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生态伦理的视角讨论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三幕剧《群鬼》,其剧中人物内心世界都是病态的、扭曲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生态伦理失衡的浮躁世界。《群鬼》里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生态伦理失衡”,是指剧中人物的实在栖息地和精神栖息地以及与其相关的支持系统因为人的欲望的持续膨胀而发生断裂、毁损,变得荒废起来。《群鬼》里的“社会生态伦理失衡”解构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使剧中人物不断陷入迷惘、焦虑,挣扎在痛苦的深渊。
关键词:《群鬼》 易卜生 社会生态伦理失衡 痛苦的深渊
《群鬼》是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最具争论的戏剧作品之一。当时整个北欧的剧院都如同躲避瘟疫般地避开这个剧本,哥本哈根王室剧院还张贴出审检告示,说:“该剧以令人厌恶的变态病理现象作为剧情的首要主题,暗中破坏了构成我们社会秩序的基本道德”(海默尔257)。甚至到了《群鬼》问世十年之后的1891年,该剧在伦敦演出时,有批评家竟然把它贬低为“一部糟糕透顶的作品,一个令人反感的卑劣的剧本”(易卜生95)。可见,《群鬼》在当时触动了人们心灵深处的道德神经,引发了他们思想上的骚动。
历来,评论家对于易卜生戏剧作品的评论,大多集中在剧中所反映出来的伦理道德或女权主义问题上,特别是集中家庭伦理道德和“妇女离家后往何处去”的问题上,从而忽略了易卜生戏剧作品中所蕴涵的深层次问题,即社会生态伦理失衡。本文从社会生态伦理失衡的视角对《群鬼》进行解读,以揭示出剧中人物痛苦原因之所在。wWW.11665.coM
一、社会生态失衡与主体性扭曲
《群鬼》以追叙的方式为读者和观众展现了一幕发生在表面看似高贵、和睦、幸福的家庭悲剧。二十六岁的年轻画家欧士华从巴黎回到家里,正好他母亲海伦·阿尔文太太捐献给教会的孤儿院的落成典礼也要开幕了。这些喜事让阿尔文太太非常高兴,她认为自己苦尽甘来,从此可以安下心来快快活活地过日子了。然而,让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竟然爱上了家里的女佣人吕嘉纳·安格斯川,这让她惊恐并伤心不已。原来,海伦年轻时由母亲和两个姑妈做主嫁给了年轻、英俊、富裕的宫廷侍从官阿尔文。婚后,海伦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对荒淫无度的丈夫感到愤怒不满,便去找她曾经喜欢过的知心朋友曼德牧师,以述说自己的冤屈,并打算离家出走。遗憾的是,曼德牧师以上帝意志的名义坚决地劝她无论如何都要忍辱负重,守着道德败坏的丈夫过日子,不能做出破坏家庭结构完整的蠢事。海伦生下儿子殴士华后,丈夫阿尔文和女佣人乔安娜关系暧昧,结果有了私生女儿吕嘉纳。无奈,乔安娜只好和跛脚木匠安格斯川结婚;而海伦出于好心,收留吕嘉纳在家做使女。为了不让幼小的儿子沾染上父亲的恶习,海伦把他送到巴黎学习绘画。尽管阿尔文病逝,但为了顾及面子,海伦瞒着儿子,一直写信告诉他,说他父亲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后来,迫于无奈,阿尔文太太不顾曼德牧师的阻拦,当着殴士华和吕嘉纳的面把阿尔文放荡不羁的荒唐牛活全盘托出。这时,殴士华悲戚地向母亲透露了压在心底的秘密:他从娘胎里就早已经遗传了父亲阿尔文的梅毒。最后,当吕嘉纳知道真相后,她决定离开欧士华去寻找自己的享乐生活,甚至愿意到养父安格斯川开办的所谓“阿尔文公寓”(妓院)去;而这时,欧士华病情恶化,变成了一个只会念叨“太阳”这两个字的白痴。
《群鬼》里所有人物的命运都是痛苦、悲伤的,都受到命运的捉弄和惩罚。之所以如此,足因为他们的自由意志一方面引导着他们竭力摆脱已经形成了障碍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让他们感觉到逐渐消退的传统观念所带来的道德缺失感。《群鬼》里的人物似乎都具有这种缺失感,好像黑夜里的鬼影徘徊在模糊不清的十字路口,失意、迷惘,试图寻找到真正的自我。然而,这种寻找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的主体意识已经产生了错觉,所处的社会也因时代转型而出现生态伦理上的失衡,我们称之为“社会生态伦理失衡”。
