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咱们掰扯清楚，是捐款？还是捐税？
　　1905年的国民捐，起初肯定是民间发起的捐款，可是风潮起来后，捐还是不捐，捐多少，就未必是自愿的事了。
　　1912年的国民捐，发起人是南京留守、革命元勋黄兴，各省都督、各军各师轰然响应，这捐，还能是自愿的捐款吗？
　　《申报》上出现强制的苗头，是在5月10日。先是一则《少年中国党本部提倡国民捐办法十则》，宣布说：“本党党员未输国民捐者，本党得将该党员选举职员及被选举为职员之权，停止三次”，“凡欲入党者，须对本党承认愿输国民捐，方可入党，否则谢绝”。
　　同日的副刊《自由谈》上，编辑王钝根直接宣称“欲集国民捐，非强迫不可，强迫之道，尤宜分别职业，斟酌轻重乎？”当然他这篇文字一如既往的滑稽讽世，说国民中捐款最多者，“宜奖以名誉总统，或任择国中第一美女为妻，如报捐者为处女，则任择国中第一美男为夫”。
　　黄兴在最初提倡国民捐的通电里，基本上已算定“国民捐”是某种所得税式的捐税：“最富者更可以累进法行之，所得较多者，亦可仿所得税法征之”，5月26日，再发通电，宣布“国民捐简章”，明确规定了国民捐按资产与收入强制征收：
　　“除不满五百元之动产不动产，捐额多少，听国民自便外，其余均以累进法行之，五百元至千元为一级，纳捐千分之二??”然后依次累进，至“千万元以上，统以千分之百六十”，也就是说，500元以上的不动产，按0.2%～16%的比例收取国民捐。
　　除去不动产，月收入也要上捐。除应捐额度之外，“例外特捐”至百元、千元、万元者，政府分别给予铜牌、银牌、金牌的奖励。wwW.11665.COM
　　通电发表次日，即5月27日，《申报》的头版评论就对之提出了质疑：“各地之捐，宜由各地方自治团体定为规制，量力输捐，以表白其爱国之微诚，不必由行政长官代为之谋，致有类于勒捐之故事，损我共和之真相焉。”“勒捐”并不遥远，清季民初，各地各军，这样的事还少吗？共和时代，还容许这样的故事重演吗？
　　捐款，还是捐税，涉及一个理念之争。中华民国承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则法定税率之外，办非自愿，政府不能逼迫民众出一毫子，哪怕这人是贪官污吏、富商巨贾、浮浪子弟，同盟会从南洋、旧金山多次募得华侨巨资支持革命，也不是用征税方法进行的。但在黄兴等人眼里，国家危亡，国民有责，民国是大家的，大家都得支持，而且这支持要急！要管用！不强捐行吗？
　　集体还是个人？公域还是私域？国民捐映现出的，是近代中国至今未决的大问题。
　　按说政府喜欢搞强制纳捐，商界注重个人乐输，但广东却反了过来，商人激进程度过于政府，“商众之意，鉴于捐款疲玩，多数主张强制??其强制之法，有言宜行注册费，每人须纳一元，方得为民国籍者；有言按乡计捐，责成富户多出，以补贫民缺额者”。难怪《申报》感慨“亦可见粤省商人之爱国矣”。
　　如照此办理，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回到5月14日的一条报道，发生在同盟会另一根据地江西：
　　江西吉安巨富周扶九，收到江西公债局的信函，劝他认捐二百万。这个数额太大了！周扶九不想给，又不敢不给，只好跑到上海暂避，派自家总管周丽泉到南昌晋见都督李烈钧，希望能够斡旋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数目，再让东家回省交钱。可是省里不松口，周巨富只好一直呆在沪上，有家归不得。周总管又去哀恳江西商会，希望商会代达下情，捐款数目“早日认定”。商会却反过来劝周扶九“多认为要”。磨到最后，“认定五十万之数”，由周管家在南昌缴清，“不必派员赴吉”——如果数目没敲定，李都督是要派员去吉安强收的，难怪当初周扶九一溜烟来了上海。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一个充满爱国心的政府，再加上一个充满爱国心的商会，可以联手制造多成功的捐款运动。可是，周扶九甘心情愿吗？广东商人真的那么爱国吗？我怀疑。
　　《申报》6月1日议论道：这边说国民捐宜用累进法，用所得税法平均负担，人人不能幸免；那边说国民捐与寻常捐务不同，并无强迫性质，都说是国民的义务，“我不识国民于此又将何去何从”？
　　活在成立才六个月的中华民国，当“好国民”，还是“被好国民”， 1912年的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