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史记·西南夷列传》描绘了西南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独特特点，追溯了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交往的历史，重点讲述了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将复杂繁乱的历史问题叙述得条理分明，体现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艺术。
　　论文关键词：司马迁；西南夷列传；民族史观；叙事艺术
　　《史记》是我国古代体大精深的一部历史著作，第一次叙述了全社会全方位的历史。它不仅写了帝王将相，也写了平民百姓；不仅有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也有边疆的少数民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将东西南北各民族均视为天子臣民，认为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把记述各民族的列传与人物列传等列编撰，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趋势是走向统一，体现了司马迁的民族平等思想和民族一统观念。《西南夷列传》便是其中精彩的一篇。
　　首先，《西南夷列传》写出了西南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独特特点。西南夷包括今天的云南以及贵州、四川两省西部地区，有着广阔的地域，且地理形势独特，交通闭塞，民族复杂，部落众多。它以汉王朝的西部边郡巴、蜀为中心，以南称南夷、以西以北称西夷，总称西南夷。西南夷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与汉王朝发生关系的，而是个别部落先后与汉朝交通。南夷分东部的焚人居住区和西部的嵩、昆明族居住区。东部的焚人地区有三个大国，即东夜郎、西滇、北邛都，他们的民族特点是“此皆魅结、耕田、有邑聚”，1是以农耕为主的民族；西部的售、昆明族“皆编发、随畜迁徙”，是“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民族。西夷主要是氐人，分布在徙、笮都、冉胧、白马等地，“皆氐类”，其俗“或土著、或移徙”，是半农半牧相杂的民族。WwW.11665.CoM“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司马迁用了四个“皆”字，很有层次地勾勒了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习俗，以简练而又井井有条的叙述，向我们展现了西南各民族鲜明的民族特色。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司马迁在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传统习惯的描写中并没有丝毫的歧视和排斥，而是以平等、客观的态度记载西南的民俗民风。司马迁在叙述中原人民与西南少数民族交往时，用庄蹁入滇的事例表明了自己对少数民族风俗的尊重。庄蹁本是楚威王之弟，受命率领军队“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后成为滇国君长。但他并没有以“大民族”自居，而是“变服、从其俗”地成了兄弟民族中的一员。显然，司马迁是非常赞赏庄躏对少数民族习俗的尊重的。
　　司马迁这种能容纳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宽阔胸怀在汉朝内部还弥漫着“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氛围里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其次，《西南夷列传》重点讲述了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交往的历史早在战国就开始了。当时，楚国的势力达于滇国。秦统一后在南夷地置县邑，汉初官方虽弃置西南夷，但民间往来并没停止过，笮马、髦牛及其他土特产源源不断地输人巴蜀，然后向内地扩散，以致“巴蜀殷富”。到汉武帝时始通西南夷，时断时续，从建元六年唐蒙通使起，到元封二年王然宇抚定滇国止，前后共经营了二十七年才告成功。
　　建元六年，唐蒙在出使越时得食蜀枸酱。回到长安后，他从蜀人商贾中得知这种酱来自夜郎。于是武帝派唐蒙使夜郎，拉开了经略西南夷的序幕。唐蒙始通夜郎，与夜郎侯多同商约置吏设郡，在延水以北焚中地置犍为郡。司马相如也两次出使西南夷，告喻巴蜀父老，抚定邛、笮、冉胧，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因治通过程中“数岁，道不通，士疲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_l汉武帝又派公孙弘出使。由于当时国内主要的边境威胁来自匈奴，为了“力事匈奴”，汉武帝第一次通西南夷不得不落下了帷幕。
　　元狩年间，张骞使大夏回来后建议“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_l于是汉武帝派使者王然宇等人前往“指求身毒国”，_l开始了第二次通西南夷。后被滇王相留且帮助寻找通向身毒国的道路。最终，汉使前进之道被昆明王所阻止。此行虽未达身毒国(即今天的印度)，但却与滇王建立了联系，结下了友谊，为西南夷的最终内属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汉武帝在元鼎元封之际下定决心对西南夷全面发动战争的契机是，南越谋反时汉本欲发南夷兵攻南越，而南夷人却趁机杀使者及犍郡太守。于是，汉乃发兵击破南夷，后又破南越。南夷夜郎侯本倚南越，在此形势下只有入朝受封夜郎王。