所谓“社会生态伦理失衡”是指身处社会之中的人的实在栖息地和精神栖息地以及与其相关的支持系统因为人的欲望的持续膨胀而发牛断裂、毁损,变得荒废起来。这里提出的“社会生态伦理失衡”概念有两层意思,一是人在社会中的实在栖息地和精神栖息地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冲突和摩擦,二是支持人与其实在栖息地和精神栖息地的相关系统发,丰故障,使它们不再与人保持一种和谐关系。这个结果是由于人没有遵循自然规律造成的。身处社会之中的每个人都应该真诚、友善地对待他周围的人,他与周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惠、互利而不是欺诈、敌对的关系,因为他的血、肉连同他的大脑一起,都应该是属于那个社会的;一旦欲望膨胀,违背了人类生存的基本伦理,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主体性扭曲,结果导致社会生态伦理的失衡。
《群鬼》中所有人物的主体性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主体性思想原本是为了反抗中世纪神学对人的蔑视而提出来的,后来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异化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它打破了神学教条对人的束缚,极大地促进了人的个性的发展,使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个性、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的尊重。遗憾的是,《群鬼》里的人物由于主体性的扭曲而丧失了他们的个性、权力和自由。
曼德牧师是《群鬼》里的重要人物,是上帝意志的传达者和宗教利益的维护者,还是人的精神食粮的供给者;他坚信自己的“上帝”及其通过他才能够表现出来的和谐精神赋予了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在曼德看来,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有着至高无上的以上帝的名义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的权力。所以,当阿尔文太太向曼德牧师提起无法忍受丈夫荒淫无度的生活时,牧师却对她进行了一番颇有宗教意味的劝告:“外头对他的传说我都知道,要是传说靠得住的话,你丈夫年轻时那些行为我最不赞成。可是做老婆的不是他丈夫的裁判人。你的义务是低声下气地忍受上帝在你身上安排的苦难。可是你偏不那么做,不肯忍受苦难,你扔下你应该扶持的堕落男人,损伤你自己的名誉,并且还差点儿损伤了别人的名誉”(120)。
这番话是对阿尔文太太心灵深处痛苦的麻木反应,也是一种责任的逃避。也许这个时候,正如卢卡契所说:“对易卜生剧本中的主人公来说,实现任何东西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们的理想的唯一内容便是理想的不能实现”(转引自高中甫201)。牧师所言表明其主体性已经扭曲,但自己并无觉察,还以为自己所说合情合理,维护了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主体性思想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世界的一切活动都应当以人为中心、为目的,社会的一切活动也都应当是为人服务的;因此只有把人作为目的的行为才是道德的。除此之外,主体性还体现在主体的能动性,它不仅能够决定自己的行为,把握自己的命运,还能够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把客观世界改造成更符合人的要求。显然,曼德牧师的言行已经脱离了主体性的基本要求,其言行都是以宗教精神和传统的道德规范作为准则。他的自我意识已经被虚无飘渺的宗教意识置换,变成了实现上帝意志的工具。所以在他眼里,妻子没有权利评判丈夫的好坏,纵使这个丈夫是荒淫无耻的恶魔;妻子的义务就是忍受上帝给她安排的苦难。牧师是社
会伦理道德的典范,一旦他的主体性发生了扭曲,那就很麻烦,就会像瘟疫一样传染所有的人。实际上,《群鬼》中所有人物的主体性都是扭曲的,下面以阿尔文太太为例。
阿尔文太太为了保全家族虚伪的脸面和荣誉,向所有人掩藏了丈夫在家里与女佣人乔安娜“闹鬼”——通奸的丑事,结果造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又和自己的女佣人——乔安娜的女儿,即欧士华的同父异母妹妹——吕嘉纳“闹鬼”,产生了一幕兄妹乱伦的悲剧。本来,阿尔文太太隐瞒丈夫的丑事是为了要在儿子心目中树立一个优秀父亲的形象;但是,为了这个所谓的“理想”,阿尔文太太抛弃了真理,失去了能够决定自己行为的自我,成了罪恶的帮凶。
人的主体性扭曲加大了社会生态伦理的失衡,而处于这种社会状况下的人的主体精神被粉碎,同时他们又不得不承担生态伦理失衡的社会所强加在身上的社会角色,使得原本生态伦理失衡的社会变得更加荒废不堪。生活在这种社会状况下的人除了痛苦还有什么?
