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突破以往文学作品的局限，生动展示众多商人的商业经营理念及其经营活动，是明代小说“三言”“二拍”一个重要而突出的内容。其通过对商人们思想和心理状态、商业经营原则与策略、社会意识和关怀等多方面内蕴的深刻揭示，反映出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商人们在经营观念上日趋成熟、理性，而这正是此历史时期的重要特征。时至今日，“三言”“二拍”塑造的各式鲜活、丰满的商人群像，及其凸显的商人经营之道的丰富内涵，仍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商业发展及商人活动的宝贵资料，有着深刻的历史认识价值。
　　关键词：“三言”“二拍”；商人；经营之道
　　
　　明代以前，在文学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古圣先贤、王侯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而市井细民、尤其是商人很少在文学舞台上露面，并且，受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影响，商人即使在有关题材的作品中出现，也大都是重利轻义、刻薄贪婪的庸鄙龌龊形象，是遭人唾弃憎恶、被人讥笑蔑视的角色。然而，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发展，财富和商业活动对国家及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整个社会商品意识增强，传统贱商观念遭到了强烈质疑和冲击，“治生”“求富”的合理性、正当性逐渐得到认同。因此，商人的社会地位比前代大为提高，而作为社会现实的集中反映，明代通俗小说中大量出现了对商人经营活动不同角度的描写。以“三言”“二拍”为代表，可以明显看到，其所描写的商人，突破了以往唯利是图的脸谱化形象，多以正面形象出现，不仅如此，作品深刻反映了商人们的思想与心理状态，通过对其致富过程的生动描述表现和揭示出其经营原则和策略，并赞扬了他们济困扶危的社会责任感，塑造了形象鲜活丰满、充满时代气息的新商人形象。Www.11665.COM
　　
　　一、坚定自信的从业态度
　　
　　受明代社会重商思潮影响，“三言”“二拍”一改以往文学作品“以经商为贱业”的论调，而宣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书中描绘的各类商贾，普遍表现出对自身职业的坚定态度，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从事商业活动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初刻拍案惊奇·乌将军一饭必酬》故事写道，王生生于商贾之家，长大后婶母杨氏建议他：“你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王生随即“欣然道：这个正是我们本等。’”话语问流露出对经商的自信和自豪。《二刻拍案惊奇·叠居奇程客得助》中的徽商程宰，“世代儒门，少时多曾习读诗书”，但由于“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生业，科举反在次着”，他便毫不犹豫地弃儒经商。《喻世名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蒋兴哥，生于商贾世家，深知经商是“衣食道路”，所以当新婚妻子不舍得他外出行商，他说道：“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毅然离别妻子外出经营。从上述言谈可以看到，商人们本着以贫为耻的想法，并不羞于谈商言利，甚至强烈表达了只有经商才能够使生活富足、才是立命之本的鲜明观点。
　　正是基于这种对职业的坚定信念，基于兴家立业、实现自身价值的成就导向，商人们即便遭遇困难挫折也往往能够勇往直前。王生经商接连被打劫，本钱屡遭亏折，但他并未因此灰心丧气，而是在婶母“大胆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难行”的鼓励下坚持不懈，“不上数年，遂成大富之家”。《初刻·转运汉遇巧洞庭红》的文若虚也是如此，最初他做生意屡屡赔本，但他却并非就此甘心失败，在别人的指引下，以仅有的钱买了几篓红桔去海外碰运气，结果颇赚了一笔，之后又把捡来的宝物卖给波斯商人而发了大财。《初刻·程元玉店肆代偿钱》中的程元玉，离家千里之遥，专门在川陕一带运送贩卖货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兼须时刻提防土匪强盗拦路抢劫，常常险象环生，但他仍不畏艰辛数十载如一日往来奔走，为的就是获得丰厚利润发家致富。有志者事竞成，这些终能有所成就的商人，皆是坚持信念，“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勇于面对失败和挫折，披荆斩棘、百折不挠。这种勃发进取的商业精神，对传统中国社会谨小慎微的保守性格无疑是一次猛烈冲击。
