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总是需要不断地被批判和超越，“解放”因此成为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在现代性的谋划中，理性在“人的解放”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既是推动人走向解放的动力，又是衡量人的解放程度的标志。然而，现代性和启蒙理性为人寻找新的价值归宿的企图没有奏效，启蒙创造的工具理性乌托邦破灭了。对现代性的“解放逻辑”及其内在悖论进行深入的反思，成为当代最为重大的课题之一。作为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乌托邦被置于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上。重建一种合理的乌托邦理论，成为超越启蒙以来的现代性的可能性选择。
　　关键词：现代性；乌托邦；理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2－0009－05
　　一、理性的自负：人类历史进步的现代性谋划
　　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相信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体系，世界万物可以在某种神圣的秩序里发现和确定自己的位置。在现代社会，借助于科学与启蒙，人类实现了世界的理性化以及世界的祛魅，塑造了人们的理性意识，催生了主体性意识，使人代替上帝成为历史的主体，并产生了在人间建立天国的期望。运用理性设计理想未来，这是启蒙的基本法则。
　　在启蒙主义者的历史进步观中，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在普遍理性引导下人类争取自由和解放的统一的合目的过程。在启蒙运动中，被誉为西方“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为法国启蒙哲学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而孔多塞则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位哲学家。法国启蒙学者们把“天赋”观念和“理性”原则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天赋的理性原则——“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的主宰，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原则展现的历史，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最终将被历史抛弃。wWw.11665.cOM作为历史进步观的奠基者，启蒙学者认为历史的进步是和人类理性在每一个时代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历史并不是英雄人物所创造的英雄业绩，而是人类理性觉醒的产物。他们虔诚地相信“理性的进步将与人的美德和幸福同步”，并对“人的解放”和“人的成熟状态”做了详尽的描述。
　　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是一部有关历史进步观的经典。在书中，孔多塞描绘了一幅阶梯式的、按照理性的法则来摆脱束缚和获致解放的“历史图表”，该图表对唯理主义元叙事及其“解放逻辑”做了最直观的描述。孔多塞以理性为主题，重新叙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孔多塞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十个历史时代或历史阶段，历史进步的阶段，基本上就相应于人类理性发展的阶段。前面九个历史阶段，都是通向最后阶段的桥梁，人类在第十个阶段将实现完全的自由和幸福。孔多塞认为，历史乃是人类理性不断解放的过程：第一步是从自然环境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第二步是从历史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整个历史呈现为一个不断通向进步的、最终达到终极完善结局的目的论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也是历史进步的标志。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也就是人类理性不断解放与成熟的历史。理性成为上帝的代名词，“人类在摆脱了所有这些枷锁、摆脱了偶然性的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对王国以后，就迈着坚实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人类将最终达到这样一个时刻：“那时候太阳在大地之上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之外就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主人。”
　　在孔多塞眼里，人具有无限的追求完美的能力，除非自然给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地球以灭顶之灾，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人类的自我进步。孔多塞由此完成了进步观的本质转移：从早期的自然领域中的科学知识进步变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及人本身的道德理智进步；从以往人们努力改善生存条件到追求人性自我完善；从原来的有限的可能的进步追求转变为坚信人类一切领域的不可逆转的不断完美。这种乐观自信第一次使进步上升为一个主导性的和普遍性的历史哲学公理和信条，使欧洲历史哲学彻底结束了循环论逻辑统治时代。但由此埋下了将历史进步过程直线化的简单化的隐患。
　　孔多塞充满唯理主义色彩的解放叙事，生动呈现了“现代性筹划”及其深层逻辑。这一理想建立在由科学和理性所催生的乐观主义的历史进步信仰之上。按照这种历史观，人类的历史发展是一种由先验的“理性”力量所主导和决定的进化过程，理性作为永恒的原则支配着历史，并以“理性统治世界”为至善结局

这种理性主义对理性的力量毫不怀疑，它把理性看成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无历史的理性，一种理性乌托邦。这一乌托邦是推动近二百年来人类历史变革的精神源泉，并为人的自由解放提供了一种新论证、新框架。然而，现代性的“解放逻辑”真能如人所愿吗?