二、社会主导生态因子的变异与传统生态伦理观念的断裂
社会生态伦理的失衡会导致人的主体性扭曲;反过来,人的主体性扭曲也一定会加剧社会生态伦理的失衡,使社会主导生态因子——社会道德价值观——发生嬗变。在这里,社会生态因子是指社会环境中对人的繁衍生长和社会活动等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环境要素,如风俗习惯、宗教意识、自然状况等;而社会主导生态因子是指在诸多社会生态因子中对人或人类社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子。据此,由于社会主导生态因子——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嬗变,《群鬼》里的人物发出了各种怪异或反常的语言或行为,它有意或无意地彰显出他们在伦理道德上的迷惘和缺失。
易卜生在《群鬼》每一幕里都为观众或读者展现了当时社会伦理道德严重败坏的状况。请看第一幕中吕嘉纳和养父安格斯川的对话:
安格斯川:我想搞点儿挣钱的买卖。我打算开个水手饭店。
吕嘉纳:呸!
安格斯川:当然是个规规矩矩的上等饭店,不是那种接待平常水手的鸟糟的烂猪窝。不,没那事儿!我这饭店专伺候船长和大副,还有——还有——地道的阔主顾。
吕嘉纳:你要我去——?
安格斯川:不用说,要你去帮忙。我只要你做幌子,一点儿粗活都不让你碰。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吕嘉纳: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安格斯川:你知道,开饭店总得有个娘们儿,这是明摆着的事。到了晚半晌儿,总得唱唱歌,跳跳舞,来点什么热闹玩意儿。你知道饭店主顾都是飘洋过海、在船上住腻了的人。(走近吕嘉纳)吕嘉纳,你别想不开,别把自己耽误了!(102-103)
这里安格斯川所谓的“水手饭店”就是在第二幕里提到的“水手公寓”,实际上就是妓院。作为父亲的安格斯川竟然明目张胆地请求自己的女儿帮自己开妓院,可见他在伦理道德上已经沦落到了何等地步!易卜生无情地撕下了那张人皮伪装下的丑恶面目给观众看,让他们的心灵颤抖、流血。如果说安格斯川的道德败坏是露骨的、可恨的,曼德牧师的道德败坏却是隐性的、可怜的,隐性得连他自己都毫无察觉,可怜到让人无可奈何。第二幕里,当安格斯川请曼德牧师帮忙开“水手公寓时”,牧师被花言巧语迷惑,不问青红皂白地同意帮他。连牧师都可以支持流氓地痞似的人物开办打着“公寓”幌子的妓院,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已经堕落到了何等程度!虽然牧师伦理道德的“隐性”败坏是在花言巧语的欺骗下产生的,但其后果无意识地导致了普通人的伦理道德的“显性”堕落。在第三幕里,当阿尔文太太把吕嘉纳的生母和欧士华的生父之间的关系如实说出之后,吕嘉纳立刻与相爱的欧士华翻了脸。吕嘉纳这个时候称她的养父为“混帐的木匠”,她不但要分走一部分牧师付给那个“混帐木匠”的工钱,还要在不得已的时候投靠“水手公寓”,过上她养父教她的那种“不结婚照样能弄钱”的快活日子。极端自私、荒淫无耻、无情无义是一个人的伦理道德堕落的赤裸表现。
