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法在藏区发挥出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难题，其与藏族习惯法的融合难题事关国家立法意图的实现和藏区的长期繁荣稳定。藏族习惯法具有悠久的历史表现与现实的影响，民族区域自治法与藏族习惯法融合困难导致了诸多弊端，应该切实找到二者有机融合的途径。

　　论文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法　藏族习惯法　融合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于2001年修改后并在2005年出台了实施规定，但目前与之配套的具体措施还不完善，民族法制建设已经成为民族区域自治法发挥最大效用的当务之急。但是，民族法制不可能包罗万象和十全十美，而且所有法制的关键在于执行。藏族习惯法的内容广泛，一般涉及到宗教与世俗法及各种社会规范和村规民约等方面，它与藏族同胞的生活紧密相连，在藏族历史上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现实的影响。倘若藏族习惯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能够进行有机融合，则可能对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出巨大的推进作用。

　　一、民族区域自治与藏族习惯法的内涵

　　按照规定，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主要指的是在中国统一的主权范围内，在中央政府统一有效的领导下，在中国宪法的总体要求和指导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自治地方区域，设立少数民族自治机关，行使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少数民族人民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的事务。我国的民族自治区域主要特征大致体现在以下四点：一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紧密结合，是一种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作为基础的民族自治形态，国家既要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又要照顾少数民族特点与自身的民族习惯。WWw.11665.cOm二是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行政区域，自治机关是立法授予的一级地方政府。三是核心是聚居在区域内的少数民族独立行使自治权。这种自治权主要包括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享有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变通执行的权力等。四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是自治机关。
　　藏族习惯法内涵目前尚有争议，一般认为藏族习惯法应该基于对习惯法的理性认识之上。笔者认为，习惯法是与国家明文施行的制定法相对应，其源起于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威，用来规范一定社会组织及其一定区域的全体成员，被这些组织及成员严格遵守，它们与国家制定法存在严格的界限甚至于互相对立。所谓藏族习惯法，一般而言指的是藏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自身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并经藏民族世代相传，在历史时空中不断发展成为藏民族民众所信守的价值观念形态和约定俗成的群体生活模式与习惯模式的系列规范。流传至今的藏族习惯法并非国家（官方）依照程序制定而成，体现一种明显的“非国家的法”形态。现存的藏族习惯法的内容相当广泛，一般能够涉及到政治、经济、宗教与刑事及民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外在特征表现为混合性、简约性、地区性与任意性等等。

　　二、藏族习惯法历史表现与现实影响

　　我国藏族习惯法在以农牧经济为基础的历史长河中进行传承与发展，同时还带有深刻的宗教背景，不可否认的是，藏族习惯法曾经在其古代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仅以赔偿制度和赔命价就可窥见一斑。赔偿制度是藏族传统习惯法中用来惩罚犯罪与制裁社会越轨行为的一种独特具备的制度，它盛行于吐蕃王朝时期，其中的盗赃要成倍赔偿就是惩罚性赔偿的典型之一，在当时对于稳定藏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曾经发挥着重要历史作用。赔命价指的是在发生杀人与伤害等侵权事件以后，其中的受害人家属可以向致害人或家属索赔命价以及血价的一种不成文习惯法。一般主持裁决这种索赔仪式的，往往是部落的头人或者宗教上层人士。死命价主要指藏民之间相互发生争斗或因骚乱而杀人，那么杀人者应该交付给死者家属足够的赔偿金，其中包括赔偿死者的祭祀和墓葬所需费用以及赔偿亡人之命的相应费用；活命价主要指的是在争斗或骚乱中，其中的致伤者应该交付给受伤人相当的医疗费用，这种形式又被称为赔血价等。这种做法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演变成为藏民族处理案件的一种习俗和一种非常重要的习惯法。
　　伴随着藏区的解放，新生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藏区得以建立，农奴真正做到了当家作主，各藏区发生翻天覆地的系列变化，与此同时，文明的现代法逐步取代了部分过去的野蛮法。但是，法律本身需要法律文化作为生长的根基，只有充分考虑到藏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本质并尽量追求达到一致，该法律才会成为当地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被藏民族所认同和接纳并遵守，否则将难以真正地得以贯彻执行。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法不能漠视藏族习惯法，更不能简单的对它进行否定。这是因为在藏族民众的现实生活中，不管藏区习惯法以何种形态延续存在，只要它作为藏族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就必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尤其在近几年以来，藏族的习惯法开始大面积回潮甚至于扩张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在藏区越来越多的各种案件私下正在接受着习惯法的调整与处理。其回潮与扩张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同种藏民族文化具有认同心理；另一方面，藏民族对现行法的表现出不完全信任与相对陌生的心理状态；另外，也有一些图谋不轨的民族问题的不法分子，蓄意挑起事端来破坏民族团结与国家大局的稳定。在藏区的基本情况而言，没有被国家立法机关认可的藏族习惯法数量还很多，大多数如果经过适当改革的习惯法可能会在精神上和现实功能上与现行法保持一致，必然能够弥补国家现行法的不足。

