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而国家建设是现代国家的形成及其过程。现代化和国家建设是走向现代国家的两个重要条件。对于特定国家而言，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不仅需要国家建设，而且需要实现现代化。早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启动时间不同，现代化与国家建设呈现的关系也不同。
　　关键词：现代化；国家建设；逻辑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2－0014－05
　　一、现代化
　　“现代化”这个概念最早为英国人使用，其作为动词(modernize)出现于1748年，作为名词(modernization)出现于1770年。尽管现代化这一概念从出现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对现代化的界定却始终处于争议之中。研究者们从各自关心的角度对现代化进行了界定。马克斯·韦伯强调理性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他认为，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是理性化，即工具理性、形式理性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取代价值理性、实质理性而居支配地位的过程。詹姆斯·奥康内尔从思想变化的视角界定现代化的内涵，“我们对现代化的分析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现代化是探索性和创造性思想态度的发展，它既是个人的思想态度，也是社会的思想态度，这种态度隐藏在技术和机器使用的背后，引起个人之间社会关系产生新形式。”罗兹曼(gilbert rozman)等人从技术的角度对现代化进行定义，“我们用非生命动力资源与生命动力资源之比率来界定现代化的程度。当上述比率达到这样的状态，即在不发生深远社会变革的情况下，生命力(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指的乃是人力)资源的增长已经无法补偿非动力资源的哪怕是相当少量的减弱，此种社会或国家便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化了，而且这种比率越高，现代化程度也越高。WwW.11665.coM‘高度现代化’的特征就是拥有极为丰富的消费品的大众市场。”美国现代化研究知名学者布莱克指出，“‘现代化’在这里指一种动态形式，对于历史悠久的改革过程来说，它是近世以来知识爆炸性增长所带来的结果。其特殊意义，来自于它的动力特征和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现代化首先起始于渴望变迁的态度，以及社会能够并且应该转变的信念。如果有必要定义，那么‘现代化’或许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发生着急速的功能变迁——它伴随着科学革命而到来，反映了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从而使人类控制环境成为可能。”这种观点强调现代化的适应功能。亨廷顿则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所有领域中的变化。”这种理解强调了现代化的多层次、多方面和多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过现代化这一概念，而是把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的经济社会形态称为现代社会。他们深入分析了生产力在现代社会产生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强调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恩格斯以英国的工业革命为例分析了生产力在英国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他指出，“一经形成的工业推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使用机械辅助手段而获益一旦成为先例，一切工业部门也就渐渐仿效起来；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随着棉纺织业的革命化，必然会发生整个工业的革命。”而工业革命又带来了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最终促成了英国的现代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步入现代化只有早晚之分，而没有可能与不可能之分。这是由现代化的客观规律性决定的。对此，马克思指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因此，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可以将他们理解的现代化描述为由生产力所决定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
　　罗荣渠将现代化的定义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从经济和技术的视角将现代化定义为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割据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

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二是从工业化的视角将现代化界定为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三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综合的视角将现代化界定为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四是从心理、理性等精神领域的视角将现代化界定为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在此基础上罗荣渠将现代化的定义分成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方式。“广义而言，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的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的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从上述界定可以看出，罗荣渠将现代化看成一个多层次、长时段的历史过程。
　　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现代化这样一个概念连同相关的理论开始受到来自理论界和实践界的批判，理论界的批评者指出了现代化概念和理论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和西方中心论倾向；实践界的批评者则对之前广受推崇的现代化模式在不同国家的实践可行性提出质疑。尽管现代化这一概念和相关理论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不能否认的是，现代化的概念及相关理论在解释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化概念及相关理论经过修正，很快取得了新的发展。
　　综合上述对现代化的界定可以发现，尽管研究者们对现代化的内涵众说纷纭，但都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是对这一过程的具体内容和核心特征持有不同意见。对此，本文综合上述意见，将现代化界定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但强调这一过程的经济社会内容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强调的是一种变迁，但这种变迁是在特定国家经济社会情境下的变迁，也是一种在连续历史之中的变迁，“任何一个有历史的社会，其现代化发展都不能脱离其自身的历史。对于许多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来说，虽然其现实的发展已完全不在其传统的历史逻辑上，但是其发展之根依然连接着其历史的血脉。历史虽然不能完全决定这些国家的现在与未来，但其深层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这种影响往往直接作用于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精神 结构、生活结构和治理结构。”因此，现代化应该基于特定的历史情境，并适应这种历史情境。正如布莱克所指出的，“决不能把现代化视作从传统到现代的简单转变，而应当将其看作从早先时代走向无限未来这一无穷连续链中的一部分。”这种变迁是连结传统与现代的一个环节，但也是一个建基于特定历史和规律之上的过程。
