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书出版社时接受了一个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为毛泽东买报纸杂志。他回忆：“那时上海出版的报纸杂志有百来种，每种买一份，连英文的如《密勒氏评论报》也要。”
　　爱生活，读好书，获新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店名，总让读书人感到由衷的亲切。恰如杨绛写给三联书店的赞语：“不官不商，有书香。”这个业界以人文精神著称的出版社，早已成为爱书人心中一个值得信赖的品牌。
　　三联书店的前身是1948年合并之前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与新知书店，自1932年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以来，已有八十年历史。回顾三联前传，可谓是一部红色出版史。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在国统区正是以这三家书店为依托主体。在抗日救亡的动荡年代，三家书店共同见证了一批革命者亦是读书人，对自由精神的捍卫，对启蒙大众的执着，被誉为“革命文化的堡垒”。
　　先刊后书，品格不变
　　三家书店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皆是先刊而后书。读书出版社先有《读书生活》作基础，新知书店由《中国农村》《中国经济情报》打前阵，《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的故事最为人所知。读书出版社与新知书店创建于抗战前夕，成立之初，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成员也大多是共产党人。而生活书店原无任何政党背景，因刊布左翼文化，主张抗日救亡，后来才加入到红色出版阵营。这与创办人邹韬奋的思想变化密不可分。
　　1917年，黄炎培和马相伯、蔡元培等人有感于教育救国，在上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1925年，《生活》周刊在职教社诞生。原意是办一份指导青年职业教育的刊物，但因内容拼凑枯燥，这份杂志在1926年转到邹韬奋手里，已是气息奄奄。Www.11665.cOm邹韬奋一开始就发愿要办成一本普及性刊物，理念是“永远立于大众”，以生动晓畅的文字，给读者提供有价值有兴趣的材料。
　　创业艰难，杂志社此时仅有三人。“光杆编辑”邹韬奋因职教社开出的千字四毛的稿费太少，羞于向友人约稿。他只好取了六七个不同的笔名，如因公、心水、落霞、孤峰等，最初往往一人包办全期文章。他原名邹恩润，“韬奋”也是为《生活》写稿而取的笔名，尔后传开。《生活》栏目设置力求涵盖各色文章，言论、人物评述、海内外见闻、小说、新闻消息、读者信箱等，应有尽有。三年之间，平易近人的风格、丰富可读的内容，加之低廉的定价（订阅一年仅需一元五角），让《生活》周刊迅速风靡南北，甚至深入到边远的云、贵、新疆等省份。至1932年，《生活》周刊发行量已达15.5万份，创下了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
　　胡愈之于1931年与邹韬奋相识，志同道合渐成亲密至交。思想左倾的胡愈之对邹韬奋影响越来越大。当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仇家恨，也推动着《生活》周刊的风格发生急剧转变：由刻意适应市民的需要，“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抗日救国，刻不容缓，《生活》周刊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爱国宣传阵地。刊物也因此更受读者欢迎。
　　巨大的发行量和影响力，让国民党当局如芒在背。1932年，蒋介石派胡宗南找邹韬奋谈话，两人辩论了四个多钟头，邹据理力争：“我们只拥护抗日政府。”胡宗南只得悻悻回说“望先生好自为之”。1932年7月，国民党下令邮局对《生活》周刊“禁邮”。蔡元培两次致电蒋介石解释，均遭拒绝。蒋介石把《生活》合订本上批评政府的地方都用红笔画了出来，说：“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考虑到《生活》周刊随时有可能被查封，邹韬奋受胡愈之启发，想到如果有了书店，刊物即使被封，也可以换个名继续出版。于是1932年7月，《生活》周刊与职教社脱离隶属关系，生活书店应运而生。
　　生活书店出版与发行并举