　　三、民族区域自治法与藏族习惯法融合难导致的弊端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具备的突出特点在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充分保证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最大限度地行使自治权，并照顾到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与自身需要等。但是在实际贯彻实施过程中，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同样遭遇水土不服的问题，在法律文化与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融合困难。
　　第一，自治权在藏区的行使遭遇藏族习惯法的诸多不适应导致自身缺位问题。我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目前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表现为是民族自治与地方自治的有机紧密结合，一般在我国这种民族＋区域的自治制度架构内，哪怕是在同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只要其所属的部分成员没有生活在实行自治的自然区域内，则享受不到同聚居区内的同一民族所享有相应的自治权。而且，同一聚居区内的各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各不相同，差别很大，融合起来相当困难，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涵盖面不可能是全面而必然是有限不完整的。

　　第二，民族区域自治法与藏族习惯法存在部分冲突导致配套管用的立法效率不够高。藏族自治区域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开展地方立法的实践中，对如何协调好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协调关系，如何协调藏族习惯法与上述法规的关系，并发挥好它们融合及各自的优势，在这方面确实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理论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现实的立法技术层面的问题。
　　第三，民族区域自治法与藏族习惯法的原则规定性与具体操作性未能很好融合导致相应的民族法规不管用。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的法规及条例在立法技术上不够高，法规语言文字不够规范，内部结构不够严谨；相应的法律规范不够完备，相关的民族地方法规特定的立法权限不够统一，有关变通的补充规定相应的授权性规定杂乱。在加上最重要的忽视藏族习惯法，导致不管用，必然就缺乏法律的科学性、权威性与强制性。有的藏区没能考虑到藏族习惯法及地方实情，其颁布的民族地方自治法规的条文过多地甚至照抄照搬国家与藏族自治区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它有关政策性的条文和规定。与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其针对性不强并且可操作性差，严重脱离实际，导致不能鲜明地体现本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难以提供有力管用的法律保障。
　　第四，民族区域自治法与藏族习惯法融合难导致自治法规调整的内容还不够全面，有效调整的范围较狭窄。目前大多数藏区的法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基本上都集中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继承、选举、森林、土地等方面，其涉及的范围远不及藏族习惯法广泛，更缺乏有效适应自治地方经济、社会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配套法规与举措。

　　四、民族区域自治法与藏族习惯法的融合途径

　　首先，理论界与实务界要高度重视对藏族习惯法的研究和借鉴与运用。藏族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与风俗，这些特殊的调整规范在各方面构成了藏族的内部规定性，全体藏族经世代流传具有较高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藏族习惯法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对自身经验的总结，在本质上是藏族成员间共同认可与遵守的行为准则与规章规约。藏族习惯法不但具有乡土社会的藏区的地方性，还必然具有极强的藏区的民族性，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相当强的地域约束力，在很多方面制约和影响着藏民族全体成员的各种活动。
　　其次，藏族区域自治法及其配套法规与条例等要尊重并吸纳藏民族的风俗习惯。要根据藏族自治区的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特点来确定管用的立法项目。比如，要尊重藏民族不同的禁忌，可以在饮食方面就制定管用的单行条例；尊重藏民族医药的特点，可以制定诸如藏民族医药保护发展条例；根据藏族地区的地貌名胜与文物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自然资源等方面来科学确定立法项目，并可以对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申报与保护等。
　　再次，民族区域自治法融合藏族习惯法进行理性的变通执行。为适应藏区的实际情况进行立法变通执行权的组织实施，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藏区各民族群众的权益。比如，藏族青年结婚年龄偏早是藏族历史上长期沿袭下来的风俗习惯，可以将藏族公民的结婚年龄变通为男不得早于20周岁和女不得早于18周岁；可以按照藏民族生育的规定来制定生育条例；在执行全国法定节假日的前提下，还可以将藏族的传统节日列入藏族自治区的节假日等。
　　总之，我国的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法确实是解决我国包括藏民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问题的有效的基本法律，但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尤其是如何与藏族习惯法进行有效融合的问题，是一个带有经常性与全局性的问题。应该充分认识并运用藏族习惯法，促进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立法意图在藏族地区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