　　二、国家建设
　　国家建设主要描述现代国家的形成及其过程，总的说来，关于国家建设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为安东尼·吉登斯，其二则为查尔斯·蒂利。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具有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重要趋势。他将社会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时代。传统国家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集权，而是国家力量有限、社会控制程度不平衡，对城市之外的社会群体的控制和渗透基本上是比较松懈的。而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国家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民族国家权力从以往暴力的明显使用转变为行政权力的普遍运用，行政权力遍布全社会，打破了原有地方性社区的界限，形成了对人的全面监控。在国家的普遍性规范、行政监控、工业管理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下，社会演变为公民社会，而地方性社区也从以往较为独立的实体走向公民社会的行政细胞化。查尔斯·蒂利是研究国家建设理论的著名学者，他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委托主持了“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课题并于1975年出版了由他主编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一书。在该书中蒂利等人对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着重分析了当时西欧社会的军事制度、财政体制、粮食供应等方面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中所起到的作用。后来，蒂利又于1990年出版了《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忪元990-1992年)》一书，进一步对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机制进行了解释，在该书中，蒂利着重强调了战争的形式和城市

力量在形成欧洲民族国家中的作用。㈣实际上，除了蒂利，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还有一部分西方研究者强调战争和军事力量在西欧现代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如布莱恩·唐宁、萨缪尔·e，冯纳、㈣托马斯·艾特曼、布鲁斯·d，波特和巴林顿·摩尔等人。其中摩尔深入分析了暴力革命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性，指出：“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是漫长的政治演变进程中异常激烈的暴力行为，从中产生出我们所谓的西方现代民主”。不过相对而言，蒂利的论点解释范围更广泛。蒂利在关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中，认为这一过程分为两个不同步的阶段。“国家政权建设”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分化、官僚化、渗透性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并同时不断扩大财源。“民族形成”(nation-building)则主要体现在公民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
　　三、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展开逻辑
　　对于特定国家而言，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不仅需要国家建设，而且需要实现现代化，两者是密不可分的。1966年巴林顿·摩尔出版了《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概括了不同国家向现代化演进的主要道路。摩尔认为，世界的现代化主要有三条道路：第一条是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式的，经过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等一系列革命而实现现代化；第二条尽管也是资本主义的，但由于缺乏革命冲击波的震撼，经由某种反动的政治形式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第三条道路是共产主义式的，革命发动以农民为主，实现了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他看来，不同背景和时代，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阶级关系的不同组合，是导致三条道路差异和替代的根本原因。从摩尔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国家建设与现代化在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林尚立认为，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紧密相关，两者相互作用，甚至互为因果。因而，任何试图迈向现代化的社会，都面临着建设和发展现代国家、使现代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得以有效成长的历史任务。在另一篇文章中，林尚立更是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为例明确指出，国家建设主要围绕主权和人权两大轴心展开，“人类历史发展表明，这一切都必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进行，并以现代化的发展为基础。”徐勇也强调，“现代化作为一种进程，是一种全方位的历史变迁，其中，建构一个现代国家，既是现代化的逻辑结果，也是现代化的推进动力。”现代化不仅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而且是由一个分散、互不联系的地方性社会走向现代整体国家的过程，这就是国家化，或者说国家的一体化，也即现代民族一国家的建构。这些观点都强调了现代化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最早启动现代化的进程，而英国是欧洲第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是世界现代化的发源地。同样，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最早经由国家建设的过程而迈向现代民族一国家。根据现代化与国家建设启动时间、动力、顺序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将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展开逻辑区分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早发国家模式和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后发国家模式两种不同的类型。对此，我们也将按照早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两种模式来阐述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逻辑。
