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关注的焦点之一是自由，这是由“国情”和启蒙运动的本性所决定的。
“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为了这种启蒙，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所需要的自由是一切能够被称作自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自由，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①康德的这些论断，一针见血揭示了启蒙与自由的关系。自由既是启蒙的必要条件，又是它的基本诉求之一。
自由是舶来品。1835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
者，也要“酌量科罚。”⑩这个规定一公布，立即受到各报刊和有关人士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任何人都不能“污毁”他人名誉，如何处理，这是《民法》或《刑法》的内容，毋庸另定《报律》。而所谓“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既没有界定的标准和内容，又没有区分是言论还是行为。 如此罔顾现代法理的所谓法律，当局可据以抓人封报，显然是堵塞言论自由的恶法。他们依据的就是普通法系的主张。用章士钊的话来说是：“人欲出版，则出版而已，无他手续也。至出版后如或违法，须受法庭审判，则亦与他种违法事件等耳，非于出版独异也。”由率此应该得出教训，“以后并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之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11）在强大的舆 论压力下，孙文下令取消这个法令。WWW.11665.cOM新文化运动对各种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条例和猛烈抨击，正是民国元年很有深度的法理批判的继续。
这一争自由的斗争成效显著，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新闻出版业是独立的。他们的编辑取向各异，但都有维护新闻自由和经营自主权的强烈意识，并为维护共同利益组成了全国性的团体。职是之故，即使在官员进驻某一报社实行新闻检查的特殊处境下，有关报刊仍能据理力争，刊出不少有价值的新闻和文章。1921年6月，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也敢于义正辞严地致函国务院和通告全国同业，宣布1914年袁世凯执政时期和1919年颁行的两项法律和两个条例无效。他们说：
“窥维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民国三年所颁行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及民国八年所颁行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自由加以限制，显与《约法》冲突。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然自此等诸法颁行以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方面居然受其制裁，且因此而罹祸灾者不知其凡几。此真吾国特有之例，无疆之羞，本会认此为切身之害 .佥谓在《约法》范围内，该《出版法》等，当然无效，公同议决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12）
这是20世纪
不计有些书刊偶尔提及的情况，把黑格尔介绍到
更重要的是：问题的焦点不是这个“必然”论在哲学上是否正确（同许多哲学问题一样，这不可能有统一答案），而在是不是用这一观点作为取消中国人分享现代公民应有的各项自由权利的藉口。早在17世纪，斯宾诺莎就论述过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认为意志自由，不能离开必然性而独立。与此同时，他对民主、平等的拥护和倡导，对宗教信仰、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执著追求，一直鼓舞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侈谈“必然”，取消自由的说教，显然与以维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为基本出发点的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
这两个“自由”说教成了摧毁自由权利的工具。这是对历史的嘲弄。令人吃惊的是有些文人学士至今好梦未残，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五四”倡导的是西方人开始抛弃的东西，整个20 世纪走下来，我们最后发现自由主义根本不适合我们。
应该直截了当地答复这些诘难：这不是“主义”之争。西方的自由主义有哪些流派，其成败得失如何，当然应该仔细研究，但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是另一码事。
“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迫使我们走上恢复和重建个人经济自由的道路。20年风风雨雨 ，成就有目共睹，困难和原有制度的痼疾也令朝野上下忧惧不安。20世纪留给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之一，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当前的问题也不外如此。但离开用法治和民主政治给予充分保障的个人自由，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确立和健康发展。
都说已进入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全球范围的激烈竞争把又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中国人面前：是永远做跨国公司的加工场；还是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文化创新的竞争中， 拿出与人口比重和过去的辉煌相称的一份？教育、经济制度、分配政策、公共资金的投入……千头万绪，缺一不可。不过，关键依然是：把束缚中国人的有形、无形的绳索解开，给他们一个实现和表达自我价值、各种探索与选择的自由空间。
这是严峻的现实。任何“解构”与时髦术语都无济事事。一百多年过去了，问题依然回到当年严复历时20年默察中外大势所得的结论：“身贵自由，国贵自主”；成败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这是制度和观念变革的指针，一语道破了19、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奥秘。深化改革与进一步解放思想能够无视这一历史经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