　　二、现代性的困境：理性的僭越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自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文明乐观主义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主流，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更使得人们相信文明进步就是越来越好。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启蒙作为进步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受到了严重质疑和批判。19世纪资本主义的文明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就的，而20世纪的人类历史更是以“触目惊心”留下令人战栗的记忆。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所言：“这个世纪成了人类流血最多和怨恨最深的世纪，成了一个幻觉妄想的政治和骇人听闻的屠杀的世纪。司空见惯的残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杀人是用大规模生产手段有组织地进行的。美好的科学潜力和实际已发生的政治罪恶之间的对照，令人震惊。像这样全球性的无处不在的屠杀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死了这么多人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出于这般狂妄的非理性的目的，持续不断地集中精力从事肉体消灭，更是旷古未闻。”问奥斯维辛集中营焚尸炉冒出的浓烟足以浇灭任何理性所带来的欢欣。启蒙的“解放神话”并未能使人类“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了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启蒙观念从神话中走出又走入了新的神话。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的理性化没有呈现出孔多塞们所憧憬的乌托邦式的美妙景象，而是导致了日益增长的物役化。工具理性为认识和控制自然提供了令人满意的回答，人类在自然科学知识及其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但所有这些新获得的控制空间和时间的能力，对自然力量的征服，以及对久已渴望的东西的满足，却没有增加人类的自由度和幸福感，反而使得生活意义消失，终极价值隐退，启蒙理性所承诺的自由与解放的前景日益暗淡。“以‘解放’的诉求为始，却以‘压迫’的悲剧为终，以‘解放’的追求为开端，却以‘毁灭’的代价为结果，这就是现代性‘元叙事’及其‘解放逻辑’所表现出的巨大的悖论。”
　　对于上述悖论，马克斯·韦伯早有察觉，韦伯曾经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合理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划分出两种合理性行动类型。韦伯指出，理性既可以用于事务的计算，又可以用于价值方面，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两种合理性——形式的合理性和实 合理性。形式的合理性意味着可算计性、效率和非人性，即合理性还原为它的抽象的、工具的方面，在这一背景下的行动被称为目的合理性的；实质的合理性即行动不只是以理性的计算为基础，它还包含具体的和应用性的价值判断和政治承诺，这种形式的社会行动是价值合理性的。法兰克福学派把韦伯的“形式的合理性”改造为“工具(技术)理性”，而将他的“实质的合理性”改造为“批判的理性”或“客观的理性”，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理性”。韦伯的论点引起了理性的两个维度问题—一方面作为工具性计算手段，另一方面作为信仰基础——自此以后它一直作为一种冲突而存在着。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工具的合理性将会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总体上推动现代社会的合理化。但工具的合理性的发展也会造成物对人的统治以及官僚化、等级化、程式化等消极因素，从而使得本是追求自身解放与自由的过程蜕变为遭受理性奴役的过程。韦伯对此感到悲观失望，以至于认为这无疑成为了现代人的宿命，这就是韦伯社会理论中“理性之铁笼”的著名隐喻。
　　理性铁笼预示着现代人的命运：从“神本位”中解脱出来的现代人，并没有因为主体性的觉醒而成为自身的主宰，反而心为物役，失去了灵魂与心灵的依托，整个生活处于无根浮萍状态。理性的胜利不是带来许诺的更多自由而是意外的更大枷锁。手段取代了目的，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意义的丧失，让现代社会变成形式上合理而实质上不合理的社会。人们在享受现代性成果的同时，却发现幸福感在逐渐远去，各种威胁与风险与日俱增。现代人对技术理性的“魔鬼信仰”的消极性作用开始凸显。对此，雅斯贝斯指出：“技术已给人类环境中的日常存在造成了根本的转变，它迫使人类的工作方式和人类社会走上全新的道路，即大生产的道路，把人类的全部存在变质为技术完美的

机器中的一部分，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大工厂。在此过程中，人类已经并正在丧失一切根基。人类成为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他正在丧失传统的连续性。精神已被贬低到只是为实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层制所产生的权力形态，与市场机制结合在一起，共同控制着现代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现代西方社会的“病理学”症候，然而，当作为经济和行政系统调节机制的金钱和权力媒体不断侵入生活世界并破坏其结构时，社会问题就产生了。哈贝马斯把这一现象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发达工业社会发展的这一悲剧性结局是工具(技术)理性肆意横行的结果，也是过于外求的人类占有主体性活动方式所致。工具理性乌托邦的破灭正是现代性分裂的结果。
　　三、乌托邦新论：一种现代性批判与重建的视角
