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中的金銮殿是一处重要的建筑物，不仅是皇帝在大明宫中的寝殿之一，同时也是皇帝宣召翰林学士商议军国大政的场所，重要的诏敕以及密诏大都在金銮殿起草。唐玄宗召见大诗人李白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在大明宫中皇帝与宰相议决军国大事的场所是延英殿，却在金銮殿宣召翰林学士，并授与起草内制的大权，从而形成了以金銮殿为中心包括翰林学士院在内又一个政治决策中心。此外，金銮殿还具有举行宴乐、君臣诗赋唱和、编撰典籍等方面的功能。
　　关键词：金銮殿；学士院；宣召学士；内制
　　中图分类号：k242；k92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3－0076－07
　　收稿日期：2011－09－12
　　基金项目：西安大明宫研究院2011年研究项目：“大明宫与国家政治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杜文玉，男，陕西渭南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关于唐长安城中的东内大明官研究以及考古成果都比较丰富，但是对大明宫内重要建筑物的个案研究则成果不多，除了含元殿等少数建筑物外，其他建筑极少涉及，金銮殿更是一篇专论都未见出现。其实金銮殿在大明宫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唐后期的政治生活中更是占有其他殿廷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故有必要进行深入地研究。
　　一
　　宋人宋敏求的《长安志》卷6记有金銮殿在大明宫中的地理位置，其写道：“宣政殿北日紫宸门，内有紫宸殿，后有蓬莱殿，次东有含象殿，后有延英门，内有延英殿，……(延英)殿相对思政殿、待制院。WWW.11665.coM蓬莱后有含凉殿，殿后有太液池，池内有太液亭子……。清晖合绫绮殿在蓬莱殿之西，殿北珠镜殿，环周殿在蓬莱西，承欢殿在环周南，金銮殿在环周西北，长安殿(原注：一名长乐)在金銮西南。”据此则金銮殿应在环周殿之西北、长安殿之东北。
　　解放以后多次对大明宫进行过考古发掘，其中也对金銮殿遗址进行过发掘，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其位置基本情况如下：在紫宸殿以北(偏东)60米，于龙首原北沿处，有面积较大呈正方形的殿址一处，……据其位置推测，可是蓬莱殿的殿址。……在所谓的蓬莱殿以西，有南北向和东西向的墙基二段，二墙成矩尺形，惟折角处因破坏已不衔接。墙之西有南北长的殿址一座。再西向于龙首原北坡的边沿处有殿址两座，其最西的一处，可能是金銮坡上的金銮殿遗址。
　　考古发掘报告对金銮殿位置的认定，也是根据文献记载来判定的，如果不错的话，则金銮殿的地理位置就算基本确定了。宋人程大昌记载说：金銮坡者，龙首山之支陇，隐起平地而坡陀靡迤者也。其上有殿，既名之为金銮殿矣，故殿旁之坡亦遂名日金銮坡也。……金銮殿者，在蓬莱山正西微南也。龙首山坡陇之北，至此余势犹高，故殿西有坡，德宗即之以造东学士院而明命，其实为金銮坡也。韦执谊《故事》曰：‘置学士院后，又置东学士院于金銮殿之西。’李肇《志》亦曰：‘德宗移院于金銮坡西’也。石林叶氏曰：‘俗称翰林学士为坡，盖德宗时尝移学士院于金銮坡，故亦称坡。’此其说是也。
　　将程大昌的叙述与考古发掘情况相对照，金銮殿的位置也是非常清楚的。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收有两幅《唐大明宫图》，是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分别绘制的，其中文献图标绘有金銮殿的位置，考古图没有标注殿名的建筑遗址不少，其中也没有金銮殿的殿名，可能出于谨慎的缘故。傅熹年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中附有《唐长安城大明宫平面示意图》一幅，标绘有金銮殿的位置，其详细程度远超于《西安历史地图集》，可以参阅。
