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初唐儒者  《毛诗正义》  诗人救世  思想
　　【论文摘要】初唐宏儒孔颖达等在他们所编撰的《诗》学著作《毛诗正义》中提出的“诗人救世”说，具有丰富而具体的理论内涵：第一，非君子不能作诗；第二，持人之行，使不失坠；第三，文刺前朝，意在3’-代；第四，反对谲谏，倡导切谏。“诗人救世”说，是初唐儒士自信的张扬，对于当时乃至其后的经学阐释与文学创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诗人救世”说的提出，是《毛诗正义》、《诗》学思想的落脚点，具有重要的谏诤力量和文论价值。 
　　魏晋以来，由于经学中衰，《诗经》作用于现实的角色，日渐式微。初唐重振儒学，孔颖达等奉太宗之命编撰《毛诗正义》就必须直面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发挥《诗经》的作用，为刚刚建立起的王朝服务。基于此，《正义》提出“诗人救世”说。
　　[疏]《诗大序》“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毛诗正义》日④：变风所陈，多说奸淫之状者，男淫女奔，伤化败俗，诗人所陈者，皆乱状淫形，时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若夫疾病尚轻，有可生之道，则医之治也用心锐。扁鹊之疗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将死之势，则医之治也用心缓。秦和之视平公，知其不可为也。诗人救世，亦犹是矣。这里，孔颖达等是通过讨论《诗》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出来的，即，既然《诗序》说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就是孔子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wWw.11665.cOM”)那么，为什么《诗》中还“多说奸淫之状”、“男淫女奔”等?自《诗序》问世以来，这种矛盾直到初唐《正义》以治病为喻，才第一次得以较为圆满地解释。《毛诗正义》认为，所谓“乱状淫形”，正是诗人所陈“时政之疾病”；诗人之所以将问题摆出来，就是想“忠规切谏”．使它消灭在萌芽状态。期么，这个“针药”到底指什么呢?即《毛诗正义》“所言者”。所谓“所言者”，不仅指“诗人之四始六义”，还应当包括诗人言说的本身。也就是说，就是在诗人将“奸淫之状”陈述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诗人忠规切谏的态度和语调等言说方式已经起到疗救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诗人将针药隐藏在诗中的“四始六义”里面。因此，后人只有通过对《诗经》“四始六义”的解读，才能发现诗人的救世思想。其实，简而言之，“四始六义”即是美刺。“诗人救世”说有其理论、实践基础和现实环境。《毛诗正义序》：“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於律吕，故目‘感天地，动鬼神，莫近於《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孔颖达等就是在《诗大序》“感天地，动鬼神，莫近於《诗》”中，看到了“《诗》之为用，其利大矣”。又在郑玄《诗谱序》“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中，引申出“《诗》之规谏，皆防萌杜渐，用《诗》则乐，不用则忧，是为‘忧娱之萌渐’(《诗谱序》疏)的道理。”孔颖达等熟读经史，更深知汉代王式以《诗经》为谏书的事实。③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正义》“诗人救世说”的理论内涵及其实践意义。
　　(一)非君子不能作诗
　　关于《诗经》的作者，《正义》认为，“凡是臣民，皆得风剌”，不一定限于“国史”④，并反复强调，作诗者都是贤人，“非君子不能作诗”。(《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下疏。)因为只有君子，才能自觉地担负起济世苍生的责任。《正义》的作者们表现了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直面现实的精神。因此，他们自觉的承续起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屈原的“来吾导夫先路”、“虽体解吾犹未变兮”等士人一脉相传的救世精神。这是《正义》“诗人救世”说的思想前提。
　　(二)“持人之行．使不失队”
　　《正义》首先给诗的义域重新加以界定，赋予新的内涵：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诗谱序》疏)显然，《正义》所谓的“诗”不仅仅限于“诗言志”，同时吸收了《文心雕龙·明诗》所谓“持情”说⑤，在传统“诗言志”的基础上，补充了诗的发生及其指归。《正义》认为，诗所言之“志”，是诗人对政治善恶的感触，作诗的目的就是惩恶扬善，规范人的行为，使人不堕落。比较传统的“诗言志”说，《正义》更强调了诗的政治性，注入“诗人救世”的内涵，赋予诗接近现实的实践价值；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正义》的“持行”似乎是偷换了刘勰的“持情”，这一转换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三)“文刺前朝．意在当代”