　　纵观20世纪以来的哲学思想，对现代性的“解放逻辑”及其内在悖论进行深入的反思，成为最为重大的课题之一。作为对这一时代问题的反思，乌托邦被置于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上。乌托邦理论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极大兴趣。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处在以科学技术为表现形式的强大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之下，整个社会实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同时也造成社会整体划一性，即形成了所谓单向度的社会及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作为对未来社会的预见以及解放道路的探索，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西方理性的工具化和自毁性、希求建立一个合乎人道的社会主义时，几乎无人不谈乌托邦的问题，强调乌托邦维度对于人之存在和人类命运前景的至关重要性。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就是通过希望来展示人的本质性的生存结构，目的是为了高扬乌托邦精神。把乌托邦界定为人之存在的本质维度，布洛赫的希望哲学的主题是：以人的存在方式为基础，唤醒人内在的乌托邦冲动，从而不断超越以物化和异化为特征的文化困境，实现人的自我拯救和人类解放。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与布洛赫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尔库塞针对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论断，颇具挑衅性地提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是从科学发展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发展到科学”。
　　在马尔库塞看来，以美国为例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以技术逻辑为基础的极权社会，通过技术理性，系统地清除了自身内部的否定性和异己者。发达工业社会为人的解放提供了丰裕的物质条件，却麻痹了人的解放的主观条件，是以牺牲人的否定性和乌托邦精神为代价的。恩斯特·布洛赫提出警告：现代“物化”了的世界窒息了人们追求美好世界的乌托邦精神，人们似乎已忘记生活的真正意义和对未来的感觉。一句话，发达工业社会人类精神世界正面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紧张对峙以及实利主义精神泛滥的困境：消费异化、欲望膨胀、人性沉沦、放弃本真、丧失超越。现代性的社会理想失去超越性和总体性，社会的终极理想被遮蔽了，其结果是，现代社会失去了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内在机制。发达工业社会成为一个“富裕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病态社会，一个“单向度”的社会。那么，如何从这种病态中解脱出来呢?马尔库塞将其诉诸于一种非压抑文明，追求一种现实社会的“质的变革”，一种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爱欲解放。他期望建立一种新技术理性，重新把握艺术和科学、科学和伦理学的统一，使之用于人类的解放。总之，布洛赫、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试图借助于乌托邦的力量冲破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遮蔽，因而他们召唤乌托邦的归来。然而，他们所言的“乌托邦”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吗?
　　正如前面所言，传统乌托邦观念毫不怀疑人类的理性能力，确信科学理性能够给人类带来光辉的前景，可以为人类社会作出最佳安排，布洛赫将这种乌托邦称之为“抽象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观念一直是乌托邦思想中的主流。令人遗憾的是，传统乌托邦非但未能给人类带来预期的解放，反而带来了新的奴役。鉴于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等政治社会学家就预言，由于技术(工具)合理性取代价值(原则)合理性，对手段的强调取代了对终极目的的强调，从而导致了对乌托邦热情的衰竭。他们为此打出了“反乌托邦”的旗号。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乌托邦更是沦为解构主义鼎力攻讦的一个神话。人们通过技术进步开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直

到它越来越背离它的出发点，并几经磨难之后，方才幡然醒悟：“现代性”已经蜕变为一种型构当代人生存方式的意识形态；而“解放逻辑”对自由与幸福的允诺也降解为一种独断主义的权力话语对人的意志的压制和操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乌托邦终结”的论断，“今天我们有变人间为地狱的能力，我们正在这样做的路途中。我们也有能力变地狱为人间，这会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
　　在乌托邦观念严重贬值的现代社会中，重提乌托邦是否还有必要呢?“乌托邦的终结”是否就意味着乌托邦真的就破产了呢?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 塞所使用的“乌托邦”的真正含义。事实上，马尔库塞关于“乌托邦”的理解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从实证主义层面，把乌托邦作为一种非反思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二是从社会和政治层面，把乌托邦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规划与实践；三是从价值层面，把乌托邦作为一种精神指向和文化旨趣。在马尔库塞那里，所要终结的仅仅是第一个层面的乌托邦，即没有人文和价值意蕴的乌托邦；而后两个层面的乌托邦则不仅不能终结，反而要恢复或复兴。在马尔库塞看来，乌托邦的实现既面临灾难性的困境，又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这一判断源于他对技术的意识形态与解放双重功能的认识。对于现代技术，一方面，马尔库塞看到了其统治与压抑的一面：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至上的观念正在日益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马尔库塞也看到了现代技术为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革提供了可能性的潜力。
