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民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时代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现象，抗战歌曲通过表现饱含殷情的抗日救亡内容为主，成为团结群众、鼓舞士气、凝聚民心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工具武器。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不仅创造了中国音乐史上的新体例和新境界，开创了全民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斗志，坚定了全国人民赢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为中国人民艰苦卓越的八年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石。
　　关键词：抗战歌曲；歌咏活动；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g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3-0094-032009年5月21日，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广电总局等10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广泛开展“爱国歌曲大家唱”群众性歌咏活动的通知》，从而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传唱经典革命歌曲，缅怀革命先烈，以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聆听历史回声的群众性歌咏运动。回顾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同样有一种声音气势雄浑，回荡华夏，令人久久不能忘怀——这便是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抗战歌曲。据不完全统计，仅2005 年由花山出版社发行的《抗日战争歌曲集成》即汇编有6000多首作品，足见其繁盛之极。而伴随着抗战歌曲的广泛传唱，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亦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遍及全国的群众性爱国歌唱活动。由此，为弘扬中华民族抗战优秀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习和借鉴文艺创作宣传创新意识，丰富和拓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中心充分发掘馆藏抗战文献资源，从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西藏等全国抗战大后方的报纸、期刊及书籍等出版物上搜集整理出了数百首具有代表性的抗战歌曲。Www.11665.cOM
　　一、抗战歌曲产生的历史语境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抵御外侮并赢取全面胜利的民族战争。期间，全国人民不分地域、民族、党派、信仰，团结一致、同舟共济，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为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有力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并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而揭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崭新一页。
　　在当时全国热情高涨的抗战语境下，中国音乐界也掀起了富于激情和感召力的抗日歌曲、歌咏活动的革命浪潮，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抗战歌曲创作景象。从时间范畴来看，抗战歌曲创作与歌咏活动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可称为抗日救亡歌唱时期。期间，以1935年为断限，根据抗战歌曲歌咏活动发展特征的不同，这一阶段又可划分为两个小的阶段。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即成立了抗日救国会，著名作曲家黄自旋创作了四声部合唱《抗敌歌》（即《抗日歌》），其与何安东创作的《奋起救国》(陈黄光作词)等，作为我国最早由专业音乐家创作的抗日歌曲[1]，从而唱响了抗日歌曲初创和救亡歌声的旋律。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侵华暴行进一步激发了音乐界创作抗日救亡歌曲的热情。此时，黄觉又创作了歌曲《旗正飘飘》、《九一八》、《睡狮》等。据统计，在1932年间出版的抗战歌曲作品即有《救国豪歌四十曲》、《抗日救国名歌集》、《抗日救国歌曲集》、《爱国歌曲》、《前线去(爱国歌曲集)》等数十部专著[2]。期间，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著名音乐家聂耳开始学习歌曲创作。在1934-1935年间，聂耳通过歌剧、电影等媒介，与田汉等人联袂创作了诸如《毕业歌》、《前进歌》、《自卫歌》、《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告别南洋》等广为传唱的抗日救国歌曲。聂耳及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横空出世，标志着抗战音乐事业进入崭新的更高境界。随着抗战歌曲创作的繁荣发展，抗战歌咏组织和活动也迅猛涌现出来。1935年2月,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刘良模率先组织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抗日救亡歌咏团体——“民众歌咏会”。1936年1月，中国音乐界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歌曲作者协会”亦在上海宣告成立。协会成员涵盖了全国从事抗战歌曲的各类创作人，如任钧、冼星海、贺绿汀、麦新、刘雪庵、吕骥、江定仙等。总而言之，“在‘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救亡歌咏活动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仅在上海就很短时间内先后成立了上百个歌咏团体。到1936年冬‘西安事变’之后，几乎全国各大、中学校，甚至在国民党的某些政府

关、军队，以及国外的爱国侨胞当中，各种类型的歌咏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广泛建立了起来”[3]。
