谈论大乘佛教超度一切人脱离苦海、五大皆空之类的佛学理论［4］176。两人同样写的是佛事，并且都是在佛子岩，这至少说明，在明代，佛教在武当山也有一席之地。佛、道共处一山，并和平相处，也是武当山宗教的一大特色。
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有关武当道教文化的记述，内容十分详备，涉及了道教建筑、礼仪、与朝廷王权的关系以及道士衣食住行、修炼学道等诸多情形，是我们了解、认识武当道教，研究武当道教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资料。深入挖掘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有关武当道教文化的稀缺素材，对于武当道教文化研究和开发武当山丰富的宗教旅游资源，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突出的现实意义。这既是我们每一位地方文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也是不容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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