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式自由意味着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的界线，一个公民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越出圆圈，就会遭遇强大外在力量的打击，这个力量被全社会奉行和接受，具有在全社会的控制力。而一个公民在圆圈之内活动则是安全的。我们说，这些圆圈的划定是为了促成博弈各方的利益最大化，是为了各方降低博弈成本。

安全的角度出发，就应该禁止喝醉；可这显然会使很多男人失去生活的一种乐趣，他们一定会强烈抗议，说不能因为潜在的可能性很小的对他人的伤害，就要现实地禁止人们的一大乐趣。美国曾经实行过禁酒法案，还把它写入了宪法修正案；但后来还是把这一法案废除了。喝酒在1919年的美国成为了被禁止的自由，但在 1933年又成为了被宪法保护的消极自由。百姓持枪也是这个道理，发生过很多次百姓使用自己拥有的枪支犯罪的悲剧，禁枪的呼声在美国从来没有减弱过，但还是因为持枪犯罪的可能性不大，所以美国人一直拥有持枪的消极自由。

　　综合以上两方面，在拟订这样的规范时，社会应该十分小心。在和别人无关、对别人造成人身伤害两种情况中，大家对圆圈如何划看得很清楚；可是在冒犯的情况中，大家看得就不清楚。Www.11665.COm因为正反两面的利弊权衡不宜把握。在具体制定这方面规范时，可以有以下几个原则。一般来说，其一，对别人冒犯程度越大的行为就越会被禁止，比如噪音不大，也就算了；如果噪音很大，就要禁止。其二，一种冒犯行为别人难以避开，则越应该被禁止，如果别人容易避开，则禁止的必要性小。喜欢裸体的“天体主义者”当然不能在大街上这样晃来晃去，因为别人要避开会很不方便，他们可以去海边、而且是单独划一个区域给他们活动，在那里别人都可以避而不见，所以不予禁止。一个侮辱基督教的集会不能在人流很多的公共场所举行，那是对众多基督徒的冒犯，但可以在一个人数较少的郊外举行。其三，一种冒犯行为对别人越可能有益，则被禁止的可能性越小，比如政治言论可能会冒犯他人，但因为可能有助于各方交流，所以应以一种宽松态度视之。其四，如果一种冒犯行为并不能给冒犯者带来什么具体利益，冒犯者就是出于想让被冒犯者不舒服的心态去故意冒犯，这种行为就应该被禁止。一对同性恋者在公园里手拉着手，只是出于自身情感，即使别人看着不舒服，也不应禁止；但如果这一对为了发泄对一个著名反同性恋作家的气愤，专门跑到那位作家门口手拉着手，作出各种亲昵状，故意气那位作家，就应该被禁止。

德国报刊检查制度的那段著名的话。密尔也针对当时英国的情况说，政府的这种限制性政策，会疏离政府和国民的关系，减低政府和国民的合作，不利于国民对政府的监督，不利于制定出社会效应最好的政策。他分析说，政府要制定出社会效应最好的政策，就应该让国民充分发表意见。因为政府的观点可能不全面，需要其他人的智慧进行补充；几种角度不同的观点交汇讨论更有利于指定出好的政策；即使政府的观点十分正确，让大家把意见都发表出来然后一一辩明，也会更有利于国民对政策的理解和接受（mill，1975）。所以他主张在社会政治观点的表达上，政府应采取宽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