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敬启：
　　杂志编辑约学生向心仪之伟人写信，我立刻念及先生。
　　近些年来，学生研究华夏治理秩序史，最近又为先生之“天人三策”作义疏，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先生实乃孔子之后儒家历史上最为杰出之人物；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伟大的创制立法者。
　　我这样说，周围一般学者甚至儒门同道，皆有不解之色。先生自己恐怕也有点惊讶，毕竟，先生构想之制度是在身后才显现出来的。在此，学生愿将这一制度发生过程向先生略作汇报，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曾从先生问学之太史公司马迁于《儒林列传》中说先生“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此处记载过于简略，学生始终好奇一个问题：先生三年不窥园，所深思者何？反复阅读先生“天人三策”，学生有一大胆推测：先生研精覃思之问题是如何去秦制，驯化秦制之专制皇权。
　　其实，此系我儒门在孔子之后一以贯之的思考主题。
　　过去百年，以启他人之蒙昧自诩的现代知识分子总是说，儒家思想、尤其是先生思想是要给秦制穿上一身漂亮外衣，而称先生为专制帮凶。这个谎言长期流传，影响深远。这些知识分子高谈“科学”，面对历史，却无丝毫科学精神，他们不读文献而忙于以讹传讹。正是这些制造关于儒家、关于传统的现代谎言与迷信的知识分子，为二十世纪新秦制之登场，进行了一番全面而及时的清场工作。
　　然则，如何去秦制？先生三年不窥园而苦思者，即为此问题吧？秦制之关键在至高无上、不受任何约束、不承担任何责任之皇权，刑治之酷烈亦源于此。www.11665.CoM对此，儒门先贤均有清楚认知，如秦博士淳于越针对这一点，当秦始皇面主张复封建，其意就在于分散皇权。汉初陆、贾二先生之核心诉求，也是皇帝所拥有之打天下式权力，也即军事性质的独裁权力。去秦制之关键在于约束皇权。然而，汉初事实已证明，皇权制下之封建，只能导致灾难，故复封建之路不通。陆、贾二先生也没有在此之外提出有效方案。然则，有效地限制皇权方案何在？
　　先生之贡献正在于此：找到了控制皇权之方案。这就是《春秋繁露·玉杯篇》所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此为先生思想之大纲乎？学生冒昧地将此概括为“天道治理观”，有时称之为“天道宪政主义”。先生对策武帝，正以此为立论之大纲领：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此为先生身后两千年治理之哲学理据。由此，治理活动被置于天人之际。这一理念实极为古老，至少始于尧舜，贯穿三代，体现于政体安排中。唯在春秋后期至汉初，伴随着世俗化，此一传统在政体层面中断。然而，孔孟皆有明确的天道信仰，经由邹衍，此一信仰系统化，并进入经学，借助经学之传播而被社会广泛接受。先生之贡献在于，循乎此一思想、观念大势，将政体纳入天道中，特别突出了皇帝对于天之责任。
　　然而，到二十世纪，诸多现代知识分子接受“科学主义”——其实他们对科学的运作机制从来都不了解——把先生思想归入“迷信”之列，因而低估先生思想之重大意义。这些知识分子不知道，秦制之绝对皇权才是真正的迷信：对皇帝个人之意志、智力、欲望的迷信。先生之理念则推动治理之理性化：皇帝必须法天而治，必须探究客观的天道，以此立法、施政。尤其重要的是，皇帝本身并无此能力，唯有儒者凭借着五经之知识，有能力探究天道。由此，儒者得以进入政体，此为政治理性化之关键。
　　又有人指控先生思想旨在确立“君权神授”，以维护皇权之绝对性。这是罔顾历史、文化脉络之妄谈：首先，天不是神，在中国历史中谈论君权神授属于概念的误用。其次，在西方语境中，所谓“君权神授”的含义也是复杂的。第三，更重要的是，秦制之皇帝自居于天，先生则明白告诉皇帝：你不是天，不过天之子耳，当孝敬于天，顺服于天。由此，皇帝之威势被大大降低，被迫与儒家士人分享治理权。
　　启蒙知识分子更没有看到，先生之理念打通了儒家士大夫进入政体之通道，从而为皇权设立了一个有形的控制力量。此即天人三

策后两策之核心内容。第一策中先生力主更化，去秦制。秦制之支柱为文法吏，故第二策中，先生提出，兴办太学，以另行培养人才；变革秦代遗留下来的以官、以富选官之官吏遴选机制，而从基层遴选“吏民之贤者”。然而太学所教者何？何为贤者？至第三策，先生提出，废黜刑名、黄老，太学仅用六艺，举贤也集中于“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这些建议环环相扣，一举改造了秦式政体：