　　关于金銮殿在大明宫中的功能，宋人沈括有所论述，他说：“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隶籍其间者，皆称翰林，如今之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是也。”对于沈括的这种说法，程大昌批评说：“沈氏又曰：‘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此又失也，承明、玉堂皆汉殿耳，唐无此名也。”程大昌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唐大明宫中的确无此二殿。沈括说唐翰林院乃皇帝燕居之所，实际上是说翰林院是供皇帝消遣娱乐的场所，这种说法指唐前期的情况则是不错的，如果指唐后期的情况则失之偏颇了。众所周知，翰林院在设置之初，三教九流、和尚道士以及各种艺能之士，莫不充斥其间，故《唐会要》说：“翰林院者，本在银台门内，麟

德殿西厢重廊之后。盖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沈括之所以说金銮殿等皆在其间，并不是说金銮殿建在翰林院内，而是指其位置与翰林院距离较近，都在大明官内，这样就便于皇帝随时召见这些人等。从这种情况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唐前期的金銮殿就是皇帝的燕居之所。
　　翰林院并非仅仅收纳了供皇帝消遣娱乐、谈佛论道之人，其中也有不少词章文学之士，或与皇帝讲论诗词文章，或研讨朝政治道，而皇帝召见这些人的场所应该就在金銮殿。关于翰林院前身的由来，史籍是有明确记载的，录之如下：贞观中，秘书监虞世南等十八人，或秦府故僚，或当时才彦，皆以宏文馆学士会于禁中，内参谋猷，延引讲习，出侍舆辇，入陪宴私，十数年间，多至公辅，当时号为十八学士。其后永徽中，故黄门侍郎顾惊复有丽正之称。开元初，故中书令张说等又有集仙之比。日用讨论亲侍，未有典司。元宗以四陕大同，万枢委积，诏敕文诰，悉由中书。或虑当剧而不周，务速而时滞，宜有编掌，列于宫中，承遵迩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敕旨，于是中书舍人吕向、谏议大夫尹情元充焉。虽有密近之殊，亦未定名，制诏书敕犹或分在集贤。时中书舍人张九龄、中书侍郎徐安贞等迭居其职，皆被恩遇。
　　这些所谓文学之士，自唐高宗以来皆称北门学士，实际上是皇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是皇帝为削弱相权而采取的措施。在唐玄宗开元时期，凡入翰林院者，皆称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虽供奉禁中，却未有学士之名。故唐人所撰的《翰林故事》一书说：“玄宗初，置翰林待诏，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又以诏敕文告悉由中书，多壅滞，始选朝官有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别旨，然亦未定名。制诏书敕，犹或分在集贤。”最后一句是说，由翰林待诏起草诏敕在当时并未形成定制，有时也由集贤殿学士为之。不过即使在这一时期金銮殿作为皇帝燕居之所的性质并未改变，皇帝也时常在这里召见文学之士，如李白的被召见就是如此，关于此事《唐才子传》有详细记载，录之如下：天宝初，自蜀至长安，道未振，以所业投贺知章，读至《蜀道难》，叹曰：“子谪仙人也”。乃解金龟换酒，终日相乐，遂荐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时事，因奏颂一篇，帝喜，赐食，亲为调羹，诏供奉翰林。尝大醉上前，草诏，使高力士脱靴，力士耻之。 力士为李白脱靴之事，现已考证清楚，纯属后世虚构之事，但是玄宗在金銮殿召见李白之事却是确凿无误的。还有史料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个问题，《唐才子传》记载大诗人盂浩然的事迹时写道：
　　四十游京师，诸名士间尝集秘省联句，浩然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众钦服。张九龄、王维极称道之。(王)维待诏金銮，一旦，私邀入商较风雅，俄报玄宗临幸，浩然错谔伏匿床下，维不敢隐，因奏闻。
