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武士道是武士应当遵循之道，是经由平安、镰仓、江户等多个时代，历经千年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武士道精神由宗教、儒学和军事训练三大方面构成，最初是作为日本的民族精神传统和文化遗产走上历史舞台的。近代以来，武士道被日本军国主义曲解利用，成为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工具。深刻认识武士道的精神实质和军国主义的危害性，是正确对待历史文化和避免军国主义复活的重要思想基础。
　　关键词：武士道精神；宗教；儒家思想；军事训练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1-0064-05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无情践踏，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如今，法西斯主义已然远去60多年，军国主义的身影也随时间远去。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军国主义的灵魂仍然在渗透，这提醒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时刻保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发端于奈良时代的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武士阶层的一种伦理道德和文化观念，是以家臣对主上的忠义为核心，要求武士具有勇猛坚毅、视死如归、忠诚仁爱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勤俭寡欲的习气。武士道精神的要求最主要有几个方面：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武士道的精髓是“忠义勇武”，提倡忠诚至上、以勇武为本、重名轻死。这些品质的养成不依赖于读书，而依赖宗教、家庭、特别是战场上的经验。
　　日本的武士起源于奈良时代（公元710年-784年）庄园开始发达之际，为了维护庄园的安全和入侵其他庄园，培养习武的兵士，称为家子、郎党等，这些人逐渐脱离生产，专事守卫征战。WWW.11665.COM武士的形成是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相关联的。武士者，习武之士人也，其实就是军官。武家政治孕育了武士道，武士道是在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随武士团的形成而逐渐产生，到武家开始执政的镰仓时代（1185年-1333年）兴盛、发展起来。一直到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武士道吸收了儒家思想而理论化、精致化。镰仓时代，武士教育发展成熟，达到鼎盛。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武士阶层逐渐消失，武士道精神却保留下来。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畸形发展的武士道成为日本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武士道精神主要由以下三方面构成：
　　（一）尚武之习气
　　武士生存的环境是刀光剑影的暴力世界，必须具备高超的武艺才能生存下来。在武士道鼎盛时期，武士的身份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他们生下来就是武士。武士是靠武力得到一切的，个人生死、家庭贫富也统统来源于武士手中的刀。在武士道的魔鬼训练中主要的学科有剑术、射击、柔道、骑术、枪术、战略战术等，这些都进而演化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例如柔道就是把解剖学的知识应用在攻击和防守上。柔道与相扑不同，靠的不是腕力。此外，它和其他的攻击方法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用任何武器。柔道的目的不是致人于死地，而是让对方暂时不能行动。