　　当然，仅是勇于进取并不够，《醒世恒言》道：“饱衣暖食非容易，常把勤劳答上苍”；“受用需从勤里得”。为了取得事业成功，商人们多能秉持勤勉俭朴、兢兢业业的作风。《醒世恒言·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刘奇、刘方兄弟，靠的就是“勤苦经营，家业渐渐兴隆”。《喻世名言·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李秀卿与黄善聪二人，亦不惮“风霜辛苦”，“轮流一人往南京贩货，一人住在庐州发货讨账”，经过几年“勤苦营运，手中颇颇活动，比前不同”。《醒世恒言·张孝基陈留认舅》中的过迁，少时因沉迷玩乐被父亲赶出家门沦为乞丐，数年后姐夫张孝基将他寻回并责以灌园，过迁“每日担水浇灌，刈草锄垦”、“从清晨直至黄昏，略不少息”，后来张孝基让他任典当铺主管，过迁“一照灌园时早起晏眠，不辞辛苦。出入银两，公平谨慎”，而正因为这种勤勉。他最终使父亲遗留的家业再度振兴。
　　
　　二、诚信互惠的经营原则
　　
　　商业经营要持久，就必须遵守职业道德，而遵守职业道德最核心的要求就是“诚实为本、信义为先”，“三言”“二拍”中很多商人的行为传达的正是这种“刻薄不赚钱，忠厚不折本”的理念。《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德是个开酒店的小商人，他“平昔好善，极肯周济人的缓急。凡来吃酒的，，偶然身边银钱缺少，他也不十分计较。或有人多把与他，他便勾了自己价钱，余下的定然退还，分毫不肯苟取。”可见其经商心存仁厚诚信，不贪非分之财，是故“一镇的人无不敬服，都称为刘长者”；而且，以诚信营造良好经营环境、塑造良好商誉，能使商家拥有更多顾客、招揽更多生意、赚取更多利润。刘德亡后，两义子秉承其经营原则，“开起一个布店来，四方过往客商来买货的，见二人少年志诚，物价公道，传播开去，慕名来买者，挤挨不开，一二年间挣下一个老大家业，比刘公时已多数倍。”《醒世恒言·大树坡义虎送亲》中韦德之父也是如此，他“在绍兴府开个倾银铺儿”，“做人公道，利心颇轻，为此主顾甚多，生意尽好，不几年，攒上好些家私。”《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卖油郎秦重，本钱很少，所卖之油物微利薄，但他“做生意甚是忠厚”，故油坊里人“有心扶持他，只拣窨清的上好净油与他，签子上又明让他些。秦重得了这些便宜，自己转卖与人，也放些宽”，如此众人都知晓“他的油比别人又好又贱”，“所以他的油比别人分外容易出脱”，物美价廉、买卖公道，对顾客以诚相待，从而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单单作成他”，客源众多需求量大，获利自也可观：后来他接管养父朱老汉的油店，仍然秉持诚实信誉的品行，结果新老主顾“见朱小官(即秦重)在店，谁家不来作成，所以生理比前越盛。”
　　在与其他商人的商务交往中，商人们也恪守诚信原则。《转运汉遇巧洞庭红》的文若虚，议价将所捡得龟壳以五万两银卖给波斯胡商，而那其实是鼍龙壳，壳内有二十四颗夜明珠，一颗就值五万两，同行者后悔这桩交易，怂恿文若虚再多要些银子，而他却说：“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也只当废物罢了，还亏他指点晓得，如何还好昧心争论?”反映了他信守契约的良好德行。《初刻·钱多处白丁横带》中的大商张金，原是领一郭姓商人几万两重本进京经营，后来郭商之子七郎赴京索讨，张金见了他不仅“欢然相接”，更“不待七郎开口，把从前连本连利一算，约该有十来万了，就如数搬将出来，一手交兑”，豪爽重信，并不托词亏欠。在生意伙伴间，商人们更以信义相待、坦诚不欺。《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李、黄合伙做生意，彼此财物都公开透明，在交接时，黄善聪“收拾资本，都交付与李英；李英剩下的货物和那账目，也交付与张胜(黄之化名)”，绝无私藏截留，“两边买卖，毫厘不欺”。正因如此并力同心，合伙生意才能做得长久，共同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传统中国社会一直受儒家思想熏陶，十分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这深刻影响和制约着各种社会行为，商业经营自然也不例外；而道德的声誉能够引发顾客、同行和社会的认同，又是商家竞争力的源泉，意识到这一点并能够自觉加以运用，充分证明了商人们在经营理念与实践上的进步性。