　　王维能否将孟浩然擅自带入金銮殿暂且不论，然这条史料可以证实王维这类文学之士确是时常当值于金銮殿的。文学之士当值于金銮殿，除了奉皇帝之命随时草诏外，当然也是为了满足皇帝与之讲论文学的需要。在开元、天宝时期类似于李白这样的文学之士而供奉于金銮殿者，还不在少数，所谓“其后有韩雄、阎伯王与、孟匡朝、陈兼、蒋镇、李白等，旧在翰林中，但假其名，而无所职”。意思是说他们虽有翰林供奉之名，却没有授与实际官职。
　　金銮殿的这一性质直到唐后期仍然相沿未变，据载：“(陆)扆文思敏速，初无思虑，挥翰如飞，文理俱惬，同舍服其能。天子顾待特异。尝金銮作赋，命学士和，康先成。帝览而嗟挹之，曰：‘朕闻贞元时有陆贽、吴通玄兄弟，能作内庭文书，后来绝不相继。今吾得卿，斯文不坠矣。’”引文所提到天子即指唐昭宗。这条史料反映了皇帝在金銮殿与诸文学之臣撰文赋诗、互相唱和的基本情况，说明尽管金銮殿的政治功能在唐后期越来越强烈，但是其作为皇帝燕居之所的功能始终存在。
　　正因为皇帝经常在金銮殿与文学之士讲论文字，赋诗唱和，甚至组织人力编撰典籍，所以旧史臣在评价唐德宗时写道：“加以天才秀茂，文思雕华。洒翰金銮，无愧淮南之作。……文雅中兴，复高前代”云云。因为唐德宗在金銮殿西兴建了东翰林学士院，搜罗了一批人才，编撰典籍，因此才有这样的评价。引文所说的“淮南之作”，是指西汉淮南王组织人力编撰了《淮南子》一书。“无愧”二字，是对德宗此举的虚美与颂扬。“洒翰金銮”，说明此类编撰活动是在金銮殿

进行的。
　　关于文学之士在金銮殿以其所长供奉御前的资料还有不少，如李白的《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诗云：“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钩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证明李白确实曾在金銮殿当值并且著书。唐末还有人做诗云：“借将前辈真仪比，未愧金銮李谪仙”；“吟开锁闼窥天近，醉卧金銮待诏间。”将李白与金銮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见此事影响之大。除李白外，再如“近日金銮直，亲于汉珥貂”。“梦中如往日，同直金銮宫。”“紫殿承恩岁，金銮入直年。”都是唐人撰写的有关文士们在金銮殿内当值的诗句。大诗人元稹在《书乐天纸》一诗中写道：“金銮殿里书残纸，乞与荆州元判司。不忍拈将等闲用，半封京信半题诗。”。这是诗人在金銮殿中当值时，给朋友白居易写书信，以表示思念之情。其实翰林学士在金銮殿当值，有时要一直到夜间，并非仅仅是枯坐而已，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李绅的《忆夜直金銮殿承旨》一诗，就描写他在金銮殿夜间当值时的情况，录之如下：
　　月当银汉玉绳低，深听箫韶碧落齐。
　　门压紫垣高绮树，阁连青琐近丹梯。
　　墨宣外渥催飞诏，草定新恩促换题。
　　惟我独归花路近，可怜人世隔云霓。
　　可见其在金銮殿当值时不仅要起草诏敕，还要撰写其他文章或者诗词，而且还不止一首(篇)，这一点从“促换题”一句可知。
　　二
　　金銮殿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是与翰林院制度的完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据载：“至(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别建学士院，俾掌内制。于是太常少卿张垍、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而集贤所掌，于是罢息。自后给事中张淑、中书舍人张渐、窦华等，相继而入焉。……至德已后，军国务殷，其入直者，并以文词共掌诏敕，自此翰林院始有学士之名。”这里所谓的“别建学士院”，是指在原右银台门内的翰林院之外另建了一座学士院，“自此北翰林院始无学士之名”。所谓北翰林院即指原翰林院。这座新建的学士院也称西翰林学士院，其位置应在原翰林院之南，韦执谊《翰林志》日：“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俾专内命。”唐德宗时在金銮殿之西又新建了一座学士院，称之为东翰林学士院，因其位置在西翰林学士院之东也，故称。因此，唐大明宫内实际上有三处翰林院，其中最早的一处没有学士之名，只称翰林院，其余两处均有学士之名，但最重要的却是东学士院。