根据舍尔福德的耐性定律,“一种生物能够存在与繁殖,要依赖一种综合环境的全部因子的存在,只要其中一项因子的量(或质)不足或过多,超过了某种生物的耐性限度,则使该物种不能存在,甚至灭绝”(转引自杨持16)。同样,人的存在与生活,一定与各种社会环境因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某个因子出现了问题,就会影响到人的存在和生活。在《群鬼》里,作为社会主导生态因子的道德价值观发生了嬗变,造成了入物道德上的缺陷。阿尔文太太、欧士华、曼德牧师、吕嘉纳和安格斯川在性格上都显现出道德缺陷,影响了他们对善的追求,其结果可能造成社会结构根基的坍塌。通常来说,一个生态伦理平衡、健全的社会,往往需要弘扬一种道德意义上的人格完善,以保证社会生态的稳定发展。然而,“道德意义上的人格完善、行为正当,最终落实在存在本身的完善,而存在的完善首先在于扬弃存在的片面性、抽象性,实现多方面的发展潜能。道德当然并不是人存在的全部内容,但它追求的善却始终以实现存在的具体性、全面性为内容[……]而道德追求的善与人自身存在的完善呈现出内在的统一性,二者的具体内容,则是作为潜能多方面发展的真实具体的存在,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对善的沉思无法与本体论截然分开”(杨国荣6)。
《群鬼》里的人物的道德缺陷实质上就是社会主导生态因子的量(或质)的不足,对人的存在意义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即人在传统伦理道德意义上对“终极善”的追求发生了扭曲。《群鬼》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故事,那里的社会生态伦理基础是宗教思想意识,而上帝就是真善美的最高伦理道德的化身,即人们持之以恒所追求的“终极善”。终极善不是虚空的东西,它必须以现实存在的具体性为内容通过某种媒介的传递展示在人们面前,否则没有人会相信,也没有人会去追求了。在《群鬼》里,人们对终极善的追求通过两个现实存在的具体性展示了出来:一是颇受众人关注的孤儿院,二是惟独受到安格斯川关注的水手公寓。虽然孤儿院和水手公寓都具体展现了人们对终极善的追求和沉思,但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真正追求终极善、把善付诸实施的是人;所以,人的伦理道德如何决定了“终极善”的实现程度。
孤儿院这座展现出终极善的现实存在透视了人的义务性、赎罪性和实惠性。义务性是指,孤儿院的开办意味着曼德牧师和所有的人都在以上帝的名义追求具有大爱精神的终极善,就像牧师所说的,“我不过是替上帝办事的仆人”(121)。赎罪性是指,通过孤儿院的开办能够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善行能够使自己在上帝面前犯下过错或罪孽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以获取心理上的安慰,就像阿尔文太太所说的,“这些年我花在孤儿院上头的款子——我仔仔细细核算过——恰好抵过阿尔文原有产业的价值,[……]那份产业就是我当初的卖身钱。我不愿意把我的卖身钱留给欧士华”(126)。阿尔文太太把自己当初嫁给阿尔文的行为看作是一种罪过,是对神灵的亵渎,所以她把丈夫留下来的所有家当都献给了教会去办孤儿院,为的是想得到良心上的安逸。实惠性是指,孤儿院的开办可以给所有的人都带来实惠,除了可以救助孤儿外,牧师和阿尔文太太得到了好的名声,安格斯川得了一 笔数目可观的木工活报酬,就连城里那些有势力的人都可以使他们的贫民救济税大大减轻。