　　其他南夷国家也纷纷要求内属为汉臣，设置汉官吏。此次战争后共设群柯等五郡。滇国直到元封二年王然宇破南越人滇时才内属，置益州郡。至此，汉武帝最终完成了在西南夷设郡置吏的统一大业。

司马迁对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持什么态度呢?自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后，汉朝大规模筑路，“凿山通道千余里”，…用以沟通与内地的联系，有力推动了西南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促进了政治上的统一。元鼎六年，汉武帝又大规模开通西南夷，全面推行郡县制度于边邑。司马迁奉使以监军身份略西南夷，完成了设郡置吏的重大使命，并特地书载于《太史公自序》中。后来班固也曾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司马迁为“英俊”。可见，司马迁对于汉武帝通西南夷是持积极、赞同的态度的，这也是符合司马迁重视民族大统一的思想的。但是，司马迁也并不否认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弊害。由于西南夷道路险阻，唐蒙通夜郎时征发数万军民治道，数岁不通，加重了巴、蜀人民的负担，引起了很大的骚乱。司马迁对这种以贪欲扩张为目的对边疆兄弟民族发动战争的态度是极其鲜明的。《平准书》中，他按捺不住内心的郁愤说：“自是以后……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以至于“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给予了谴责和不满。
　　《西南夷列传》给人感受最深的还是它独特高超的叙事艺术。
　　司马迁善于将复杂繁乱的历史问题叙述得条理分明，一丝不乱。民族问题原本就很复杂，再加上民族种类繁多，又地处分散，一般很难理清头绪，但司马迁却把它们写得有条不紊，明明白白。梁启超对《西南夷列传》的叙事艺术评价说：“这篇传叙的川边川南、云南、贵州一带氐、羌、苗、蛮诸种族，情形异常复杂，虽在今日，尚且很难理清头绪，太史公却能用极简净的笔法把形势写的了如指掌，他把它们分为三大部，用土著游牧及头发的装束等等做识别，每一大部中复分为若干小部，每小部举出一个或两个部落为代表。代表之特殊地位固然见出，其他散部落亦并不挂漏。到下文虽然专记几个代表国，如滇、夜郎等的事情，然已显出这些事情与西南夷全体的关系，这是详略繁简的最好标准。”所以，“凡记载条理纷繁之事物，欲令眉目清楚，最好用这方法”。并说如果先把类分清以后，因为限于篇幅还要有所剪裁的话，“那么学《西南夷列传》先将眉目提清，再把各类的重要部分重笔特定，以概其余，这是作文简洁的最好法门”。
　　在谈到怎样把纷纭复杂的历史人事写清楚时，梁启超又一次提到了《西南夷列传》的写法：“史迹复杂，苟不将其眉目理清，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如何，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此类记述之最好模范，莫如《西南夷列传》。”又说这篇列传“对于极复杂之西南夷民族，就当时所有之知识范围内，以极简洁之笔法，将其脉络提清，表示其位置所在，与夫社会组织之大别，及其形势之强弱。以下方杂叙各部落之叛服等事，故不复以凌乱为病”。从梁启超连续几次提到《西南夷列传》的叙事成就这一点来看，他确实对这篇传记的叙事手法十分欣赏。司马迁不愧为擅长描写复杂历史事件的能手。《西南夷列传》写了西南各少数民族错综复杂的民族特色和地理状况以及汉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没有高屋建瓴的叙事本领和对西南地理状况、风俗人情设身处地的了解和感受，是无法写得如此条理分明的。近人李景星说，《西南夷列传》是最有结构的文字，总起总结，中间分叙：
　　“传之起首，如晴天霹雳，如平地奇峰，突兀得势；入后步步照应，有破竹之妙。”写其地理之文字能“于僻处见曲折”，写其特产之文字又“于细处见风致”。起以夜郎国、滇国为题展开，末又以夜郎国、滇国为结收尾；开始用“以什数”，结尾以“以百数”，这样就“篇如节，节如句，无隙可蹈，无懈可击，极精极密，又极道紧”。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不仅在《西南夷列传》之篇内叙事分明，结构严密，在整部书的布局安排上也颇具匠心。《西南夷列传》上承《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这是以类相连；这些篇目都是写少数民族的史传，把它们安排在一起既可相互参照，又方便相互区别。同时，司马迁还有意识地在《西南夷列传》后下联司马相如的列传。司马相如曾力主汉武帝通西南夷，且写过脍炙人口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这样的安排既可使两篇传记互文相补，也可使读者对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事实有更加全面系统的了解，这是因事相连。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中的这种因类相连、因事相连的布局结构，反映了他匠心独运的艺术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