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如在西藏地区，姑且不论1907论文联盟http://年联豫创办《西藏白话报》的历史条件，就是在1956年创办《西藏日报》也远远超出了当时西藏社会的实际水平。
　　同时，即便是今天，新闻传播事业也并没有完全覆盖少数民族地区。以西藏为例，西藏自治区是中国人口最少、密度最小的省区，人口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2.03人，只有全国平均数的1/60。大众传媒的传播力可想而知。在广大农牧区特别是边境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居住高度分散，自然环境恶劣，还有约15%左右的地方收看不到广播电视节目。在一些地方，《西藏日报》被延迟为“周报”、“旬刊”、“月报”，而在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西藏墨脱县，日报几成“年报”。
　　制约西藏新闻事业发展的还有教育水平、电力、经济实力等因素。这正是西藏新闻传播的真实性所在[5]。根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数据，1949～1999年西藏的文盲率高达95%。近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藏的文盲率已经降低，但依然位居全国第一，高达32.5%。高文盲率必然导致低读报率，目前西藏报纸的个人订户极少[6]。
　　在大众传媒无法到达，或者影响力非常有限的少数民族地区，苛求新闻事业的规律和普遍性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以大众传媒的视域解读“新闻”传播现象，也是不尽合理的。
　　这些地区并非不存在“新闻”的“传播活动”，而研究此类新闻传播活动正是少数民族理论新闻界的重要课题。WWW.11665.COM本研究所指“新闻传播活动”正是非新闻事业所进行、没有“自觉”的“新闻”的“传播活动”。
　　四、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对于少数民族新闻学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类型大致可以分为采集渔猎型、畜牧经济型、农耕经济型。乡土社会依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熟人中，我们的话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乡土社会中，“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7]”今天，在我国一些民族聚居地，现代传媒还尚未直接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重要信息源。以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的高山彝族农民为例，他们能明白县政府、乡、村的概念，是因为他们在接收扶贫帮助中，一些物资就是由这些主体给予的。而对没有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民族”、“省委”、“州委”、“法院”等概念，他们就显得很茫然，其本民族原有语言既无此词汇，他们也从未目睹过此类事物。
　　现代化的新闻事业似乎和乡土社会天然横亘着格格不入。而直至新中国成立后，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而55个少数民族中仍然有26个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断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可是不一定有“文字”。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对于没有本民族文字、又不使用汉字的少数民族而言，显然存在着信息交流，一些信息中混杂着具有“新闻”特性的东西。以“新闻事业”视角来考察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一些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撰文立论。 “学术界似乎还存在着一种忽视或轻视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倾向。一些学者轻描淡写，用‘新闻迹象’这一说法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必去考察它是如何‘从猿到人’的。似乎中国新闻事业即从近代开始，并且有着具体的起点：1850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诚然，新闻事业从本质上讲属于近代文明，但这不应是古代新闻传播活动失去学术价值的理由[8]”。“前者（新闻传播活动）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
　　可是，长期以来，对新闻的研究不被重视。历史上，当新闻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出现时，其内容实为广义新闻学，对新闻的研究，往往置于次要地位。[9]”
　　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目前，22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总人数为63万，其聚集村有53.9%是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