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哲学思潮对现代性中的元叙事、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等观念有着多方位的解构和批判，其思想价值是深远和珍贵的。后现代理论中蕴含着许多对科学哲学有借鉴和启迪价值的思想因子。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张相互辉映，哥德尔定理、突变理论、混沌理论、复杂性科学、自组织理论、非线性科学等诸多新兴科学正在变革着科学的知识构成、内部结构和整体性质。一种观念层面的“后现代科学”正呼之欲出。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哲学；后现代科学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3－0047－06
　　收稿日期：2011－02－13
　　作者简介：黄秦安，男，陕西西安市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后现代思潮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西方社会中逐渐兴起的一种思想、文化和社会运动。美国哲学家罗蒂把海德格尔、杜威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看做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来源。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哲学逐步进入西方哲学主流。在后现代的理论视角下，西方传统的、深具现代性的启蒙精神、理性、总体性、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思维方式等都遭到普遍的批判。后现代把一切预设的思想基础都作为质疑和解构的对象，这种批判精神是弥足珍贵的。
　　在后现代的视域之下，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也受到了质疑，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开始被解构。我们认可后现代对具有宏大叙事特点的科学规划的解构，但并不认同后现代对科学价值独特性的普遍怀疑。我们并不完全赞成解构性的后现代科学观，但是一种超越现代性科学范式的具有“后现代科学”特征的科学发展趋势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WwW.11665.cOm
　　一、后现代思想的基本哲学主张
　　从时间序列看，关于“后现代”(postmodem)这一概念，据学者们考证，从语源学看，英国画家查普曼于1870年的个人画展中首先提出“后现代”油画的概念。德国的卢纳尔夫曾于1917年提出一般的“后现代”的称谓。德国作家潘维兹在其《欧洲文化的危机》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这一概念。还有西班牙的奥涅克斯、英国神学家贝尔、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这一名著中等均有所提及。按照汤因比对西方历史的划分，从1875年开始，西方文明开始进入后现代。但上述学者在使用“后现代”一词时的意义均不尽相同。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后现代的许多思想可以追溯到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而后现代作为一股强劲的文化潮流和哲学思想，应该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
　　从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难解难分的争论中可以看出，现代还远远没有结束，而后现代则已经开始了。两者在时间上、观念上所具有交叉性、交互性和重叠性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后现代的概念是以现代的概念为构词基础的，所以后现代的概念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现代的概念而独立存在的。
　　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在其《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后现代的基本观念和立场。利奥塔尔指出，“元叙事”(metanarratives)或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借助于元叙事可以建立起一套自圆其说的被赋予合理性的游戏规则和话语。而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随着元叙事走向衰亡，主体和社会领域的非中心化逐步成为后现代的主题，元叙事开始转向局部叙事。利奥塔尔对知识的这种被“解合法化”到新的合法化的转变作了如下描绘：“普遍元语言的原则被能够证明指示性陈述的形式公理体系的多样性原则所代替；描述这些体系的元语言是普遍的，但彼此并不一致。在传统知识和现代科学中常被视作悖论，甚至是谬论的认识均可以在这样的体系内找到新的力量与信心，并能赢得专家集团的认可。”因此，利奥塔尔倡导抛弃绝对标准、普遍范畴和宏阔之论，支持局部类型、容忍差异、历史的和非中心化的后现代科学知识。
　　法国哲学家福柯从对权力、考古学和知识谱系的研究开始其对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尽管福柯并不认可给他的理论见解贴上固定的诸如“后现代”的标签(这其实也正是某些后现代思想家的多变和特立独行的特征)，但福柯的整体思想无疑是极具后现代气息的。与许多后现代思想家一样，福柯的思想中有很深的尼采主义和海德格尔思想渊源。福柯主张放弃对知识基础和知识体系的追求，强调了非中心化世界的重要性，赞成采用“谱系学”代替科学。他敏锐地指出

