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严为本 以宽济之——浅析朱熹的刑事司法思想

　　朱熹秉承孔子儒家学术的基本理念，以德礼为治国基本方略，但他洞明社会弊病之所在，深察社会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日益激化，社会动荡不安，严峻复杂的社会现实，使其认识到单凭传统的德、礼等治世手段无法实现社会的稳定，社会基本现实，必须采之德、礼、政、刑交相为用而不可偏废的综合治国策略。其中尤为重视刑罚的救世功能，发挥刑以辅德的社会作用。
　　德礼政刑治国方略不仅因为朱熹的传承儒家思想血统，也是朱熹对现实社会弊病的清醒理性认识和救治方策。他曾说：圣人为天下，何曾废刑政来。朱熹从稳定社会，惩治弊病提出的重刑观，其要义并非如同法家以刑去刑，轻罪重罚。而是要求统治者在重视德礼之治的同时，更应该重视“法”治，强调明刑弼教，即所谓“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其重刑在于遵循公正公平的司法诉讼原则，以严罚去罪，形成互相劝勉，去恶从善的社会价值模式，从而振已颓之纲纪，而厉已坏之风。据此朱熹具体提出了“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明谨用刑而不留狱”的独具特色的司法思想。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它概括了朱熹两点重要的刑事司法思想，即罚当其罪和疑罪从轻，明谨用刑，减少留狱，慎用赎刑。
　　一、以严为本
　　以严为本，本处“严”本不主要在于“重刑”与“苛罚”，朱熹提出“以严为本”是针对南宋司法领域内普遍存在着现实的重罪轻罚现象有感而发，应该说“严”字在此处当作严格、对应的意思理解，要求罚当其罪，严禁重罪轻罚。wwW.11665.coM
　　1.罚当其罪
　　针对重罪轻罚，随意出罪的现象，朱熹认为“凡罪之当杀者，必多为可出之途，以侯奏裁，则率多减等；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罚不当其罪，致罪犯轻逃法网，必遗祸无穷。他主张法官断案应以严为本，即要求罚当其罪，严禁重罪轻罚。因为重罪轻罚的严重后果不仅在于破坏了法律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更在于它包庇坏人，蒙冤好人。“今人说轻刑者，只见所犯之人为可悯，而不知被伤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为无辜；是知为盗贼计，而不为良民计也”。朱熹清醒地认识到随意地出罪，并非是善意的释放，而是对被害人的极端不公平，从社会效果上看，最终会摧毁法律正义的存在。
　　朱熹反对司法审判中的“宽”、“轻”论调，说“轻刑”的结果是适得其反：“刑愈轻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长其悖逆作乱之心，而使狱讼之愈繁”，从而提出执法“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司法原则。朱熹认为重罪轻罚是司法者价值的错位，是为恶人开脱，而使良善蒙冤，是怜悯心和爱心的错误使用，从实质上看，是充当了罪犯帮凶的不光彩角色。重罪轻罚必将导致法律尊严的被践踏，社会价值体系的偏离，带来的直接严重社会后果是好人遭祸，坏人猖狂。朱熹为此感到痛心疾首：今人狱事，只理会要从厚，不知不问是非善恶只务从厚，岂不长奸惠恶？
　　“杀其人之所当杀，岂不是天理？朱熹明确主张司法要以严为本，认为杀人偿命是天理，主张罪大者罚重，罪小者罚轻，不能无原则地宽刑或减刑。公正的司法是社会稳定的最坚定保证，朱熹的以严为本，即要求法官罚当其罪，严禁重罪轻罚体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
现了朴素的公正司法观。朱熹以严为本的司法思想，根本之处在于恢复法律的严格实施的应然状态，和法家的严刑峻法当有根本不同，其终极目的在于实现法律的报应性平衡，实现刑法的恢复正义功能。
　　朱熹还就重罪轻罚的认识根源进行了剖析：“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肃，无偷隋戏豫之时，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严，但其意则以爱人为本耳。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须有纲纪文章、关防禁约，截然而不可犯。然后吾之所谓宽者，得以随事及人，而无颓弊不举之处。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通达明白、实受其赐，而无间隔欺蔽之患。”
　　“圣人说政以宽为本，而今反欲其严，正如古乐以和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盖今之所谓宽者乃纵弛，所谓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谓宽与和者。故必以是矫之，乃得其乎耳。如其不然，则虽有爱人之心，而事无统纪；缓急先后、可否与夺之权，皆不在己，于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泽矣。”
　　朱熹指出，如果“今人说轻刑者，只见所犯之人为可悯，而不知被伤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为无辜，是知为盗贼计，而不为良民地也。”是颠倒了顺序，是厚此薄彼。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佛教的因果报应论的蛊惑，以出人罪以求福报。朱熹还认为“恤刑”本来是用于疑罪之上的，“所谓疑者，非法令之所能决，则罪从轻”，避免枉滥。
　　2.恢复肉刑
　　西汉初，文景时期进行的刑罚改革废除了这种刑罚体系。此后历朝历代就肉刑的废复问题展开过多次争论。宋代，在朱熹之前，仍有人坚持恢复肉刑这一落后的刑罚方式。张载也坚持这样的观点。他针对当时北宋死刑过滥的情况指出：“肉刑犹可用于死刑。今之大辟之罪且如伤旧主者死，军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刖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观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轻视其死，使之刖足，亦必惧矣。此亦仁术。”“人如果犯了像伤旧主、军人逃跑等一些罪，张载以为大可不必判死刑，刖足就可以了。如此一来不但犯罪者可以保全性命，而且别人看到这种情况，也会因害怕重蹈现行反面教材的覆辙而不敢犯罪，起到了震慑作用。朱熹继承了前人这一方面的思想，也极力主张恢复肉刑。“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奸，而其过于重者，则又有不当死而死，如强暴赃满之类者，苟采陈群之议，一以宫制之辟当之，则虽残其支体，而实全其躯命，且绝其为乱之本，而后无以肆焉。岂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适当世之宜哉！”因为徒流之法过宽，不足以惩治罪大恶极者，不能有效制止人们犯罪；肉刑废除之后，在死刑和生刑之间缺乏过渡的中间刑罚，使得定罪量刑轻重失当，有不当死而死者，死刑过多造成了比肉刑更加严重的后果，违背了圣贤先王制刑的本意和宽严适中的刑法原则；如恢复肉刑，既可以断绝了犯罪之人重新犯同类型罪的可能，又能够以反面示例很好地教育威慑他人，从而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