　　三、灵活高超的经营谋略
　　
　　“三言”“二拍”赞扬商人们勤苦耐劳、诚信仁厚的职业操守，也善于刻画他们注重商业信息、谙熟买卖技巧、灵活采取策略，最终获得成功的形象。《醒世恒言·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阿寄就颇善经营，其诀窍在于注重市场调查分析、不墨守成规。他认为“大凡经商，本钱多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须到外边去，看临期着便，见景生情，只拣有利息的就做，不是在家论得定的”，即要在量力而行的前提下看准市场再行介入。他初闻得贩漆有利便去贩漆，这时有杭州、苏州两个市场可供选择，他判断“杭州离此不远，定卖不起价钱”，便向苏州发售而获倍利，但随即他并不拘于思维定式，而是主动调查市场，了解到“原来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价贱，俱往远处去了，杭州倒时常短缺”，于是灵活巧变，独独贩到杭州，三两日内即卖个干净，“计算本利果然比起先这一帐又多几两，只是少了那回头货的利息”，于是他最终决定还是到远处去卖，径至兴化地方，结果所得利息比苏杭两处都好，足见其灵活精明、随行定市的敏锐经营意识。《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卖油郎秦重，也很注意捕捉供需信息、分析市场需要，并能积极主动寻找生意机会以扩大客源，当他“闻知昭庆寺僧人，要起个九昼夜功德，用油必多，遂挑了油担来寺中卖油”，事毕，他又分析道：“今日寺中虽然不做功德，难道寻常不用油的?我且挑担去问他，若扳得各房头做个主顾，只消走钱塘门这一路，那一担油尽勾出脱了”，可谓临事有谋、进退有方，而寺中僧人因他忠厚也乐与交易，他便“与各房约定，也是间一日便送油来用”，将之发展为长期、稳定的客户。
　　有些商人则是靠“人弃我取”的独到谋略，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叠居奇程客得助》中的程宰，即本着“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原则，以低价购买他人急于脱手的货物，再在恰当的时机抛售赚取高额利润。这种商业行为，并非简单的囤积居奇、投机取巧，而是要求商人必须深谙经营之道，要精通商业规律、掌握商业信息，具有敏锐、长远的商业眼光，否则就容易弄巧成拙造成损失。此类典范还有《喻世明言·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的汪信之，他离家外出寻生意做，“一路相度地势，直至安庆府”，当到麻地坡地方时，看见荒山无数，山上都是炭材，便因地制宜，“纠合无籍之徒，因山作炭，卖炭买铁，就起个铁冶，铸成铁器，出市发卖。”因这一带地处偏僻，无人经营铁冶，他于此独家买卖，自然生意顺畅，“数年之间，发个大家事起来”。后来，他“又打听望江县有个天荒湖，方圆七十余里，其中多生鱼蒲之类”，于是承佃为己业，开发湖内丰富资源，再获厚利而“其家益富”。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还很注重商品质量的改进，以高质求赢。　《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复夫妻俩，十分讲究产品质量，“蚕种拣得好……凡养的蚕，并无一个绵茧，缫下丝来，细员匀紧，洁净光莹，再没一根粗节不匀的”，因此销路非常好，“拿上市去，人看时，光彩润泽，都增价竞买，比往常每匹平添钱方银子。因有这些顺溜，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家中颇颇饶裕。”
　　
　　四、扶危济困的社会意识
　　
　　“三言”“二拍”中多有济困扶危、乐善好施的商人，他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留心公众利益、周恤孤弱，倡导“睦媚任恤之风”，把社会关怀作为自身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醒世恒言·杜子春三入长安》故事中，杜子春于三起三落再度致富后，第一件事便是不惜千金兴办慈善赈济事业，“在两淮南北、直到瓜洲地面，造起几所义庄，庄内各有义田、义学和义冢。不论孤寡老幼，但是要养育的，就给衣食供膳他；要讲读的，就请师傅教训他；要殡殓的，就备棺椁埋葬他。”热心投身于公益事业，故“千里内外，感被恩德”。《程元玉店肆代偿钱》中的程元玉，看到店主为难一个忘带饭钱的妇人，围观者不仅不施以援手，还嘲笑、诬蔑之，他同情妇人，慷慨解囊替她付了钱并曲为辩解，当妇人说：“愿闻高姓大名，好加倍奉还”，他则道：“些些小事，何足挂齿。还也不消还得，姓名也不消问得”，可见其施恩不望报的美德。《二刻·韩侍郎婢作夫人》人话中的徽州商人，遇到一位怀抱婴儿企图投水自杀的妇人，他及时制止了悲剧的发生，询知原因后又赠送妇人所需银两，救出她遭监禁的丈夫，此一善举挽救了三条性命。无疑，该商人也是真心同情他人遭遇，不图回报地施以救助，具有着美好的道德情操。