，在被标榜为“理性”和“合理化”的传统思想及其方法的背后，隐藏着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的权力的本质。福柯推崇“精神分析学”和“文化人类学”，认为它们的质疑、批判和论争功能使得它们在知识的整体空间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是解构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秉承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德里达发起了对追求普遍性、本质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在“书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一章中，德里达描述了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逻各斯”的长期统治状态：“决定真理的一切形而上因素，甚至海德格尔提醒我们的超越形而上本体神学的那个因素，无论以哪种方式理解该词的意义——在前苏格拉底或哲学的意义上，在上帝的无限理解或在人类文化学的意义上，在前黑格尔或后黑格尔的意义上，都或多或少与逻各斯密不可分，或与在逻各斯的线性发展中思考的一种理性密不可分。在这个逻各斯内部，与语音的原始和本质联系从没有间断过。”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关于能指与所指的划分及其意义的深刻影响，德里达企图通过颠覆“逻各斯主义”在言说与书写、存在与非存在、本质与表象、所指与能指等范畴之间作出的二元划分中所显现的单向中心性(即指派给前者以比后者更多的重要性)，从而使“自由游戏”式的文本能指系统摆脱外在(实在)世界的束缚，获得其可以高扬的存在性。
　　美国的詹明信的力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奠定了其在后现代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要谈后现代主义，首先要同意作以下的假设，认为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之间，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某种彻底的改变、剧变。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我们必须跟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而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之产生，正是建基于近百年以来的现代(主义)运动之上；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决裂性’也正是源自现代主义文化和运动的消退及破产。”詹明信把后现代主义看做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重要表征。詹明信相信，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任何理论叙事所隐含的“总体性”只能建立在现实和文化文本的破碎性之中。詹明信把“无深度感”、“浅薄微弱的历史感”、“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语言”以及全新的情感状态、新科技的发展等看做是后现代文化的主要构成元素。 的捍卫者，德国的哈贝马斯并不认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解。虽然哈贝马斯承认现代性有其内在的缺陷和困境，但却并不认为现代性已经到了必须被否定和抛弃的地步。哈贝马斯写道：“我认为我们不应抛弃被视作注定要失败的现代性和它的构想，而是要从那些试图否定现代性的奢侈而又过度的计划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哈贝马斯倡导新保守主义和交往理论，用来克服现代性的问题。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解释是“保证自己得到完完整整、不多不少的复制”。对于这一定义，我国学者盛宁的理解是，是资本主义自己给自己确定了一套原则，有了这些原则，就具备了某种自足自律性；它就不再需要仰仗任何外在的权威、传统、神祗和真实等为自己的存在争得一个合理性了。与许多后现代思潮具有的非理性主义传统不同的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的认识出发点是理性主义的，在他看来，像解构主义者德里达的工作就被归为尼采非理性主义的一个种类。而诺里斯(norris)认为，哈贝马斯对德里达工作的这一认识定位是一种误读。基于现代性的认识立场，哈贝马斯始终无法与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达成共识。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20世纪末西方科学哲学的舞台上也是盛极一时。与哲学上一般后现代理论较为宽泛的认识视角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将其认识定位在“科学”这一特定的知识概念之上，对科学活动的本质、过程、方法以及科学知识、科学真理等进行了社会学层面上的解读。
　　以美国的大卫·格里芬(griff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倡导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格里芬主张在“解构性”(或“消除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或修正性)的后现代主义之间作出区分。格里芬写道，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试图战胜现代世界观，但不是通过消除上述世界观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建设性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

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单独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