　　作为一种美好社会理想的乌托邦，长期以来被冠以“空想”之名而遭受排斥，实在是对乌托邦的一种曲解。这种曲解往往来自于把乌托邦与乌托邦运动混为一谈，或是把乌托邦等同于乌托邦主义。作为传统社会中的一种社会构想，乌托邦主义因其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而遭致批判和否定。但不能因此否定乌托邦。作为一种理想，乌托邦意味着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让人怀有一种希望。在闭合的发达工业社会，乌托邦恰恰成为绝望中的希望，激发人类变革现实，追求自由和幸福。因此，现代人必须恢复乌托邦想象，才有扬弃现代性的可能性，才有可能找到走出现代性的开端。这个新的开端就是乌托邦精神的觉醒。只有在乌托邦之光的引领下，我们才能成为我们自己。就此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乌托邦的论述为我们理解当代人的根本境况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四、结论：一个初步的总结
　　由于现代性的社会理想失去超越性和总体性，现代人往往把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就当成社会的终极理想，沉迷于一种杂乱的自我欣赏中，从而遮蔽了真正值得追求的超越性理想。启蒙以来的现代性文化观念妄想依靠自身的有限性在当下的现实社会实现人类的终极福祉，以有限的手段来把握无限的绝对，以追逐“存在者”来寻求“存在”，这实际上已经使现代性陷入一种悖论。这一悖论也引发了人们对启蒙的反思。“正如神话已经进行了启蒙，启蒙精神也随着神话学的前进，越来越深地与神话学交织在一起。启蒙精神从神话中吸取了一切原料，以便摧毁神话，并作为审判者进入神话领域。”在启蒙所制造的神话旋涡中，现代性一步步将历史终结于自身而成为现代的神话。现代性关于“解放”与“奴役”的二律背反再次证实了：历史进步的辩证法从来都是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渐进性与突变性、破坏与完善、建构与解构的统一。
　　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为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如尼采、韦伯、海德格尔、施特劳斯、法兰克福学派等等，都深切地考察了现代性的困境，并以各自的方式对现代性问题做出了批判性检讨。现代性自身的复杂多样性与内在紧张，决定了思想界对现代性的理解是多样的，有争议的。而这也恰恰构成现代性的现实生长点。“在这个意义上，对现代性的批判本身也是现代性传统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使得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活着的’生长变化的现实，其未来的前景也蕴含着多种可能性。”
　　哈贝马斯坚信，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而有待完成的工程。现代性的谋划必须不断地向前推进，但是没有结束的状态，不可能到达完满的状态。在现代性危机的诊断中，我们必须走出二元论的独断性与形而上学的迷雾。自负的启蒙主义为理性主义的科学狂妄推波助澜，而悲观的反启蒙主义却将人类推向反理性的虚无主义的深渊。这一悖论性存在并非人的宿命，我们不能因此陷入一种悲观主

义或虚无主义，须知现代性危机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得到彻底解决，也不会在完全否定现代性的条件下另辟蹊径。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与人类自身理性的有限性使得现代性问题出口有着不确定性以及种种替代选择可能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要求我们诉诸一种审慎的理性主义，一种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批判性思考，一种对理性与现实境遇高度敏感的实践哲学，由此探索可能的出路。”
　　现实社会总是不完美的，现实中人的存在也是不完善的。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有局限的存在，人类在每个历史阶段都不断提出理想重建的要求和渴望，即乌托邦的重构。“在目前环境下，人类生活业已被急遽地压缩为理性化、技术和市场这类事物，因而重新伸张改变这个世界的乌托邦要求就变得越发刻不容缓了。”现代性所创造的一个没有时空维度的，并被消费文化平整了的“同一个(平的)世界”，掩盖了我们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体察，也让我们失去了追求另类价值的文化想像力。“乌托邦的消失带来事物的静态，在静态中，人本身变成了不过是物。”完全消除乌托邦“超越现实”的力量，就意味着“人类意志的衰竭”，放弃了乌托邦，“人便可能丧失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历史的能力”。康德曾经说，人类有希望的义务。面对经济的、文化的和生态的危机，重新发现乌托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当世界处于黑暗之中，方才显示出乌托邦作为人类追求超越性的拯救世俗的精神光辉。在现代性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时刻，对现代性的谋划已经进入了后形而上学的阶段，这就是不再把最终的调和以及最终解决矛盾作为直接目标，而是在具体活动中追求自己的乌托邦。这就要求我们调整乌托邦的方向，催生一种新的乌托邦理论。这一新的乌托邦不再试图精确地规划人们的生活，并绘制未来的“蓝图”，而是一种特殊的反乌托邦的乌托邦。正如布洛赫所言，这种新的乌托邦不是有宏大蓝图的“抽象乌托邦”，而是“具体的乌托邦”。这一乌托邦思想既不是与现实脱离的，也不是教条主义的，而是对现代人的根本处境的深刻洞见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是对我们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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