　　邹韬奋倡言“好书皆备，备书皆好”，生活书店很快在上世纪30年代的书业界脱颖而出。从它成立后刊行的诸多出版物来看，基本价值取向与《生活》周刊一脉相承，为救亡而呐喊，为启蒙而沉吟，为民主而搏击，无不切中时代的痛痒。
　　1932年秋形势恶化，邹韬奋因上了暗杀黑名单，不得不流亡海外。1933年12月间，福建宣布成立“人民政府”，《生活》周刊因刊发了一篇题为《人民自己起来吧》的评论，以“言论反动、诽谤党国”的罪名遭禁。《生活》被封杀，生活书店还在。不到两个月，《新生》杂志又问世了。1935年，《新生》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触动日本天皇“权威”，国民党政府为向“友邦”表示诚意，也正好借机处置掉一贯

的眼中钉，于是《新生》被禁。主编杜重远被判刑一年零两个月。“新生事件”之所以轰动一时，也是意味着舆论环境的一次逆转：文人及办刊者可能因言而获罪。
　　生活书店接着推出了《大众生活》，很快最高单期销量就达20多万份，出版至16期又遭查封。后来的《永生》、《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国民》周刊“前仆后继”，愈挫愈勇，生生不息。生活书店出版与发行并举，充分利用了原先《生活》周刊的发行渠道。胡愈之就感慨，此前的进步书店没有钱，卖书要通过别人的书店，但他们有时“有充足的理由不卖你的书”，钱一下周转不过来，出了几本书就关门了，其实并不是被国民党封掉了。
　　这一经验也被其他两家书店所借鉴。李公仆、柳湜等人创办了半月刊《读书生活》，每期销售1万份左右。1936年，杂志社想把《读书生活》上的文字结集成书，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更名为读书出版社)便诞生了，由李公朴任社长。1935年的“新生事件”，让高举进步文化旗帜的媒体都备受压力。《中国农村》《中国经济情报》也面临被迫停刊的危险。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生等刊物同人讨论再三，选择顶风而上，集资合作办起了新知书店。
　　邹韬奋1935年回国后，国民党还是想把他争取过来。杜月笙便曾找过邹韬奋，说蒋介石约他到南京当面一谈。邹韬奋选择不去。第二天戴笠仍奉命去南京火车站接他，当然接不到。天突降大雨，回来路上车子翻了，弄得戴笠泥泞狼狈不堪。邹韬奋写道，“在他们看来，我大概是一个最不识抬举的人！”三年后他在重庆偶然得知，原来是“御用笔头”陈布雷忙不过来，蒋要他做陈布雷第二。随后1936年11月，苏州法院便以“危害民国”罪将邹韬奋、李公朴、沈钧儒等七人逮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案”。邹韬奋直到1937年7月才重获自由。 活书店的奠基石
　　三家书店吸引了一大批追求进步民主的年轻人。仲秋元老人今年八十多岁，离休前是文化部副部长，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19岁的他因喜欢邹韬奋的文章，遂报考了生活书店。考试颇与众不同，报名时要交一份自传，谈自己的情况，谈理想与抱负。笔试除各岗位的专业考试外，还有关于时事的几十道题目，比如对西班牙内战的看法、抗战要如何取得胜利等，接下来是面试。“几百人报名，最后被选上的，也就是四五人。”
　　生活书店的民主管理，更让仲秋元感慨良多。生活书店对内是合作社，为集体所有制，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每个工作人员都是书店的主人。理事会是书店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全体职工大会选出，处理重大问题。书店还极其重视员工素质的培养，实行7小时工作制，外加1小时读书时间，组织“读书会”，自己选书，自由讨论。每月还会请学者名人来给员工作报告，讲文学哲学，也讲时事时局。生活书店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每周一期，公开征求对店务管理和工作的意见，所有的建议都必有反馈。“每期上都有韬奋先生自己写的文章，和大家谈职业修养，谈事业管理，现在哪个出版社的负责人还会这么做？”
　　邹韬奋常说，服务精神是生活书店的奠基石。书店设立了邮购科，专为读者服务。当时国内外的读者来信不光托买书报，甚至还有药品、衣服、鞋子等，邮购科就尽力去做不怕麻烦。有时买的东西让人不满意，还要包换。到一个地方，认不得路、找不到旅馆、买不到车票、有信转交，找当地的生活书店准没错。生活书店的门市布置如图书馆，随意取阅。邹韬奋还定下规矩，不可公开斥责偷书者。这种精神当然会赢得读者的信任和回报。生活书店打算复刊《大众生活》时，被当局阻挠，要将事先筹得的股款退还读者，不料许多人纷纷写信来愿将钱款直接赠予书店，以示支持。