　　上述各种后现代哲学流派和思想对于整个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虽然各种后现代理论表面上给人留下一种论点丛生和杂乱无章的印象，但概括看来，后现代思潮的一个认识基点就是对一切经典理性主义和现代性思想(这里现代性的意义是指自文艺复兴开始发轫直到启蒙运动之后逐渐定型的西方主流文化思想，包括主体性、理性观念、自由、民主等)的普遍质疑、怀疑和解构。
　　二、后现代视域下的科学：从解构到建设
　　对于科学，尤其是科学主义，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致力进行一种解构和批判。在各种关于科学的后现代见解中，解构性的后现代科学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审视了科学的内在局限性，但是对科学精神的普遍解构仍然具有不少危害性。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和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他们都认为科学其实是无法与其他文化形式划界的。罗蒂在对维特根斯坦、杜威和海德格尔三位哲学家的思想的共同点进行归纳时宣称：“对知识、道德、语言、社会的基础所作的研究可能仅只是类似于教义辩护的东西。”因此，在罗蒂看来，无论何种类型的研究及其知识体，都被齐一化为某种主观本位的、预先设定的信仰。罗蒂专横地写道：“当伽利略找到他的数学化词汇时，他已经在成功地完成他的探究。而这一探究，在我能给出的惟一意义上说，是解释学性质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达尔文。我看不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与圣经注释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化历史学家所从事的事业有何不同。”费耶阿本德断定，“不仅不可能有一般的科学和理性的理论，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科学合理性这种东西”。他在《反对方法》一书中提出：“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的口号，并提出了“怎么都行”的“反规则”方法论。其立论根据是：科学是复杂的、异质的历史过程，不能用精确的固定的逻辑范畴来把握，任何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传统的理性主义规则论不仅有害于科学的批判能力，又易导致人的思想僵化，缺乏创新精神。科学研究中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原则，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便是“怎么都行”。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持有与罗蒂和费耶阿本德相类似的论点。“在德里达看来，真理不过是各种高尚的隐喻，一种语言对真理‘武断’愿望的产物，从而剥夺了真理的内容与解释的力量。在他那里，‘实在’的科学观念不过是一种描述上的方便手法，是一种隐喻，这种隐喻的出现并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只不过是它碰巧满足了某些在当前享有声望的研究纲领或范式的需要”。通过对法国哲学家巴什拉科学哲学思想的解读，德里达得到的结论是，所有的概念都是隐喻。具体看，“在科学认知过程中，‘口头的障碍’常带着一种形式上确定的隐喻、确定的范围，在口头‘表达’的、‘隐喻引诱理性’的严格意义上，甚至可以超过语言。另外一方面，客观知识的心理分析必须首先‘直接的隐喻’。”在德里达那里，科学变成了一种隐喻式的修辞，而所有的科学方法只是一种隐喻的手法。德里达认为，即使在严格的逻辑和严格的定义中也无法消除隐喻的痕迹。而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又常常作为其理论的依据。
　　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是其强纲领ssk的一些基本主张包括：科学的内容和结果只能根据其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来塑造和理解。科学研究的产品，即所谓的自然律，必须始终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其有效性依赖于专家之间的默契。科学只不过是众多“故事”中的一种。评价科学成果的最好方式就是质问：如果某一论断被认为是真的，那么说话者代表了谁的利益。因此，对大众来说，关键问题不是科学的结果是否经受了很好的检验，而是它代表了谁的利益。因而，科学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政治学。科学研究的结果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比起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民族科学来说，欧洲科学并没有客观上的优越性。科学是战争、环境灾难、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优生学和帝国主义的同谋犯。美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史蒂芬·科尔在《知识的制造》一书中概括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几个基本假定：“首先，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一个由规则支配的活动，科学并不遵循一套能引导科学工作者独立发现真理的程序。第二，他们认为科学争论并非总能由经验证据来裁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在哲学上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否认自然界作为