　　对于早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不同点，学术界已经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即在现代化以及国家建设的启动时间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先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以及国家建设的最初动力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和国家建设是由社会内部的力量自发驱动的，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国家建设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外来挑战压力驱动的特征。对于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启动顺序，研究者们存在一些分歧，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早发国家的现代化先于国家建设，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后于国家建设。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发展中社会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便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在独立建国后，再运用政权的力量推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这和西方社会经历过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正好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早发国家的现代化先于国家建设，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则与国家建设同步。阿尔蒙德指出，当今世界的国家同时处在相互冲突的要求所造成的压力之下，“集权的需要与分权的要求相冲突；提取资源与经济增长及进行投资的需要又与增加福利的要求相冲突。在当代世界

中，一个有效的国家建设战略，必须设法调解政治集权与分权、经济增长与分配之间的这些冲突。”这实际上是同意后发国家同时面临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需要。叶国文认为，从近代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发展逻辑看，它是现代化驱动国家建设。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存在着国家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两个并存的逻辑。无论是近代中国还是新中国建立后，都是现代化与国家建设同时并举。晚清时期因受西方国家入侵刺激而提出的现代化是与强化国家权力的要求同时进行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通过巩固政权推动现代化建设，之后 则以社会主义建设推动现代化建设，以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巩固和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性。中国国家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现代化并举，互相借助同时推进的。仔细分析，其实上述两种观点分歧表面上是现代化与国家建设启动顺序的差异，实质则是分析侧重点的差异。第一种观点侧重的是后发国家政治权力对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推动作用，而第二种观点更为强调后发国家同时解决多个问题的现实需要。两种观点都认为早发国家的现代化先于国家建设，而从后发国家的现实需要来讲，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不仅需要现代化提供的经济社会基础，也需要国家建设提供的政治基础，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则与国家建设是同步的，二者虽有逻辑上的承继关系，但并无明确的时空分界。根据这样一种分析思路，我们也能够理解，现代化与国家建设在中国是同时并举的，但国家建设又分为民族一国家、民主一国家和民生一国家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是先后展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经历了近代中国与新中国两个历史阶段。尽管现代化与国家建设在近代就已经萌发了，但是由于内外交困，近代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现代化与国家建设同时并举的任务，实际上，这两项任务在近代中国一项也没有完成。对此，有研究者指出，“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国家成长的历史逻辑，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国家成长，并没有在新的历史逻辑上真正建立起现代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事实，足以说明中华民国时期现代国家建设的失败。”实际上，不仅是国家主权，现代国家所要求具备的公民权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基于此，本文所称的现代化、国家建设与中国农民公民权问题主要是从新中国建立这一时间开始阐述的。由于近代中国没有完成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当新中国建立后，仍然面临着以国家主导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双重任务。实际上，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使我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可以看出决策层对于现代化与国家建设同时并举的认知。当然，不能忽视的是，近代中国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初步努力也为后来的现代化与国家建设在方向和内容等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启迪。毛泽东说过：“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这是由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历史连续性所决定的。
　　四、结论
　　现代化强调的是现代国家成长的经济社会层面，而国家建设则着重强调现代国家成长的政治层面，从这个方面而言，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展开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便纳入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范畴之内。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讲，在西方国家，这一关系遵循的逻辑是，先有市民社会，后有现代国家，市民社会构成现代国家的基础，也推动着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逻辑遵循的是：由于没有市民社会的传统和基础，需要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以国家的力量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然后通过市民社会来推动现代国家的成长。
　　注释：
　　①此处对现代化与国家建设展开逻辑模式的划分借鉴了学者们对现代化模式的划分。研究者一般认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模式划分为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模式。而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展开逻辑本身寓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其模式与现代化的模式密切相关。参见王邦佐等：《新政治学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