　　新中国后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出版家范用，14岁起便在读书出版社工作。他的一项工作任务便是为读者办理邮购。他不时收到来自延安的来信，写信人李六如，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长。每次来信都附有一张购书单，用毛笔写在油光纸上，大家都认出是毛的笔迹。等到抗战胜利后，范用又调到上海，组织上还交给他一个任务——为毛泽东买报纸杂志。他回忆，“那时上海出版的报纸杂志有百来种，每种买一份，连英文的如《密勒氏评论报》也要。”买来的报纸杂志，打包托党的贸易机构运走。1946年，他还帮延安购买过一大批字典，将市面上能够买到的各种字典搜罗了几百本，装了两麻袋。不过这批字典最后随叶挺、博古乘坐的飞机撞到了黑茶山上，没能

到延安。
　　“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读书出版社出的第一本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当时仅25岁，在杂志任编辑，这本书是他在《读书生活》上每期发表的哲学讲话的结集。《大众哲学》极为通俗易懂，从孙悟空与二郎神斗法说到卓别林和希特勒的小胡子，从生活琐事谈到国家大局，将一个个枯燥艰深的哲学命题剖析得深入浅出，并特别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大众哲学》一面世就广受欢迎，不到五个月内竟连续出了四版，此后更创下连出32版的奇迹。
　　当时流传对青年影响最大的有一本书和一支歌。歌是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书便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许许多多青年人带着它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蒋介石便说《大众哲学》害死人！为此他曾大骂陈立夫：共产党能写出，我们怎么就写不出来？毛泽东给在苏联留学的儿子毛岸英也寄过一本。他曾去信给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叶剑英，嘱咐他多买一些《大众哲学》带回延安来，供提高干部思想水平之用。为大众出好书，成为三家书店的共识。比如生活书店推出的“世界学术名著译丛”、“青年自学丛书”、“抗日救亡文丛”等重量级丛书，也鼓舞和滋养了无数心灵。
　　三家书店还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人士团结在其周围。生活书店创办的一系列杂志：《世界知识》、《太白》、《文学》，鲁迅、茅盾、郁达夫、洪深、郑振铎、陈望道、夏衍等人，都曾为其做过编辑或供稿。杨绛和钱锺书寓居上海时，两人经常下午四点后到家附近的生活书店看书，称其为“我们这类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作家艾芙抗战期间举家迁徙撤退，一筹莫展之际，正是读书出版社的接济才渡过难关。1936年，郭大力、王亚南着手翻译《资本论》，此前他们与国内各大书店联系出版都被婉言谢绝。后找到了读书出版社。艾思奇一听，明确表示：“两位先生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们出版社为能做这样的巨著，哪怕是卖床铺门板也干！”他与经理黄洛峰商议后，从社里周转资金中抽出2000元专款在银行另立账户，每月支给郭、王每人40元作为预付稿酬。他们得以解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埋首翻译。1938年第一个《资本论》的中文全译本问世，遂成一代经典。
　　重重打压，禁书关店
　　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下，不要说坚持出有品格的好书，就是在夹缝中生存下来也实属不易。禁书由来已久。1914年12月袁世凯颁布的《出版法》，开中国现代图书审查制度之先河。1938年日寇进攻武汉，在全国人民保卫大武汉之际，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规定图书报刊的原稿均须送“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如通过则发给审查证，印在封底，方能发排付印。文章中还不能出现诸如“红军”、“边区政府”等词汇，“工人阶级”要改为“工人社会集团”，“国共合作”要替换成“精诚团结”等等。全国编辑出版界大为愤慨，在报刊上大开“天窗”以示反抗，不久政府又下令禁止开天窗。