客观外界的重要性，否认自然界对科学知识的内容有重要作用。”依照上述假定，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就成了科学思想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格里芬表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见解：“传统的观点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只有真理才能给我们以真相，现在，这种观念已经被某些领域代之以相反的观念。新的观念认为，科学既不能给我们以真理，也不能探求真理。这一极端的观点(有时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是以一些观念的影响为基础的。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解释和我们的感知取决于语言，取决于整体文化，取决于那个时代的主流世界观，取决于个人的(包括无，意识的)利益，取决于种族、性别和阶层的利益。这一认识使得人们得出如下结论：世界观完全是一种结构或一种计划，根本不是什么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思考或发现。即使说到真理，真理的真正意义以及决定真理的标准，有时被认为是完全视具体情况而定。”从上面一段话可以看出，格里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观和真理观是颇为欣赏的，但在接下来的表述中，他似乎又不完全赞成上述观点。他把上述观点称为“极端的观点”。格里芬认为：“我们无需否认科学能够发现真理，也无需否认科学有时的确发现了真理，这样才能认识到，世界观、方法以及科学团体的后果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超科学的利益和偏见的产物。这一认识是极为重要的。”这明显是一种调和的观点。
　　三、后现代语境下的科学建构
　　应该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的主要是现代性意义下的科学。而现代性意义下的科学只是科学在其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局部的、有限的和暂时的构成。因此，与某些后现代主义者一味地对科学本质进行解构和批判相比，对科学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后现代探索无疑是极有价值的。因为某种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新的科学进展和观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消除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其核心是现代性科学观念)的指摘，使科学获得一种能够摆脱现代性中不利因素束缚的新的观念。其中，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标志着后现代研究的一个新方向，特别是格里芬等学者对有机论、后机械论物理学和生态学的强调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关于科学的认识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分析，特别是其后科学观中显露出的神学底色，是需要谨慎对待的。“表象科学、实质神学”是对此类后现代科学理论的真实描述。
　　与格里芬为代表的具有神学底蕴的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相比，某些具有跨学科性质和学科创新的研究标志着对科学的更为深刻的认识方向。西方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图尔明写道：“今天我们自己的自然科学不再是‘现代’科学。相反……它正在被迅速地整合进一种生长着的‘后现代’科学中：‘后现代’世界的科学、‘后民族主义’的政治学和‘后工业化’社会。”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贝斯特和科尔纳描绘了后现代科学倡导者对科学领域后现代转向的定位：“现代科学的范式在20世纪正让位于一种科学思考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奠基于一系列概念，诸如：熵、演化、有机主义、非决定论、可能性、相对性、互补性、诠释、混沌、复杂性和自组织。”
　　利奥塔尔对科学合法化的理解特别富有启发性。利奥塔尔写道：“科学并不是通过效率的实证主义而得到扩张的。相反，提出证据，就是寻找并‘发明’反例，即难以理解的事物；进行论证，就是寻求‘悖论’并通过推理游戏的新规则使其合法化。”利奥塔尔认为：“知识通过一些规则获得有效性，而后现代科学知识的显著特点是关于这些规则的话语具有明确的自我内在性。19世纪末被当成是合法性的丧失、哲学‘实用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的失败的一切不过是一段插曲，知识通过把关于陈述(这些陈述具有法律的价值)有效性的话语放人科学话语中而重新站立起来。……这种放入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操作，它带来了被认为非常严重的‘悖论’，它还为知识的范围设定了一些‘限制’，这实际上改变了知识的性质。”利奥塔尔通过对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的划分和对立来表达其科学观的。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利奥塔尔提出：“它(指科学知识——引者注)总是与在另一种我称之为叙事的知识之外并与之相互竞争和相互冲突中存在着的”。关于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与传统的认识不同的是，利奥塔尔认为前者有优于后者之处，而不是相反。利奥塔尔曾对采用科学的语用学方法获得合法性的科学知识和更为一般的叙事知识进

了对比，认为两者长期被分离从而变得不可公约。也许叙事知识包含着科学知识的某些方面，但科学知识却被分离并被合法化，而叙事性陈述是不能由论证和证明所支配的。利奥塔尔主张应该发展一种对于科学知识的“叙事性”解释，即科学知识不是通过指示性的、外部的、自我中心的、逻辑的和历史累积的形式，而是通过交互作用的和多样性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被嵌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与境之中。与纯粹的对科学的解构立场不同，利奥塔尔明确提出了“后现代科学”(postmodern seienoes)概念，其典范是量子力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理论、数理逻辑和突变理论等。