　　大明宫中已经设置了西学士院，为什么还要在金銮殿旁边再新建一座东学士院呢?关于这一点，《唐会要》一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其后又置东翰林院于金銮殿之西，随上所在，而取其便稳。大抵召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于所命，盖不定数。亦有以鸿生硕学，经术优长，访问质疑，为人主之所礼者，颇列其中。”也就是说，因为学士“俾专内命”，为了皇帝方便召见学士，随时咨访政事、起草诏书的缘故，于是便在皇帝经常活动的金銮殿附近另外再建一处学士院。关于这一点，《文献通考》亦有进一步地论述，所谓“学士掌内庭书诏，指挥边事，晓达机谋。天子机事密命在焉，不当豫外司公事，盖防纤微闲，或漏省中语，故学士院常在金銮殿侧，号为深严。”这是从保密的角度出发的。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大明宫中皇帝的寝殿，通常认为在浴堂殿，其实金銮殿也是皇帝的另一处寝殿，而且在唐后期被越来越多地作为寝殿使用。既然是皇帝的寝殿，皇帝为了方便召见学士，学士院当然离寝殿越近越好。
　　由于翰林学士多为他官兼任，举行朝会时其并未有明确的班序，所谓“初，自德宗建置已来，秩序未立，延觐之际，各趋本列。暨贞元元年九月，始别敕令，明预班列，与诸司官知制诰例同”。引文中所谓“各趋本列”，是指在朝会时，学士们要回到其本官所在的班位上去。从贞元元年(785)始，才给学士们明确了自己的班位，不用再回到本官的班位上去了。具体情况如何，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不得而知，所谓“与诸司官知制诰例同”，是说按照其他诸司官员兼任知制诰之职的例子对待，确定其班位。
　　翰林学士所起草的诏敕，即所谓“内制”，而知制诰所起草的诏敕，则是所谓“外制”，一般来说“内制”的重要性要高于“外制”。关于两者的分工情况，据《唐会要》载：“故事，中书以黄白二麻为纶命重轻之辨。近者所由，犹得用黄麻，其白麻皆在此院。自非国之重事拜授，于德音赦宥者，则不得由于斯矣。”“此院”即指学士院。“白

麻”当然要比“黄麻”重要得多，“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由于翰林学士的特殊地位，故史载：“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元和以后规定翰林学士一般不能超过6员，从中选出资望最高者一人为承旨学士，位在众学士之上，号为“学士院长”。其实诏敕起草者即承旨学士，并非其他学士皆可染指。这是元和以来的情况，在此之前应该没有这样的限制。 敕的起草权在中书舍人或者兼知制诰，翰林学士出现后，中书舍人之权大受削弱，其实是削弱了宰相之权。凡外制要经过门下审议，加盖天子印玺，方得称之为制敕。内制不经过中书、门下两省，不盖天子印玺，有些不成体统，所以到了元和初年，特置“书诏印”，由学士院掌之，并对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的分工做了明确的规定：学士院别置书诏印，凡敕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拜免三公将相，曰制，百官班于宣政殿而听之。赐与、征召、宣索处分之诏，慰抚军旅之书，祠飨道释之文，陵寝荐献之表，答奏疏赐军号，皆学士院主之，余则中书舍人主之。
　　不过这种分工并不十分严格，大约在在唐末，才确定了黄麻外制的范围。翰林学士所掌管的不仅仅是起草诏敕，更多还是参预军国大事的谋划，充当皇帝的顾问，所谓“大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莫不专受专对，他人无得而参”。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人认为唐后期相权转移到了翰林学士手中。
　　翰林学士与皇帝商议军国大事及起草诏敕，大都是在金銮殿进行的，所谓“自有金銮殿后，宣对多在金銮”。这里所说的“宣对”都是专指翰林学士而言。关于这个问题，在唐代诗歌作品中亦有不少描述，如“奏书金銮殿，步屣青龙阁”。“曾对金銮直，同依玉树阴。”“闻在金銮赏，群仙对九重。”这些都是在金銮殿宣对或者在金銮殿当值时与皇帝对话的相关记载。韩俚在唐昭宗时曾任翰林学士，后调任外官，回忆起在宫中任职的情况时写道：“金銮岁岁长宣赐，忍泪看天忆帝都”。从第一句看，皇帝召见翰林学士是多么的频繁。