　　首先，儒家士大夫群体形成并成为社会治理主体。秦制之官吏为习刑名狱令之文法吏，他们没有价值、信念，对自己的事业也没有情感投入。文法吏只是皇权用以统治的技术工具，而缺乏政治主体意识。更化之后，官吏多为略通一经或多经、而由社会荐举之儒生。儒生“学而优则仕”，凭借其对天人之际的知识之掌握，而进入政府，由此逐渐形成“儒家士大夫”群体。而儒家之学让儒家士大夫具有明确的价值忠诚，具有“行道于天下”的社会治理理想，因此也就具有强烈的治理主体意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先生主张之更化，塑造、引入了一个从前没有的治理主体，并且是最重要的政治主体。
　　第二，宪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秦制下权力由皇帝独家垄断，丞相为首的官吏之权力完全来自皇帝之授予，故只能被动地充当皇帝命令之执行工具。儒家士大夫的权威则立足于道、立足于经、立足于社会，相对独立于皇帝。他们形成了与皇权共同治理天下的政治主体意识。这一点推动治理架构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地说，形成了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其具体表现是武帝时形成之外朝与中朝之分离、分立，乃至抗衡。
　　第三，一元的权力统治变为多元的社会治理。秦制之政府乃依靠文法吏强制执行政令、刑律直接统治所有民众。在此，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是秩序的唯一联结机制。更化之后，政府在继续承担强制职能的同时，增加了另外一项职能：兴办文教，以德礼化民。从宪法层面上说，这个职能甚至比前一职能更为重要。由此，具有自我治理机制的“社会”形成并发育，而与政府分工、合作。秦制的统治模式被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性质也因此而大变。，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形成。秦制下，官、民乃为相互敌对之关系：政府以暴力控制民众，民众仅仅因为恐惧而服从政府。双方随时准备侵害对方，比如政府随意征调民力、物资。民众则随时准备反抗，打破权力体系。更化之后，儒家士大夫介于皇权与庶民之间，沟通两者：儒家士大夫以天道、先王之道控制皇权，教导其敬天保民；儒家士大夫主导之立法与决策也准乎“则天道而缘民情”原则，考量民意；身在民间之儒生本身也是社会自治的组织者，并与政府合作。也就是说，借由儒家士大夫与皇权之共同治理，官民之间的敌对基本化解，而形成了一个覆盖所有人的命运与治理共同体。
　　可以说，先生推动更化实乃发动了一场宪制革命。秦没有完成的打天下之后的“第二次立宪”，先生推动武帝完成了。由此治理架构大体理性化，大体稳定之治理秩序成为可能。因此这一制度具有生命力，此后两千年的历史围绕这一宪制上下波动。先生不仅为汉家创制立法，更为此后两千年中国立法，先生立论、创制之智慧，可谓空前绝后。刘向称先生“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信夫！
　　十九世纪，中国内忧外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沉寂千余年之《春秋》公羊学异军突起，尤其是南海康有为先生作《春秋董氏学》，倡明先生之学，以为现代中国之立法创制张本。
　　二十世纪以来，现代学界和知识分子因为全盘性反传统之扭曲心理，不能认识先生思想之宪政意义，反而多有毁谤。不过，过去一二十年，思想学术界与整个中国社会也经历了一场观念的“更化”：儒家思想获得越来越多的同情，先生思想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国亦在渐渐回归道统，另一次“更化”改制事业正在展开中。当此之际，先生对于更化之思考，与中道而务实之更化策略，均有极深刻之启发意义。愿先生在天之灵佑我中华早日完成更化，以臻于优良治理秩序。
　　专颂道安，末学 蒲城姚中秋拜
　　董子 即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
　　西汉儒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为后世王朝提供了统治理论基础。
　　秋风 原名姚中秋，独立学者，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 著有《为什么是市场》、《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