　　武士从小就要经历非人的训练，比如要以后能在任何情况下不拘姿势地睡觉，就必须在小孩时代把四肢绑在背上，用这种方法来达到目的。这种训练帮助小武士学会主动，即使在别人背上，也能获得最佳姿势，不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累赘。当小武士刚刚会说话、会走路时，原本的慈父们就会用血、刀、鬼故事等等来作为小武士魔鬼训练的准备。当小武士五六岁，已具备知性能力时，武士道的全面魔鬼训练才真正开始。《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令人发指。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十四五岁开始实习斩首，如此使得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为了培养杰出的武士，甚至进行近乎残酷的实际训练。武士木曾昌义六岁就学会了杀人，其父用刀威胁说：“到树林里去，那里有个死人，旁边有块石头，你要用他的血在石头上印上你的手印，做不到，我就杀了你。”幼小的木曾昌义在树林里受了三天的残酷训练。小武士从小就被放在艰苦的环境里历练，甚至不给食物和御寒的衣物，用这样的方法逼迫武士迅速成长。出身于武士家庭的日本政治家胜海舟幼时曾被狗咬伤，当医生为他做手术时，身为武士的父亲用刀戳着他的鼻梁说：“一声也不许哭，要是哭，我就叫你死，要不愧为一个武士。[1]7”武士就是通过从小接受这样

的魔鬼训练，磨练心性，塑造坚韧的意志。德川家康的遗训中有这样一句话“人之一生如负重担远行，勿急，忍耐为安全长久之基”，并以自己的一生来论证。此外一些游戏和童话也被用来当做教导的手段，16世纪末17世纪初出现的《猿蟹合战》和《桃太郎》，都是武家少年常听的故事，活动方面也在游戏中增加冒险性的项目，如狩猎、流镝马、笠悬、犬追物等[2]148。
　　（二）宗教意识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江户时代以前的10个世纪的发展变迁，兼之与当地本土文化的交融混合，特别在镰仓时代以后逐渐演变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更成为武士阶级的信仰。日本民族在将其吸收过程中结合自身传统宗教——神道教，创造出“本地垂迹说”和“神佛习和论”。“本地垂迹”即日本原设的诸神如天照大神是佛教中的如来在日本本地的化身，“习和”意为“调和”。这样，佛教与当地神道教融为一体，此番改造更加速了佛教各宗派在日本民间的传播。作为日本本土根本信仰的神道教，主要在自然现象上建基，其本然就是对于山河大地、国土的最原始崇拜。神道教宣扬“敬神、爱民、尚武、殉道”，将对祖先的原始尊敬演化为彻头彻尾的忠君爱国精神、尚武传统。神道与佛道的融合，将这种规范性的思想上升到守护国家效忠皇室的教义。信佛、坐禅的第一要务演化为“兴禅护国”，其次才是个人的超度。对武士阶层影响较大的当属禅宗、净土宗（净土宗，佛教宗派之一。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念佛法门，故名）。一流的剑术宗师柳生宗矩，觉得弟子已经学会自己所有的剑术技巧，便对那弟子说：“我能教你的就是这些了，接下来你该去学禅了。”佛教在武士阶层中盛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禅宗的教义和修炼方式较为简单易行。
　　禅宗认为，主观力量大于一切，只有人的内心是最真实可靠的。成佛的唯一途径是去除心中的妄念，领悟言语所不能及之思想，挖掘内在于本心的佛性。宣扬“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3]17，其修行方法简单易行：冥思默想、自我反省。日本有一幅著名的画，左边文字写着“以此为食、并饮一杯茶”，右边画着一个圆圈，含义是说，透过沉思冥想给精神自我提供营养，乃可掌握存在真谛[4]82。禅宗严格的坐禅方式有利于武士锻炼其坚强意志，刚勇气魄。禅宗祖师还常用“棒喝”的办法，在参拜者身边猛作一喝，或干脆对他来上当头一棒，使之在心颤神摇下立刻开悟。日本敬拜神社仪式实际上参拜所需的道具极少，最主要的参拜对象仅是一面高悬的素镜。这面镜子代表人的内心，人们默想到心思一片澄明之时，抬头看到镜子里便出现神的形象，实际上镜子里反映的是自己的形象，这也是禅宗直指本心的意蕴所在。然而，最初用来反省自身的神社发展到后来变成祭祀战争亡灵的主要场所。明治四年，为了祭祀在历次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士兵，天皇下令建立靖国神社。1932年 5月，在靖国神社举行合祀满蒙、上海事变阵亡士兵的临时大祭，为培养军国主义摇旗呐喊。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在所占领的地区建立了神社，有的还依照靖国神社创立建国神灵庙，供人参拜。这种行为严重伤害了被侵略国家的民族感情，为国际爱好和平人士所愤慨。
　　第二，佛教之于武士，犹如鸦片之于烟民。