水手公寓也是所谓的终极善的现实存在,它同样透视了人的几个特点:虚伪性、贪婪性、禽兽性。虚伪性是指,安格斯川向牧师和所有的人隐瞒了水手公寓的真相,他欺骗牧师和阿尔文太太说,“这公寓也可以算个孤儿院。水手们一上岸,撞来撞去都是迷魂阵。我想,他们住在我这公寓里就好像孩子们有了父母的照应”(140)。这种虚伪性是剧中人物都具备了的。贪婪性是指,安格斯川开办的水手公寓实际上就是为了牟取暴利的妓院。禽兽性是指,安格斯川的行为已经脱离的人的基本伦理道德,变得禽兽不如,甚至还打起了让女儿为水手公寓拉客的主意,正如他对吕嘉纳说的那样,“不结婚照样能弄钱。还记得那个英国人——坐着游艇的那家伙——在她身上就花了七十英镑,她长得一点儿也不比你漂亮”(104)。
《群鬼》里终极善的现实存在所折射出来的人的特点表明,人们在追求以“真、善、美”为具体内容的终极善的时候,已经或多或少地带着一定的虚假的成分。如果作为传达和体现终极善的重要媒介之一的人的身上出现了伦理道德问题,那么终极善的目标何以能够实现?无论对终极善的追求多么高远,多么理想化,但它总不能脱离具体的主体而独立存在,否则那都将会是镜中花、水中月,变得虚无渺茫起来。这样,社会主导生态因子——社会道德价值观会进一步产生颠倒、错乱,加大社会生态失衡,让人们陷入到无穷无尽的悲苦境地。
三、社会生态伦理失衡与《群鬼》中人物的精神失落
《群鬼》中的人物不断地陷入到了痛苦的深渊,而痛苦已经从以阿尔文太太和她丈夫为代表的上代人那里传递到了以欧士华和吕嘉纳为代表的下一代身上,这当然是社会生态伦理失衡造成的恶劣后果。“当年,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剖析,发现并揭示出推动‘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现实力量不是别的,正是资本”(顾智明43)。资本就是用来生产或经营以求牟利的基本生产要素,如资金和厂房、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源,它像一把暴露在烈日下的干柴,随时都可以点燃人们心中的贪欲之火。在《群鬼》里,每个人物的贪欲之火不但被点燃了,而且还在熊熊燃烧。
曼德牧师和阿尔文太太的贪欲之火是虚荣的贪欲之火。他们为了虚荣而活着,因为虚荣而痛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自身的外表、作用以及成就都表现出妄自尊大,以虚假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给人道貌岸然的感觉。牧师本应是上帝的使者,是一个帮助人们排忧解难的人,可是当阿尔文太太遇到丈夫荒淫无度的问题找他帮忙时,他却以上帝的名义加以拒绝:
曼德:正因为是朋友,你更不该找我。你应该感谢上帝,亏得那时候我主意拿得稳,劝你丢掉了原来的荒唐计划,并且上帝保佑我,使我终于把你重新带上正路去尽义务,去找你自己的丈夫。
阿尔文太太:不错,曼德牧师,这是你的成绩。
曼德:我们不过是替上帝办事的仆人。难道我当初劝你回去尽义务,服从命令,后来没证明是为你的幸福打算吗?难道我的预料后来没有实现吗?难道你丈夫后来没有认识错误、改邪归正吗?难道他从此以后没一直跟你和和气气、规规矩矩地过日子吗?难道他没捐款施舍,做地方上的恩人吗?难道他没把你抬得像他自己那么高,指导你帮他处理事物吗?并且你还是个头等的好帮手!阿尔文太太,我不应该埋没你这点功劳。(121)