　　第二阶段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一阶段可称为全民族抗日歌唱时期。“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与此同时，中国音乐界与文学界的各方面人士在全民性的抗日救亡歌唱歌咏运动中逐渐汇聚拢来，以抗战音乐为旗帜和武器，高唱民魂战歌的嘹亮乐章与日军誓死拼杀。
　　1938年1月，由全国音乐界各方面代表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音乐组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一个全民族歌唱的音乐抗战局面逐渐形成。4月1日，在中共和国民党合作下，中国政府抗战文艺领导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于武昌成立，并由郭沫若担任厅长一职。“三厅”继承左翼革命音乐的传统，团结民主党派与无党派各界人士，广泛开展了各种民众歌咏运动。7日，为庆祝台儿庄大捷，“三厅”决定举行大规模民众歌咏运动。于是，“台儿庄大捷万人大合唱”在冼星海、张曙的指挥下，齐声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歌八百壮士》、《救国军歌》、《中华民族不会亡》等抗战歌曲。紧接着，盛况空前的“水陆火炬歌咏大游行”也随之展开。其时“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歌唱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4]。
　　同年12月，“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在“陪都”重庆成立，由陈立夫任“名誉会长”，盛家伦、贺绿汀等当选为理事。其他大小音乐班、歌咏团、演奏团等音乐团体更是不胜枚举。这些抗战音乐团体奔赴祖国各地，通过组织举行抗战宣传周、纪念会、音乐会、游园会、歌咏游行等如火如荼的抗战歌咏活动，不仅传播了抗战救亡歌声，播洒了抗战音乐火种，其更用民魂战歌的嘹亮乐章唤起了大后方民众的抗日激情，进一步点燃了各地的抗战音乐烈火，使抗战救亡歌声遍布全国，有力支援了抗战民族解放战争。 曲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无论是在国民政府统治的大后方，还是在延安、陕甘宁根据地以及东北抗日根据地，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抗战歌曲产生于烽火连天、民族存亡的反侵略的历史语境之下，作为团结群众、鼓舞士气、凝聚民心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工具武器形式，以表现饱含殷情的抗战救亡内容为主，营造出动员和鼓动全民抗战的热情氛围，进而凝聚起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爱国意志，化成为集群众性和民族性于一身的中华民族民魂战歌。
　　（一）抗战歌曲主题鲜明，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旋律优美，感染力与号召力极强
　　从具体创作的范畴上看，抗战歌曲紧紧围绕“为民族存亡而战，誓死抗日，不当亡国奴”的中心主题，既有慷慨激昂、豪放粗犷的合唱曲，又有深沉稳健、悲壮沉郁的独唱曲，还有电影、话剧、歌剧的主题曲或插曲，以及各种形式的军歌、颂歌、纪念歌等等，类型繁多、风格多样。这些旋律优美的抗战歌曲，充满着爱国主义时代激情，切实地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因而感染力与号召力极强，得以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而广泛地传唱。
　　抗战歌曲大多以慷慨激昂的“战歌”姿态，犹如战斗的号角，以大无畏勇往直前的气势、雄壮有力的旋律，激励着全民抗日的坚定意志。抗战歌曲最多的是表现中国军民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勇于牺牲、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如《全民抗战歌》、《出征抗日歌》、《抗敌先锋歌》、《赴敌》、《战歌》、《战斗员进行曲》、《反侵略歌》、《反侵略进行曲》、《歌八百战士》、《保卫大武汉》、《到敌人后方去》等。此外，它们既有直接号召民众参加军队奔赴抗日前线的抗战歌曲，如《总动员歌》、《当兵去》、《从军歌》、《劝夫出征歌》、《热血歌》、《中国男儿》、《加入义勇队》等；也有表现中国军人英勇杀敌的各类军歌，如《中国空军歌》、《空军仁风歌》、《新中国空军进行曲》等；还有表现各个行业支援抗战前线的歌曲，如《筹债歌》、《募寒衣歌》、《出钱劳军歌》、《送出征勇士歌》、《军民联欢歌》等，不胜枚举。
　　同时，抗战歌曲以叙事式抒情性的“悲歌”意境，同样激扬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人民的抗战爱国热情。这类抗战歌曲情真意切，不乏激动人心的优秀之作，如《嘉陵江上》、《松花江上》、《长城谣》、《江水谣》等。抗战抒情歌曲往往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悲伤

、痛苦与激昂、仇恨等多种情感的交织错落，唤起民众埋藏心底的爱家爱国之情，从而激励人们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其中，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和诗人端木蕻良于1939年在重庆合作完成的《嘉陵江上》颇具经典风范。此歌曲以满腔执著的爱国深情倾诉出一个淡远深邃的意境：流亡到大后方的人们，悲愤地“徘徊在嘉陵江上”，积蓄于心头的对日寇的切齿痛恨，在交织于对故乡真挚眷念之情下愈加炽烈，但内心深处亦不失愤怒和复仇的决心。
　　（二）抗战歌曲植根于民族土壤，孕育于民俗曲蕴，民族风范突出，爱国主义时代精神显彰
　　抗战歌曲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从中汲取沉郁厚重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并在继承民族民间音乐遗产和借鉴西方作曲技法的基础上努力创新，终探索出具有浓郁民族精神和广泛民众性的抗战歌曲，从而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歌唱作品。这些抗战歌曲不论是曲调旋律、创作技法，还是主题内容，大多是采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创作或改编而成，讲求曲体裁民族风格与现代创作技法的统一，创作手法新颖细腻，在具备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创新意识的同时，也把一些西方作曲技法自然地融汇于作品之中，因而抗战歌曲都是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富有中国风格和民族特色，且具有浑然天成的独特创新的艺术个性和魅力。这些正是抗战歌曲穿越历史时空、葆其艺术青春与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如张寒晖创作的颇具东北民歌特色的《松花江上》采用中国民族音乐传统中顶真的手法，逐层演进，旋律哀怨柔婉，如声声的哭诉和悲愤的呼号，环回萦绕，反复嗟叹。《松花江上》的词曲亦悲且切，如泣如诉，撕心裂肺，撼人魂魄，最强烈地触动了中华民族刻骨难忘的失地流亡的悲壮之情，歌声所至，莫不令人潸然泪下，可以说是一首不朽的民族悲歌。同时，这血泪凝聚的民族悲歌莫不激励着中华爱国儿女奔赴抗日战场、英勇杀敌。《松花江上》与刘雪庵谱写的《离家》、《上前线》两首著名抗战歌曲，并誉为“流亡三部曲”。