　　《诗经》毕竟是往古的作品，那么如何发挥“诗人救世”的现实作用呢?《正义》在《抑》的疏文中，提出了“文刺前朝，意在当代”的诗学思想。《序》云：“《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笺》云：“自警者，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正义》提出这样的疑问．“诗之作者．欲以规谏前代之恶，其人已往，虽欲尽忠，无所裨益。后世追刺，欲何为哉!”然后分析说：诗者．人之咏歌，情之发愤，见善欲论其功，睹恶思言其失．献之可以讽谏，咏之可以写情，本原申已之心，非是必施于谏。往者之失，诚不可追，将来之君，庶或能改。虽刺前世之恶，冀为未然之鉴，不必虐君见在，始得出辞，其人已逝即当杜口!《雨无正》之篇……虽文刺前朝，实意在当代．故诵习此言．以自肃警。
　　《正义》认为，虽然虐君以往，不可追改，但是，诗人将此事写出来．却是对后来之君的鉴戒。后人在诵读此诗的时候．一样能起到“自警”的效果。“虽文刺前朝，实意在当代”，就是古为今用的思想。这不仅是《正义》《诗》学阐释的指导思想，也为后人解经标举了路向。
　　(四)反对谲谏，倡导切谏
　　讽谏是“诗人救世”的最重要的武器，切谏(即直谏)比谲谏更具有战斗性和杀伤力，因此，《正义》反对谲谏，主张切谏。孔颖达等在《正义》中表现了明确的态度。《诗大序》主张“主文而谲谏”，郑玄笺之日：“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正义》批评说：“谲者，权诈之名，托之乐歌，依违而谏，亦权诈之义，故谓之谲谏。”这里，《正义》揭露了“主文而谲谏”虚伪和权诈的本质。而《正义》所期待的是“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在《节南山》疏文中，孔颖达等反对王肃所谓“礼，人臣不显谏”之说，褒扬切谏。孔颖达等认为，当国家处在紧要关头，为人臣者不显谏，就是包藏祸心。因此，极力盛赞和推崇祖伊和家父等“尽忠竭诚，不惮诛罚”、“披露下情，伏死而谏”式的切谏行为。《正义》充分发掘《诗》中潜在的精神资源，竭力彰显切谏思想，业已冲破了温柔敦厚的传统《诗》学的束缚，将谏诤提高到最高的层次，也将《诗经》的谏诤作用发挥到极致。这是唐太宗贞观开明时代赋予的责任；这是孔颖达忠直敢谏，“死不足惜”精神品格的凝铸：这也是初唐朝臣上下一心．共同致力于国家的繁荣思想的结晶。《正义》倡导的切谏思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已经成为任何时代无法逾越的高标．成为中华民族灵魂永恒的象征。
　　《正义》的编撰者们，不仅在政治中自觉贯彻和实践切谏的思想，与贞观朝臣一起，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建立起国家蓬勃兴盛的局面。而且，将这种思想自觉贯彻到《诗经》和其他经典的阐释中。如，《正义》在《召曼》疏中对阉人的批判：
　　……故知阍是奄人之官名也。奄者防守门阁．亲近入主。凡庸之君，暗於善恶，以其少小惯习，朝夕给使，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且其人久处宫掖，颇晓旧章，常近床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挟术怀奸；或乃捷对敏才，饰巧乱实。於是邪正并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视听，因惑愚主，谓其智足匡时，忠能辅国，信而使之，亲而任之，国之灭亡，多由此作。故诗人责王远贤者而近刑奄之人也。原其本心，不欲灭国，但所谋不当，灭国之道也，故谓之谋灭王国也。(《大雅·召曼》“昏栎”《笺》疏)阉人即宦官，最容易乱世误国，《正义》深入地分析了阉人误国的本质。
　　《正义》说，阉人很容易亲近人主，很容易获得人主的信任。又以其特有的伎俩，“迷罔视听，因惑愚主”，人主从而“信而使之，亲而任之”，以致“国之灭亡”。这段疏文，可以独立出来．作为一篇精美的政论文。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阉人卑鄙行径的痛恨，告诫人主要提高警惕，不要为阉人“色和貌厚”、“饰巧乱实”所迷惑，《正义》以古匡今，展现了耳提面命式的剜切的救世情怀。
　　“诗人救世”说，是初唐儒者自信的张扬，其理论意义在于：首先，肯定了《诗经》的社会实践价值，《诗经》就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救世之作，这样就使《诗经》接近现实，引起大家的重视，提高它在经学体系中的地位；其次，就《毛诗正义》的阐释实践而言，它必须贯彻这个原则，从《诗》学中阐释出匡救时弊的道理来；从文学创作而言，《正义》明确地赋予作家创作以“救世”的使命，这是一个明确的官方理论导向。总之，“诗人救世”说的提出，是初唐儒者《诗》学思想的落脚点．并且具有重要的谏诤力量和文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