这里,虽然说“正因为是朋友,你更不该找我”这句话听起来有些荒唐,但它给观众或读者一个信息,即一个“问题女人”即便是朋友,如果亲自找上门来,可能会损伤了自己的名誉,即便牺牲了友谊也不能损伤了名誉。“名誉”这个词与伦理道德相关,它是人们的相互道德评价,是自己对他人和他人对自己的道德评价,是舆论的道德评价,是社会的道德评价,也是众人的道德评价。不难看出,名誉在牧师那里已经发生了扭曲和错位,因为它丧失了大爱的基本精神,结果使阿尔太太在关键的时候得不到救助,被迫陷入到虚荣的泥潭。而阿尔文太太一方面脱离不了劣迹斑斑的丈夫,另一方面又很想让儿子得到高贵的教育,便向儿子隐瞒了丈夫的种种劣迹,为的是在他心里塑造起一个父亲的崇高形象。她一直担心,“怕丈夫的劣迹瞒不住,早晚会让人知道,所以就创办了孤儿院,平平外头的谣言,解解别人的疑心”(126)。是虚荣心驱使阿尔文太太创办孤儿院,同时又是虚荣心毁灭了她的一生。
欧士华和吕嘉纳贪欲之火属于情欲之火。欧士华生于富有家庭,并一直在巴黎读书,在那个花花世界里与奢侈、邪恶的生活接触多了,很容易沾染上荒淫无度的毛病。那时候,他就已经和姑娘发生了性关系,就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原来我不应该跟朋友过那种快乐自在的日子。我的体力吃不消,因此我才害了病,这怨我自己不好!”(145)在他看来,和女孩子做爱只是一种商品消费,而他对消费商品的即刻需要如同性欲的即刻需要,所以他一回到家就立即饥不择食地与母亲的女佣人吕嘉纳鬼混上了。欧士华的这种情欲像梅毒一样从他父亲那里遗传了过来,占领了他的全身,像什么东西一样抓咬着他的大脑。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与他鬼混的情人吕嘉纳竟然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这是个多么悲惨的结局啊。
欧士华和吕嘉纳之所以落得这么一个悲惨、难堪的境地,是因为他们打破了社会生态伦理平衡和天地人神合一的社会生态思想。海德格尔认为,天地人神“这四方是共属一体的,本就是统一的。他们先于一切在场者而出现,已经被卷入一个唯一的四重整体中了”(1173)。“天地”代表着自然,在这里代表社会原本应该存在的符合终极善的社会生态伦理环境和秩序,是人得以安身立命之所。“神”是自然之大道,是运行于天地之间的自然神性。“神性之维作为超越力量的牵引的天命要求将人带出自身的本能局限而拥有精神自由并与万物同在,作为意义之终极关怀的天命要求将人带出自身自然的盲目而拥有澄明的意义之光,正是神性之维使处于大地的人仰望天空而张开天地之间的无限生存空间。为此,神乃人之尺度,人之为人必与神同在,必以神性尺度度量自身与万物,并由此获得生存的根基,真正与天地万物同在,属于天地人神的家园”(余虹,“诗人何为”172)。然而,在《群鬼》中,由于以牧师为代表的神性走向衰弱,从而使得人们的贪欲不断膨胀、放大,结果造成了天地与人的疏离与对立,破坏了天地人神四方统一的和谐家园,给人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和悲哀。
首先,在天地人神这个四位一体的社会生态伦理系统里,假如将人带出自身的本能局限而使之拥有自由精神的神性之维趋向衰弱,那么受到神性关怀的人也就必然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情结,产生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交错、混淆的状况。请看《群鬼》里孤儿院被烧毁后,曼德牧师和安格斯川的一段对话:
安格斯川:……哎,这都是我的错儿,连累曼德牧师闯了这场大祸!
曼德:安格斯川,可是我并没有——
安格斯川:除了您老人家,谁手里都没拿蜡烛。
曼德:(站住)你这么说吗?可是我不记得我手里拿着蜡烛。
安格斯川:我瞅得清清楚楚您老人家怎么拿着蜡烛,使手指头夹蜡花儿,把一截有火的烛芯子扔在一堆刨花里。曼德:你在旁边看见的?