　　按照利奥塔尔的看法，上述知识性质改变的一个典范就是以哥德尔定理为主要结果的元数学研究。利奥塔尔认为：“哥德尔定理是知识本质发生变化的一个真正范例。”这一判断与数学家的感受是一样的。不仅如此，利奥塔尔还把托姆的“突变理论”运用于其“悖谬逻辑”(paralogy)的主张，并将悖谬逻辑的思想作为后现代思维的标志和法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而言，也并不是一概排斥科学和数学。后现代主义者也想从科学的新理论中寻求其后现代的理论支持和论证根据。利奥塔尔利用哥德尔定理为其后现代观念张目，哥德尔定理显然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武器，这是很有意味的。在各种后现代理论中，利奥塔尔能够敏锐地觉察到科学也在经历着向后现代的转向，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因此，尽管利奥塔尔的某些观点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例如利奥塔尔对不存在认识论合法性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但其“后现代科学”的提法有建设性的成分。
　　毫无疑问的是，一种超越现代性科学本体论的新的知识成分已经在科学中逐渐生长起来了。这里以“复杂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为例略加说明。通过对复杂性科学的透视，亨特伯格提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未来可以很好地用‘无序、不稳定、差异性、非平衡和非线性’作为其特色”的观点。在《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认识复杂系统》一书中，西利亚斯(cilliers)以利奥塔尔对后现代性的认识为出发点(即把后现代性理解为对于元叙事的怀疑，并进而把知识的本质看做是局部叙事多样性的结果)，把“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这一新的科学研究领域与同样作为一个系统的后现代社会进行了比较后提出：一方面可以通过复杂系统的分布式模型去对后现代社会进行分析；另一方面，西利亚斯敏锐地注意到“后现代”这一术语对于认识现象的复杂性和复杂系统具有一种隐含的敏感性。与某些后现代的相对主义立场不同的是，西利亚斯对复杂性的研究结果否定了“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结论，这表明了建构性后现代观点与某些极端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分野。西利亚斯还从10个方面对复杂性系统和后现代主义的相似性进行了类比，堪称后现代语境下新兴科学的精辟解读。 看做是一种复杂系统，西利亚斯试图进一步阐述利奥塔尔从后现代社会的角度对知识状况的分析。西利亚斯认为，如果语言可以被描绘为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则关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可以以一种相当圆滑的方式加以解决。世界对字词的意义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影响，但它却不能决定字词的准确意义。语言的意义在一个复杂的信息与世界的交互过程中流动着：一方面，通过先前的交互作用建立起来的一个业已存在的关系网络；另一方面，这使得语言成为一个能够应对巨大复杂性的至关重要的、进化的系统。对于西利亚斯来说，如果人们能够不通过调用元立场，而是采用有助于人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复杂系统的术语去描绘语言，则人们将能够做一些类似于科学知识地位和状况的事情。西利亚斯相信，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具有对复杂系统的敏感性，进而把复杂性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结合起来对于认识科学知识的本质将会是富有成果的。
　　这样一种采用非经典意义下(即对机械论的、决定论的或还原论思想的否定)的新的科学思想观念和方法，诸如量子理论、非平衡过程物理学(其中自组织和耗散结构就是其代表，也包含着复杂f生理论)、非线性科学(包括混沌理论和分形几何等)、超循环理论、突变理论等所开创的对于后现代思想的跨学科和具有哲学意义的考察有着重要的知识价值和认识论意义，其发展前景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科学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形象和范式，因此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在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的眼里，科学的形象和面

目依然停留在牛顿、拉普拉斯等科学家所开创的“现代性科学范式”之内。如果仅仅把对科学知识特征的认识局限在18、19世纪科学发展所构成的视野之内，那么就不可能获得关于科学的较为完整、准确和全面的认识。持有进化的自然主义实在论观点的胡克(hooker)声称人类正在“开始一个包括所有科学在内的概念基础的重要的和基本的革命”。这一科学革命包含着一个重要的转换，即“从线性的、可逆的、可还原的动力学的数学模型向非线性的、不可逆的、功能上不可还原的复杂的动力学模型(特别是包括所有生命系统在内的复杂的适应系统)的转换”。而这一转换事实上仅仅才刚刚开始。20世纪以来“现代性科学范式”逐步支离破碎，各种曾经被边缘化的、让科学家难以驾驭的科学理论(如复杂性理论、混沌理论、突变理论、非线性科学、耗散结构论)开始逐步主导科学发展的步伐。我们认为，这样一种从对超越现代性科学范式的各种科学革命的反思中所获取的关于科学的新认识具有创造新的科学和新的科学观的强劲生命力。我们当然也没有必要非要把它称之为“后现代科学”，但它确实构成了对现代性科学的某种观念和范式的超越，并且标志着科学发展的某种主导性向度，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