　　“久病成良医”。与检查人员周旋久了，书店也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首先是“改头换面”。比如生活书店第一本被禁的书，便是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用的是瞿的笔名，仍被文化特务嗅出气息，瞿秋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书当然不能卖。于是把书名改为《坟场》，再换一个笔名，继续出版发行。生活书店1935年出版的《文艺日记》，选有鲁迅、茅盾等著名作家极富斗争精神的语录，经理徐伯昕估计一次送审，势必难过关，于是分成一小批一小批地送审，让检查官不经意间通过了。等到书印好后，已到读者手中时，检查老爷们大为惊诧也为时已晚。生活书店的“救亡文丛”里，还出版过一本《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文革”中曾被挖出来作为“黑店”的凭证。实际上这本书正是由中共南方局编辑后才交生活书店出版的，原因是周恩来依据毛泽东的指示——利用蒋的言论压蒋抗日。 6月，国民党派几个会计专家来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查账，看有否领取共产党的津贴，无果而归。7月，主管国民党文化出版的刘百闵，来找邹韬奋谈判，提议生活书店可与国民党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联合”或“合并”。遭到回绝后，又建议可由政府注资，派驻两人办公监督，只是挂个空名，并不会实际干涉生活书店的事务。邹韬奋说，接受“监督”等于失掉店格，绝对不能接受。刘百闵只好摊牌说，“这是蒋总裁本人的主意，不能违反。”邹韬奋回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从1939年至1941年，生活书店的56家、

读书出版社的7家、新知书店的8家分支店，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出于“言论自由”的装饰，三店均仅留一家重庆分店。
　　三店联合，诞生三联
　　三家书店一开始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策应配合，结下了兄弟书店的战友情谊。读书、新知书店刚成立时，最初的出版物大都由生活书店总经销。新知书店创办时，资金短缺，徐雪寒经胡愈之找到邹韬奋，得到生活书店拨出1000元赞助，占到启动资金的一半。
　　面对国民党的蓄意打压，1940年，周恩来具体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三店一日不封，营业便照常进行。周恩来还找来三家书店的经理谈话，要求他们去敌后开展图书出版发行工作。三店又联合班子先后派人到延安、太行等地设立华北书店，到苏北设立大众书店，到东北设立光华书店。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三家书店收到了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胜利在即，广大收复区需要三店去开设分店，如果继续分开经营，各谋发展，现有力量不足应付需要。因此三家必须联成一体。于是三店开始分步骤走向全面联合。1945年10月，三家在重庆的分店联合组成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一次使用了“三联书店”这一名称。
　　1948年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认定三家书店“专为共匪宣传”，发出查封密令。当年10月，三店得知消息后紧急应变，决定同时撤退。为瞒过敌人，先陆续往香港转移了人员物资，然后派范用到大公报预先订了一个广告位，等深夜十二点报纸临开印了，才将广告稿送过去。10月18日一早，全上海都看到大公报上并列登出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宣布停业的启事。等特务发觉赶过去时，已是人去楼空了。
　　仅仅过了几天，1948年10月26日，三家书店在香港完成了彻底的合并工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宣告诞生。这实际上也是书店即将开赴解放区的誓师大会，合并完毕，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迁至北京。此前十几年的红色出版史中，“国内共出版‘红色读物’400余种”，三家“就出了200种”。三家书店共计出书2000余种，期刊70种。如此可观的成绩，来自于读者与作者的双重支持，也无声折射出一个时代人心的向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