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行业自治规则对抗国家法。在国家法律此已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行业自治规则仍然作出与国家法规定或原则、精神相违背的规定。例如古玩市场的行规就直接规定：“赝品不算骗，买假不退”。这些行规明显和国家相关法律是相违背的。
　　在个别情况下，行业自治规则还直接排斥国家法的适用。每当发生一定的纠纷，行业协会迳行根据行业自治规则予以处理，排除国家的司法救济。如《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61条规定：本会会员协会、注册俱乐部必须保证遵守《国际足联章程》、《亚足联章程》的规定，不将自己与国际足联、亚足联及其会员协会和俱乐部的任何争议提交法院，而同意将争议提交各方认可的仲裁委员会，并接受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以及第62条： 本会规定：一、会员协会、注册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本会、其它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业内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本会的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违反上述规定将根据中国足协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三、行业自治规则与国家法的融合
　　在充分论述行业自治规则与国家法之间冲突的基础上，化解两者间的对立，建构两者间的互动与协作机制以实现国家与社会对现代商业的合力规范，是本文着力探讨的中心问题。市场经济是依法规范的竞争经济，实现公平竞争的基础是诚信和自律的机制建设。现代商业经济秩序的建构仅仅依靠国家立法、依赖国家强制力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民间“立法”，依赖行业自律，而且行业自治也为法治提供着生发基础的肥沃土壤。从行业自治规则与国家法博弈双赢的立场出发，本文认为应当基于法治中的自治，立足于行业的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其中自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又是自治的保障。笔者认为要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至少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思考。
　　首先，国家法要给行业自治规则一定的生存空间，并为之良性化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让其在生存空间走出一条自己的解放之路。我国有着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历程，社会自治能力包括行业自治能力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比显著不足，因此，强调国家公权力尊重社会公权力，保持两者各自相对独立地根据法律的规定在法定范围内发挥自己的作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行业自治规则存在比较广泛的行业基础，与市场经济密切结合，贴合社会实际，是某个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历史传统、约定俗成、社会意识的综合反映。国家在对某一个领域的社会需求或社会问题制定法律时，需要考虑该领域的社会主体的态度和认识，通过何种方式处理解决问题，从而矫正国家法律可能存在的偏颇。
　　其次，探索并建立对行业自治规则适宜、有效的引导监督机制，使其趋向正当性和合理性以及兼顾相关者的合法权益论文联盟http://，逐步消除现有行规中带有限制竞争、利己主义倾向的“陋习”，减少其与国家法制的矛盾和冲突。我们知道，行业自治规则因受行业利益的驱使往往只是关注本利益群体而不可能超脱其外，其弊端的存在难以避免，可能导致不恰当的行业保护，不利于替代行业之间的竞争与互补行业之间的协作，容易造成卖方垄断或买方垄断。因此，对行会等自治性组织的“自治”进行必要而又谨慎的干预十分必要。但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空白。建立行业自治规则的引导监督机制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立法监控，即通过对行业协会以专门立法及相关立法规定以规范其运作，特别是对行业规范的制定框架及制定程序作原则性要求，以从立法上约束和限制其任意性，确保其在法治的范围之内自治。譬如明确规定行业规范的制定必须遵循“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这两项基本原则。二是行政监控，即通过批准或备案等方式对行业自治规则进行事先审查；以确保其合法与合理。但这一方式当慎用，原因有三：一是如若把握不好，有以国家公权力弱化社会公权力之虞；二是各业行规往往细致繁杂，带有很强的技术性、专业性，一般的审查难以对其深入了解并作出判断，经过批准或备案的行规仍然可能存在纰漏。三是司法监控，即通过对行业自治规则的司法审查判断其合法性，允许受行业自治规则约束的相对人当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启动司法程序来进行救济。比较而言，司法监督当是最为合适并最为有效的监督途径。国家权力在介入自治领域时应采用危险性最小的权力，而在国家权力的各个分支中，司法权被称为危险最小的权力。因为它是消极性的权力，权力启动程序交由利益相关人自治，且司法权运作的程序最为公正和公开。因此，通过司法审查实现对行业自治规则的有效监督是上策。
　　最后，国家法对行业自治规则进行渗透，走通融之路。行业自治规则需要国家法的支持以显示权威性，而国家法难以或疏于达到的地方，又需要行业自治规则助其规范秩序，维护稳定。而且行业自治规则与国家法二元分离的状态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会改变，但二元分离并不一定构成二元对立，国家法不能以“国家法为价值取向”为借口来压制行业自治规则，行业自治规则也不能凭所谓的“行业自治”排斥国家法。
　　国家法对行业自治规则的渗透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行业自治规则的制定和执行要接受国家法的指导和规范，一些违背法治精神的内容不能堂而皇之地写入行业自治规则中，更不能在行业管理中发挥实际作用。二是国家法也要融入行业自治规则。国家法进入行业管理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进入，如将行业自治规则中某些合理的交易习惯、经营管理等通过法律进行认可。如我国《合同法》第61条明确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二是间接进入，即把与行业管理有关的法律规范移植到行业自治规则之中，使之成为行业自治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各行业对国家法的态度既非完全感性，又非完全理性，而是实践理性的。借用托克维尔的一句话：“在他们看来，政治原则、法律和各种人为设施好像都是可以创造的，而且可以按照他们的意志加以改变和组合。”相对而言，间接进入的方式更为可取，这样既保障了国家法的贯彻执行，又维护了行业的自治。
　　四、结语
　　行业自治规则与国家法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有互补性。我们有必要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妥协合作，以避免更大的伤害，获得更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