　　佛教所宣扬的生命短暂无常、现世充满悲苦、寻求彼岸乐土的人生观迎合了当时武士征战，生死未卜所需要的精神麻痹。宗教的力量在动荡的岁月，尤其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最易立足。在战乱不断的年代，戎马倥偬中的武士不得不对生死问题加以深思。在这种特殊社会背景下，仅仅依靠自身内心的修炼即可了悟成佛的修炼方式自然盛行起来。“武士好禅”，武士修禅来凝聚精神，积累能量，坐禅修行对武士而言修炼的是一种心境，一种因宿命论的影响带来的无条件的服从感；一种类似禁欲主义者那般面对杀戮灾难的极致沉着。达到“击碎生死关头，便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能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类”[3]40的程度。织田信长逼迫德川家康处死他的亲生儿子，走投无路之下，家康用了三天的时间，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家康根本未掉一滴泪。三天后，与人见面，又和往常一模一样了。在经历了智慧、意志的最后一次修炼后，家康成了得道高人，此后的他更加深藏心机，喜怒不形于色，成为日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5]111。
　　第三，佛教对武士道的影响并不止于其教义本

身。
　　与佛教一道传入日本的诗文、绘画、茶道、音律、瓷器等作为禅宗文化的外在表现，也为当时武士阶级提供了修养品格的锻炼。以久盛不衰的茶道为例，茶道规定了使用茶碗、茶勺、茶巾等一整套固定方式，将饮茶提高到一种仪式。“礼道之要，在于练心。以礼端坐，虽凶人以剑相向，亦不能加害”[6]38。说的就是通过修炼正确的礼法，完善自身，以达养性之效。这种思想修养的实践方式，归根结底还是汇入“坐禅冥思”的洪流之中，进而达到明净思维和安详情感的最澄明境界。此外，音乐和文学的修养也被鼓励用来培养武士的温文尔雅之风。与战场上刚劲恣肆的血雨腥风气氛不符的是，武士们所受的音乐教育被附上了一层柔美忧伤的面纱。武士们还被鼓励进行文学创作，文学创作的主题思想也与现实相去甚远，充满了伤感苍凉之气。格调优美，遣词简练，韵律和谐。武士阶层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军纪、战记文学。如诗书《吾妻镜》、军记《平家物语》等。插花、茶道、音乐、文学等等这些，都是武士修身养性的手段，培养一种不骄不躁、谦逊雅致的心境。
　　（三）儒学的理念
　　江户时代之前，宗教是统治阶级控制人民的主要手段，学问也只是附属品，但是到江户时代以后，宗教满足不了人们关于现实生活的精神需要，儒学的现实主义性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子不语怪力乱神”，意思就是论语突显世俗性，它关注的是活人的事，孔子生活在此岸而非彼岸。德川家康就积极复兴儒学，奖励办学，到14世纪中期，儒学进入研究的鼎盛时期。儒学作为一种思想统治的工具，最终成为维护幕藩体制的官学。究其根源，儒家学派的封建伦理纲常观念能够为日本当时的封建家长制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有利于维护封建秩序。例如，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家林罗山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之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7]160”当然，从客观而言，儒学的修身方法“立志、克己、理性、中庸、内省、改过”对于当时武士道中所包含的忠义勇猛、礼仪廉耻训练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日本著名教育家新渡户稻造认为，孔子的教诲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源泉[6]20。
　　第一，武士道精神之“忠”对儒家思想的汲取。
　　武士道的忠诚不仅仅是束缚于主君和臣下的主从关系，更有一层情感的意识渗透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源氏七代清康（家康祖，家康是九代）曾以自己的酒杯敬诸家臣酒，家臣们都不敢伸手接杯，清康说武士是不分等级的，使众家臣感激涕零，表示愿报主恩，战死马前。一方面，武士将神道教所宣扬的为主君牺牲奉献死后归入神列当做最神圣信仰，另一方面，儒家三纲五常中关于忠义的训条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忠孝的伦理观为纲常的首要条目，在中国，孝字当先，而在日本，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孝要给忠让路。贞永元年（1232）颁布的作为武士基本法典的《御成败式目》（即《贞永式目》），主旨在于规定“仆忠主、子孝父、妻从夫”，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主君的忠诚，这样的法令规范巩固了封建等级关系，究其实质，也就是儒家三纲五常的精髓。引用儒家典籍最多的莫过于著名武将武田信繁的《古典厩寄语其子长老》（又称《异见九十九条》）。条目繁多，每一条目不过一二句，先述心得，后引经典。如他的侍主之说：“侍奉主上，永不可生逆心。论语云，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又曰，事君能致其身。[8]265”但是，这种融入于日本人血脉的忠诚之心被一些居心叵测的法西斯分子所利用，发展成对天皇的愚忠。战争中日本人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杀戮无一例外地被戴上了为天皇效忠的帽子，军人沦为一具具麻木不仁、盲目服从的傀儡。 　　第二，武士道精神之“仁”对儒家思想的汲取。