安格斯川:是的,我瞅得清清楚楚,一点儿不假。(155)
孤儿院失火本来就给了曼德牧师一闷棍,让他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失火,而这时候,安格斯川把失火的原因归咎于他,说得那样逼真,就连自己都忘记了当时自己手上并没有拿蜡烛的事实,也忘记了先前阿尔文太太劝他买失火保险时的提醒:昨天孤儿院工地差点就着了火,因为安格斯川划了洋火老爱随地乱仍。原本火灾是安格斯川引起的,但这个道德败坏的人却把责任全部都赖在了牧师的身上,而牧师把安格斯川虚拟出来的情景与他记忆中的现实混淆在了一起,在意识上产生了错乱,因此误认为火灾就是自己引发的。更为荒唐的是,引起火灾的罪犯不但没有受到指责或惩罚,反而受到了被栽赃的牧师的由衷的感激。这时候,牧师的神性已经衰落,还帮恶人做恶事。
其次,在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社会生态伦理系统里,假如神性之维趋向衰弱,受到神性关怀的人也就必然呈现出一种无家可归、沦为精神流浪儿的生存困境。《群鬼》里的人物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以阿尔文太太海伦为例。海伦嫁给了年轻有钱的军官阿尔文,被看作是“一门好亲事”,但是丈夫生性游手好闲、荒淫无度;因此,婚姻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使她成了残暴与堕落的牺牲品。她名义上有一个家,有丈夫和儿子,有一个旁人看起来非常高贵、舒适的生活环境。但是,极其不和谐的家庭生活让她感到窒息,让她鼓起勇气离开丈夫,向心中的偶像曼德牧师求助:“我在这里,把我收下吧”(134)。然而,牧师以神圣婚姻之名把她推回到了已经感情破损的罪恶之家,进一步陷入到了生存的困境,让她感觉到不是在家里生活而是在魔窟里受煎熬,就像她后来向曼德牧师所顷诉的那样:“一大群鬼!我听见吕嘉纳和欧士华在饭厅里说话的时候,我眼前好象有一群鬼。我几乎觉得咱们都是鬼,曼德牧师,不但咱们从祖宗手里承受下来的东西在咱们身上又出现,并且各式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也在咱们心里作怪。那些老东西早已经失去了力量,可是还是死缠着咱们不放。我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好像看见字的夹缝里有鬼乱爬。世界上一定到处都是鬼,像河里的沙粒儿那么多。咱们都怕见到光明”(133)。人连真正意义上的生存之地都没有了,怎么还能期望衰落的神性把他带出自身自然的盲目而拥有澄明的意义之光呢?!
最后,在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社会生态伦理系统里,假如神性之维趋向衰弱,受到神性关怀的人就必然呈现出否定生命的态度。以欧士华为例,他在巴黎读书的时候就从医生那里得知患上了严重的梅毒,从此变得心理灰暗,萎靡不振。但是,即便得了会给女性带来危害和痛苦的疾病,他仍旧不断寻欢作乐、沾花惹草;一回到家里就看上了女佣人吕嘉纳,并对母亲说:“你看她多美!身段多漂亮,体格多健康。妈妈——当时我看见那么个娇嫩、可爱、漂亮的女孩子站在我面前——从前我简直没注意过她——她站在我面前,就好像张开了胳臂等着我——”(149-150)。不断膨胀的淫欲让欧士华完全忘记了吕嘉纳可能因为感染他的梅毒而终生痛苦;这时,性爱带来的瞬时快感淹没了他内心本该具有的对生命的珍视。在他眼里,生命的崇高感消失了,生命的价值被否定了,一个鲜活的生命最终被沦为一个仅供泄欲的工具而已。
生命价值的沦落从人的心底展示出人的精神失落,凸现生存意识的缺失,为人创造出一个不可自拔的生存困境。因此,人的本真世界被剥夺了,“本真的世界是天地人神自由游戏的四方关联体,而现代世界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主宰的场域。在此场域中,天地神的本已存在以及所有非人的他者的本已存在都被剥夺了。一个天地隐逸、诸神逃离、万物被掠夺的世界不是真正的世界,而是一个地基被毁的深渊,悬于深渊中的‘现代人’是无家可归者”(余虹,《艺术与归家》1)。在《群鬼》里,这些“无家可归者”如同一群荒漠中的“野鬼”,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永无止境地徘徊和挣扎在痛苦的深渊。
注 解
①易卜生:《易卜生戏剧集(2)》,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②参见王海明:《新伦理学(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1448-14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