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汉语“法学”一词在古代
作者何勤华，1955年生，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法学”一词，是一个舶来品，它的故乡在古代罗马，是经过二千余年的发展、演变，才为西方各个国家所接受(1)，并于近代传入
《法律学的革命》（1889年）、冈村司著《法学通论》（1900年），以及各大学法学部的法学通论讲义中，“法学”一词都已被广泛使用。
根据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冈田朝太郎著《法学通论》的阐述，当时日本人对“法学”一词的理解，已是近代型的、西方型的，比如，作者认为：“法学者，乃国家的科学之一部分。国家的科学者，乃心的科学之一部分。”这话乍听起来颇为费解，但若看看冈田朝太郎所画的关于“法学”的位置图便可了然(21)：（图略）
那么，在日本被创造出来，并开始被广泛使用的“法学”一词，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
对“法”、“律”、“刑”这三个词的认识和理解还是有所区别的。
按照《辞源》的解释，在古代文献中，“法”一般在八种意义上被使用：一、法则、法度、规章；二、刑法、法律；三、标准、模式；四、方式、作法；五、效法、遵守；六、数学上的乘数或除数；七、佛教用语，泛指宇宙的本原、道理和法术；八、姓。WWW.11665.cOm“律”主要用于：第一，乐器名；第二，法令；第三，爵命的等级；第四，梳理头发；第五，约束；第六，律诗；第七，戒律。而“刑”则表示：一、处罚的总称；二、割、杀；三、法，典范；四、效法；五、成就；六、治理；七、铸造器物的模范；八、盛羹的器皿。除此之外，在古代文献中，“法”字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用法，即第一，在
西方法学家的讲解，目睹了西方法治社会的运行现状，这种经历和环境使得他们比较深地理解了西语law、droit、recht以及legal
science、science du
droit和rechtswissenschaft等词的真谛，他们感到再用“律”、“刑”等来对译law、droit、recht等词，用“律学”、“明法道”等来对译legal
science science du
droit、rechtswissenschaft等词是不确切的。第三，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整个民族向西方学习的心情都是非常迫切的，这从福泽谕吉（1835-1901）的一本介绍西方文化的书1866年一出版便销售了75万册一事便可得知(43)。当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法学家箕作麟祥（1846-1897）着手翻译《法国民法典》时，当时的司法大臣江藤新平（1834-1874）甚至指示：“即使翻错了也不要紧，只要快就行了。”(44)在这种氛围之下，日本各界的确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化包括法和法学的活动之中，箕作麟祥在翻译法国《六法全书》时，挖空心思、殚精竭虑，给一个个西语法律名词配上了对应的汉字，除“权利”（right）和“义务”（obligation）之外（前者在箕作麟祥之前已从荷兰语中译出(45)，后者则来自汉译本《万国公法》），其他法律用语，几乎都是箕作麟祥呕心沥血推敲出来的。津田真道和穗积陈重也同样如此，不仅认真听讲，细心记笔记，而且不时向老师请教，以弄懂对东方人来说比较陌生的法律专业名词。从而用汉字“法学”一词比较确切地对应翻译了西语jurisprudence、science
du droit、science of
law和rechtswissenschaft等词。因此，津田真道、穗积陈重等人用“法学”而不用“律学”等词，是当时日本立法改革、法学观念进化的必然结果。
第四，由于数千年
的“法律”一词不仅与中文发音不同，而且它只表示一个含义，以对应于英语的law，法语的droit，德语的recht等词。
(26)不仅“法学”是这样，其他术语也一样，如日本人用“哲学”来对译philosophy（国人原译“智学”），“经济学”对译economics（国人原译“资生学”、“计学”、“平准学”），“社会学”对译sociology（国人原译“群学”）。这此词（哲学、经常学、社会学等）在中文中原本都是没有的，但由于是用汉字组合，国人一看就明白，只要改变读音，便可以立刻当作中文来使用，所以，最后都接受了这些术语。
(27)施宣圆：《东瀛求索》，载1996年5月29日《文汇报》“学林版”。但李喜所著《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一书中则认为该时期留日学生总数有39056人（见前揭汤能松等编《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第208页）。
(28)该书由留学在日本法政大学的湖北法政编辑社社员编译，光绪31年（1905年）由设在东京神田区的中国书林发售。编译者在前言中宣称：“法律之学，吾国尚未发达。”“敝社同人，留学法政大学。该大学各讲师皆法学泰斗，其学说丰富，足以风靡一世。同人毕业后，深慨祖国前途，欲一表贡献之忱，用就所闻于讲师之讲义，并参考本讲师及诸名家之著述，悉心结构，以成此编。”“编译专门法律之书，以定名词为最难，本书所用诸名词，多取之日本，并注西文于其下，以备参考”（原文无标点）。
(29)该辞典由日本法学博士清水澄编写，留学东京大学的张春涛、郭开文翻译，陈介校阅，并由东京神田区的奎文馆于1907年发行。参见前揭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99页。
(30)见前汤能松等编《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第154-157页。
(31)同上书，第190页。
(32)明治政府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此时的“兴奋点”都在于如何扩张日本的势力，吞并朝鲜和中国。
(33)当然，由于近代最早将西方的“法学”及其观念介绍进中国的学者，如梁启超、严复、沈家本等，本身都是熟读中国古籍的人，所以，考证其使用的“法学”一词是采自日本的汉字，还是中国的古籍已相当困难，然而，现代汉语“法学”一词所表达的现代西方观念，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则是无可怀疑的。
(34)见《宋史·艺文志》“刑法类”。《宋史》有贾昌朝传，但传中没有提及此书。
(35)孙祖基著《中国历代法家著述考》（1934年上海刊）和张伟仁主编《中国法制史书目》（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76年发行）均未记载此书，笔者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图书室看到过此书的藏本。
(36)蔡枢衡著《中国刑法史》序，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3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写《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
(38)见沈家本著，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1页。
(39)吴建璠：《唐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外法律史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212。
(40)参见《中外法律史新探》，第212页。
(41)关于“刑名之学”，还需多说几句。该学原是战国时期名辩思潮的产物，研究的重点是推敲“法令之所谓”（法律之名实），强调对刑（形）、名的逻辑分析、演绎，核心在于“定分止争”（商鞅语）、“名法正义”（申不害语）、“循名责实”（韩非语），为战国时期封建地主阶级从奴隶主阶级手中夺得的统治地位寻找合法的根据。因此，随着法家学派的衰落和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成为历史，“刑名之学”也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
(42)《晋书·刑法志》。
(43)参见张灏《晚清思想发展试论》，载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44)潮见俊隆、利谷信义编《日本的法学者》，日本评论社1975年版，第1页。
(45)参见川岛武宜著《日本人的法意识》，岩波书店1967年版，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