　　仁，作为孔孟学说的根本思想，儒家学说的理论核心，主张宽容、友爱、怜悯。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武士道颂扬的“武士之情”正是吸纳了孔子对于仁爱的释义。仁爱并非盲目的冲动，而是正义的仁爱。公元1184年，在原氏和平氏争夺天下的大战中，猛将熊谷真实擒获了一个敌人，拉开其头盔一看是一位稚嫩的少年，熊谷的仁慈情怀促使他对这个年轻的武士说：“你这位美丽的公子，逃到

母亲那去吧。”但年轻的武士拒绝苟且偷生，为了荣誉请求熊谷当场砍下他的头[6]33。这样的例子在战争中还有很多。
　　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把仁同义联系起来 ，把仁义看作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其“仁”，指人心，即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御家训》中也流露出“恻隐之心”的仁义观，如在第一条中说道：“待人接物，要令人亲近，与众人逐一问候，无一遗漏，于贫者常怀怜悯，至其妻子眷属，皆要恒以笑颜相接，不可令见怒色。”第四条中说：“任凭如何愤怒难耐，不可于彼时杀人。若怒气大异平时，可将罪人暂置他处，待心情平复，再深思熟虑，妥当处理。” 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对外侵略扩张的血腥历程中，处处曲解利用这种“仁义观”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并美其名曰“经济提携”“大东亚同盟”“友邦正义相助”。对外侵略战争是建立在其他民族的痛苦之上的，而这种战争从一开始就被披上了虚假的人道外衣，被日本帝国主义广泛利用，给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第三，武士道精神之“勇”对儒家精神的汲取。
　　《孟子·梁惠王下》记载有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说的是勇士要摒弃匹夫蛮夷的“勇”，修习大仁大勇的“勇”。武士道全盘接收了儒家提出的“大仁大勇”，认为“勇”不等于轻视生命，相反，为不值得的事情去死被认为是犬死。勇，是一种敢作敢为，坚韧不拔的精神。武士以武勇为本，但是要摒弃匹夫之勇，不是一味地牺牲，一味地向前就是勇。“武士若不重视自己的生命而任意牺牲生命，这种血气之勇，与盗贼有何区别？武士之所以为武士，就在他知道战死沙场以成全忠节，应死时绝不偷生，应活时绝不轻生”[6]26。
　　《论语·为政》记载：“见义不为，无勇也”，说的是勇是做正义的事情。“勇”不是滥杀无辜、刀出必流血。勇气的另一面是沉着，果敢的行为是勇气的动态表现，冷静沉着是勇气的静态表现。在11世纪末的战争中，大将源义家在逼近败将安倍贞任时大声喊道：“你竟是个背向敌人逃跑的丑恶东西，转过身子来！”接着大声吟道：“战袍经线已经绽开！”他的话音刚落，败将便从容接了下句：“经年线乱奈我何。[7]28”这是何等的一种沉着气度！一个武士的沉着冷静还体现在其用刀之时，刀是武士的灵魂，武士对于刀有一种原始的拜物教的崇拜，源于尚武精神。武士喜欢用刀，但不滥用，一个沉着冷静的人物知道什么时候用刀才是最佳。1882年和 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中，规定军人必须尚武勇 ，《军人敕谕》甚至宣称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的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对日
　　本臣民。
　　第四，武士道精神之“礼”对儒家精神的汲取。
　　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 孔子认为，礼不仅仅是外表的形式，真正的礼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仁，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而到了武士道这里，将儒学中的“博学以文，约之以礼”发展成为禁欲之风。对一个武士而言，把情感表露在外，不是男子汉的作风，一个真正的勇士必须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言多必失。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武士即使被人踩到脚，痛到极致也不会表露出分毫。或者因为极度悲伤，泪流满面的脸上仍然挂着礼节性的微笑。
