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打祝家庄”之浅层叙事看《水浒传》的深层内涵

　如果将“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作为一个独立的意义单元看，是从《水浒传》的第四十六回到四十九回，这四回完整地包含了故事的缘起、过程及结论文联盟http://局。而这个故事像一个透视镜，通过其浅层叙事可以看出其隐含的深层内涵；亦像一个坐标系，对了解整个文本有重要作用。笔者将从故事的缘起、过程、结局及故事在整体结构中的作用出发，进行深入分析。
　　一、聚义求利
　　从“三打祝家庄”发生的缘起看，只因时迁偷了祝家庄的报晓鸡被捉，石秀、杨雄企图让梁山泊好汉做主，继而引发的一次战役。但是我们马上发现，这个缘起顶多算一条导火索，难以称为原因。晁盖、宋江两种不同的反映都能予以说明。晁盖直接投了反对票，而宋江是转换原因肯定建议。那原因是什么呢？宋江说了“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即目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此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1]610，归结起来，就是维护地位上的权威、取得经济上的利益。如果说维护地位上的权威还可理解，但是好汉们对财富的渴望未免太赤裸了。
　　通常我们认为好汉之所以称得上好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不计较钱财，即“仗义疏财”、“劫富济贫”，但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WwW.11665.Com好汉们“取之无碍”了，那自然是祝家庄钱财属“不义之财”。如果祝家庄欺压民众，那肯定是不义，但是偏偏没有写，只写祝家庄防范抵制梁山泊，那么这个不义就是梁山泊眼中的不义，这个标准就有问题了。在攻下祝家庄之后“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千万石，宋江大喜”[1]648，小说对宋江这一表情加以注意和描写就显得很有意味。梁山好汉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在这个故事中真是一点挡箭牌都没有。
　　《水浒传》中处处描写好汉们与金钱打交道，或是打点官吏公人、或是接济贫苦百姓、或是接济好汉、或是卷走不义之财，在多种因素的掺杂下，都难以看出他们对利益的态度，唯有祝家庄一战，赤裸裸地表现了对钱财的追求。由此才能看出梁山好汉聚义背后的另一面。
　　学者王学泰将梁山好汉定位为一批游民，“游民是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由此引发对于物质上的追求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些赤裸裸的对物质的向往与追求，在主流社会里是不被认同的，对处在游民地位的人们说来使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然而《水浒传》作者写到这些时往往用‘义气’、‘结义’、‘聚义’一类的游民道德把它包裹起来，好像实现‘义’和‘聚义’才是梁山好汉们最强烈的诉求”[2]。梁山泊起家自“智取生辰纲”，虽说劫的是不义之财，但他们的出发点恐怕是劫财为主、惩恶为辅。起家尚如此，这很大程度上为他们后来的行为奠定了基调。他们聚义同时为了求利，百姓的存在、正义的维护，为梁山好汉追求利益财富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为反叛行为提供了充分的正义性。
　　不过话又说回来，梁山泊如果对财富没有追求反而是更令人费解的现象。即便好汉们对财富真的没有追求，那么整个团体的运作也需要他们对财富有所追求。不管从哪一角度来说，梁山泊追求财富是必然也是必须的。这就使他们的行为在“义”与“不义”之间有所冲突。不论小说作者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从“三打祝家庄”故事中，我们确实可以管窥到梁山泊正义大旗下不那么光彩的追求。在故事的浅层叙事与深层含义之间也形成了一定的反差与张力。
　　二、人和制胜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谁在人和上占优势，谁就能克敌制胜。“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过程之所以曲折反复，就是在作战上出现了地利、人和上优势与劣势的不断变更。而占据人和上的优势是梁山泊最终胜利之关键。
　　天时的问题在故事中暂不涉及，或者说天时对战争胜负的干扰不明显。就地利来说，祝家庄无疑占据了绝对优势。从杨雄眼中、从李应眼中均对祝家庄之牢固防范、复杂路径有所展示。论武器，他们枪架、军器、战鼓铜锣均不少；论防范，他们周围阔港，城墙厚实；论路径，尽是盘陀路。梁山好汉们在地利上占不到任何优势。
　　就人和来说，祝家庄不仅有众多庄客，还有东李、西扈两庄救应。而梁山泊只有前锋部队和接应部队各六千六百人，在人数上输与祝家庄。
　　但是，伴随三次交战过程，地利与人和的优劣关系在不断地转化。由于石秀的探路以及杜兴的告诫，梁山泊在地利上的劣势有所缓和，但是再缓和也难以和对手处于持平状态。而人和关系的变化就比较明显了。可以说，“三打祝家庄”的过程就是祝家庄不断失去人和而梁山泊不断获得人和的过程。
　　“这三村结下生死誓愿，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递相救应”[1]605，可是这个关系在一开始就破灭了，祝家庄在第一次交战时就失去了左膀。第二次交战时，扈三娘又被梁山泊捉去，以此为交换条件，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