　　商人们不仅慷慨地对待处于困境的民众，也能够真心帮扶同行的商人。《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的张大，“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他对待文若虚就是如此，不仅应承携其出海、包其“口食”，还雪中送炭资助其置货银两，使得文若虚能够顺利出海并有机会最终获利。《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复，秉性忠厚良善，在偶拾得六两多银子后他想：“倘然是个小经纪，只有这些本钱，或是与我一般样苦挣过日，或卖了绸，或脱了丝，这两锭银乃是养命之根，不争失了，就如绝了咽喉之气，一家良善没甚过活，互相埋怨，必致鬻身卖子。倘是个执性的，气恼不过，肮脏送了性命，也未可知。”于是就忍饥挨饿等待失主，而失主朱恩确为养蚕种桑的人家，那银子正是本钱；后来施家缺桑出外采买巧遇朱恩，朱为报答昔日情义便将自家桑叶相送，也使施复得以度过难关。《警世通言·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吕玉，偶然拾得二百两白银，他念及：“倘或失主追寻不见，好大一场气闷，古人见金不取，拾带重还，我……要这横财何用!”遂经谨慎查实将银归还失主粮商陈某；之后途见客船失事，他又毫不犹豫地出银奖励水手救人，更自此

“益修善行，家道日隆”。
　　当然，“三言”“二拍”在称颂褒扬良贾、廉贾同时，也有着对见利忘义、狡诈贪婪的奸商入木三分的刻画揭露，这些奸商不择手段地搜敛金钱，内心粗鄙、人格低下，散发着恶浊的铜臭。《初刻·卫朝奉狠心盘贵产》中的典商卫朝奉，“平素是个极刻薄之人”，对顾客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别人将东西去解时，他却把那九六七银子充作纹银，又将小小的等子秤出，还要欠几分兑头。后来赎时，却把大大的天平兑将进去，又要你找足兑头，又要你补勾成色，少一丝时，他则不发货。又或有将金银珠宝首饰来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数，便一模二样，暗地里打造来换了。粗珠换了细珠，好宝换了低石。”以少充多，以次充好，以假当真欺压典当者。《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里典商矫某，“自开解库，为富不仁，轻兑出，重兑入，水丝出，足纹入，兼将解下的珠宝，但拣好的都换了自用。又凡质物值钱者才足了年数，就假托变卖过了，不准赎取。如此刻剥贫户，以致肥饶。”《钱多处白丁横带》的郭七郎，江淮贾客“多是领他重本贸易”，但“不平心是他本等，大等秤进，小等秤出。自家的，歹争做好；别人的，好争做歹。这些领他本钱的贾客，没有一个不受尽他累的，各各忍气吞声”。更有奸商甚至因图财而害命，《二刻·迟取券毛烈赖原钱》故事中，林氏与夏主簿合伙开酒坊，在资本份额上“夏家出得本钱多些，林家出得少些”，林氏负责经营，几年下来照本得息夏家“该有二千缗钱多在(林氏)那里”，但林氏欺“夏主簿是个忠厚人”，当他去结算时却分文不给，夏主簿状告至官府，而林氏则买通官府，最终反将夏主簿治罪入狱，致使其含恨而亡。这些奸商为了满足对财富的贪婪欲望，对他人巧取豪夺，不仅不能够遵守职业道德，甚至背弃了做人的基本道德，这种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者是人们所极力鞭挞和批判的。
　　总的来说，“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大多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有着高尚的精神追求即道德的自律和人格的完善，从而才能够获得长久的成功。“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作者笔下勤勉善良、慷慨诚信、忠厚仁义的商贾形象，颠覆了封建社会传统价值观中，商人皆满身铜臭、庸俗市侩、见利忘义、冷酷刁滑的成见，对现实中的商人及其商业活动做出重新的、客观辩证的认识和评价，深刻反映了特定历史背景下商人经营理念的成熟和进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具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