　　“礼”是指“礼貌”“礼节”，孔子教人彬彬有礼，武士进而发展成完备的社交礼节常识。一个不懂礼的武士，会惹人不快、遭人厌恶。礼仪的培养让武士从武夫进化为谦谦君子，周密的礼仪不仅是当时统治阶级为训练秩序严谨的武士队伍的需要，更是武士这一贵族阶级内化于心的需求。外在的礼仪重要在于锻炼内心，锻炼正确思维和情感。茶道是礼，甚至吃饭也是礼。礼仪来自仁爱和谦逊的动机，与哭泣者同哭泣，与喜悦者同喜悦，在心理学上可以找到专业名词：共情。但是在武士道中，礼节被上升到等级制度的高度《家康遗训》就有对于等级制度礼节的规定，如第四十五条写道“平民对武士失礼，武士可杀之”，可见在写着“仁义”的字缝中，全是“杀人”二字[7]161。
　　第五，武士道精神之“名誉观”对儒家精神的汲取。
　　在儒家的道德系统中，羞耻心被上升到与人格尊严等同的地位，认为有没有羞耻心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点。子曰：“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 认

为当道德主体背离了道德原则时，主体因为“知耻”，就会进行自我谴责，这种谴责是一种勇气的表现。武士具有极其强烈的羞耻心，荣誉感，其最高表现莫过于切腹的自杀方式，武士道认为切腹而死是武士保全名誉最高洁的死法。日本武士道的开山鼻祖山鹿素行吸收了中国儒教的孔孟思想，认为武士道的最高准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即是说一个人到死还没有相称的名声，就是一件很痛心的事了，儒家将精神生命的追求放在当下、当世，在世俗社会中达到不朽，区别于宗教的来世幸福、超验幸福，基本途径就是通过获得荣誉而留名千古。山鹿素行的学生大道寺友山（1639年—1730年）著有《武道初心集》，“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尔授颈，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报告，不露痛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其主张的是并非不论是非只为情谊的主从关系去死，而是为了取义成仁、获得身后名誉[1]7。这与孔子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和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一脉相承，又是对山鹿的重仁义的生死观的强调，影响甚大。战败后，日本军人切腹自杀，这种为天皇效死的行为就是武士为主君效死传统的现实表现。这也为日本帝国主义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的行为找到辩解——为天皇效命，把为天皇而死作为人生的理想归宿。
　　结 语
　　武士道精神在发挥其精神辐射作用的时候也不是孤立的，它借助了佛教唯心主义说教力量的同时，将儒家的条目作为行为守则；利用神道教的原始崇拜，又将佛教的旨趣作为其理论依托；运用近似疯狂的武艺训练磨练其坚韧勇猛的品质，又在腥风血雨里练就仁爱温文的气魄。“禅学的哲学观念、修养方法与儒学的忠信节义相结合，成为武士道精神道德的指南”[9]38。
　　然而作为昔日武士的精神信仰和昔日武士之魂的武士道，在明治维新之后被用来作为煽动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经过法西斯主义的恶性渲染，武士道逐渐发展成为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杀人之道”、“侵略之道”。帝国主义利用了武士道推崇的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等封建道德规范，为其对外扩张服务。虽然战后日本国民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军国主义的劣根性，但是对于作为其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伦理文化遗产的武士道，似乎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定位。实际上，只有剔除武士道思想糟粕、摆脱法西斯主义的桎梏，才能让这份文化遗产放射出它原有的光芒，照耀日本与别国友好关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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