　　又如刘雪庵谱写的《长城谣》在吸收了山西民歌曲调的基础上，采用小提琴与钢琴来伴奏，是为典型的五声调式。《长城谣》有着浓厚的民歌叙事及抒情的特点，感情细腻委婉，意境悠远，通过苍凉悲壮的意境抒发了对故土家园的浓郁思念与热爱之情。刘雪庵的《长城谣》与冼星海根据河北民歌曲调创作的慷慨激昂的《保卫黄河》，一慢一快，犹如双剑合璧的利器，投向敌人，激励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战热情！长城与黄河，作为抗战歌曲的抒情意象，预示了中华民族历史的象征，凝聚着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无疑具有特殊的影响作用。总之，这些抗战歌曲“有的具有民歌的素质，有的则有着戏曲和说唱的特征，有的抑或借用了传统民歌的内容和形式，有的则将民间音乐的曲调和群众的语言有机地结合起来……不管如何，无论哪种做法，都有创新，都赋予了新的时代的精神和内容，并与现代的音乐创作技巧相结合，最终达到风格新颖、形象生动，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些歌曲精品源于人民，还于人民，成为民族精神的丰碑”[5]。
　　三、抗战歌曲的历史地位与意义
　　作为全民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时代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现象，抗战歌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并延伸为中国全民抗战的精神武器，它不仅创造了中国音乐史上的新体例和新境界，开创了全民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斗志，坚定了全国人民赢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为中国人民艰苦卓越的八年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石。
　　（一）抗战歌曲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力，激扬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精神和抗战热情
　　早在1933年11月，萧友梅在上海所作的《音乐的势力》的演讲中指出：音乐的势力或者说音乐的效力之一是“音乐的节奏可以指挥最大群众，可以统一整个民族的举动。”[6]对此，冼星海也说:“在抗战期中，全世界的艺术界都注意中国，尤其在新音乐发展方面。他们称我们的民族是‘歌咏民族’，因为根据我们抗战歌咏的普遍和发生了作用的原故。成为中华民族的呼声的抗战歌曲，绝不是偶然的，它是通过大众、通过斗争而后组织，从整个民族反映出来的民族音乐，民族呼声。”[7]由此可见，抗战歌曲通过或激昂或悲情的旋律传唱，让听众不仅深切感受到日本侵华的蛮横残暴，更认知到中华民族誓不屈服的民族认同感与无比强大的凝

聚力，从而唤醒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意志，并激励了民众为中国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在这些歌曲的感召下，广大民众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各种形式的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全民族抗战事业，体现了特殊时代中国民众的精神风貌。因此，可以说抗战歌曲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以至于“抗战结束以后，曾有日本人在台北阳明山提出中国抗日，并非器械战略战术致胜，而是端赖抗战歌曲激动人心甚大。”[8]此言虽有偏颇，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抗战歌曲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具有特殊地位和伟大意义。 歌曲是大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现代歌曲文艺创作和宣传创新有借鉴意义
　　抗战歌曲形式之丰、传唱之广、反响之烈、影响之深，是空前的。它在中华民族近现代革命史和音乐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俨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抗战歌曲汲取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融汇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间音乐及民族风格，贴近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蕴含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英勇气魄，真切表达出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精神。另一方面，中西合璧的抗战歌曲，开创了时代召唤下新品种、新体式的作词、作曲技巧，可谓是中国音乐园地的艺术奇葩。抗战歌曲的艺术价值与强盛生命力，以及它在广大民众中获得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效力，对于充实和丰富现代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的音乐创作，弘扬和拓展现代音乐对民众的宣传动员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和借鉴价值。此外，容易让人忽略的是，国共合作对于抗战歌曲，尤其是抗战歌咏运动的兴起有着举足轻重、甚至是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由此，抗战歌曲不可逆转地赢得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由衷热爱并唱响大江南北。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一文中说道：“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会是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9]著名音乐家赵沨在《中国新音乐运动史的考察》也说道:“一般士兵，战斗员，人民觉得唱歌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10]可见，抗战歌曲是中国人民赢取抗战胜利不可缺少的精神武器。时至今日，抗战歌曲的传唱与传承，更让我们能够重新回顾国共合作、共渡劫难的这段奋斗历史。或许，这慷慨雄壮、同仇敌忾的民魂战歌对于海峡两岸友好合作、和平统一也无不具有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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