　　至于学士们在金銮殿起草诏敕的描写也是有的，如“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使君即人金銮殿，夜直无非草白麻。”“君王晓坐金銮殿，只待相如草诏来。”“多惭不是相如笔，虚直金銮接侍臣。”“学士金銮殿后居，天中行坐侍龙舆。承恩不许离床谢，密诏常教倚案书。”。这些都是描写翰林学士在金銮殿起草诏敕的诗句，反映了翰林学士的这一最重要的职能。从“密诏常教倚案书”一句看，凡密诏可能是当着皇帝的面而起草的。
　　除了以上这些诗歌外，史书中对此也有明确的记载。比如“(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时顺宗居东宫，疾恙方甚，仓卒召学士郑铟等于金銮殿。时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众人未对，(卫)次公遽言曰：‘皇太子虽有疾，然地居冢嫡，内外系心。必不得已，当立广陵王。若有异图，祸难立成。絪等随而唱之，众议方定”。召翰林学士到金銮殿何干?上面的引文没有明说，另据记载：“苍猝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遗诏”。说明皇帝的遗诏是在金銮殿内起草的。数月后，顺宗因病重不能视事，“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恶闻之。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疾叔文、忠言等朋党专恣，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制”。可见册立太子的诏书也是在金銮殿起草的。
　　前面已经论到，翰林学士为天子近臣，与皇帝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因此才有翰林学士为天子私人的说法。这一点在唐诗中亦有所反映，比如元稹的《酬乐天待漏人阁见赠》诗云：“丹陛曾同立，金銮恨独攀。”此诗原注日：“时乐天为中书舍人，予任翰林学士。”众所周知，元稹与白居易是亲密的朋友，做此诗时，元稹任翰林承旨学士，而白居易为中书舍人，元稹为天子近臣而白居易虽然才高却没有如此幸运，于是元稹为他深感不平。在此诗中还写到翰林承旨学士的职能以及与皇帝的亲密接触，所谓“沃心因特召，承旨绝常班。……密视枢机草，偷瞻咫尺颜。恩垂天语近，对久漏声闲”。“咫尺颜”、“天语近”等句，描写了其与皇帝的亲近关系，“对久漏声闲”一句，则描写了翰林学士经常与皇帝讨论国事，甚至到深更半夜。唐末著名词人韦庄在《含香》一诗中写道：“却去金銮为近侍，便辞鸥鸟不归来。”诗中所“近侍”

，即皇帝近臣之意。再如陈陶在《赠江南李偕副使》诗中写道：“从军莫厌千场醉，即是金銮宠命时。”可见能充任翰林学士之职，便是得宠于皇帝的表现。
　　正因为翰林学士与皇帝有着如此亲密的关系，所以文士们便把能够充任此职视为飞黄腾达之途，以便进入金銮殿近距离地接近皇帝，这一点在唐诗中也有反映。如徐夤的诗：“须知红杏园中客，终作金銮殿里臣。……他时黄阁朝元处，莫忘同年射策人。”这是诗人写给同年的诗歌，诗中的提到“杏园”，位于长安城南曲江之畔，每年进士及第后都要在这里举行宴会以示庆祝，即所谓杏园之宴，所以“红杏园中客”即指进士及第者。这是诗人的同年充任了翰林学士，得以进入金銮殿侍奉天子后，作者写给他以示庆贺的诗作，所以最后两句提醒他将来升任宰相后，一定不要忘记提携这些同榜进士。其实这一切也都是当时文人学士期望的前途，事实上在唐代自翰林承旨学士最后拜相的也不乏其人，正因为如此，诗人才会提出这样的期望。
　　因为唐后期重要的诏敕大都是在金銮殿内起草并颁发的，所以当时的人们往往把重要诏敕都与金銮殿联系在一起，如元晦的诗云：“紫泥远自金銮降，朱旆翻驰镜水头。”李群玉亦有诗曰：“紫泥飞诏下金銮，列象分明世仰观。”诗中所谓“紫泥”，即指皇帝的诏敕。秦汉时期天子诏书用紫泥密封并加盖印玺，后世遂用紫泥称皇帝诏敕。不过翰林学士所起草诏敕时不一定全都在金銮殿内撰写，大约是学士在殿内当值时，则在殿中起草，平时则在学士院中起草。韩偓的《雨后月中玉堂闲坐》诗云：“夜久忽闻铃索动，玉堂西畔响丁东。”韩偓自注曰：“禁署严密，非本院人，虽有公事，不敢遽入，至于内夫人宣事，亦先引铃。每有文书，即内臣立于门外，铃声动，本院小判官出受。受讫，授院使，院使授学士。”“响丁东”一语，即指引铃之声。所谓“院使”，即指学士院使，为宦官担任的内诸司使之一。据此可知翰林学士亦在院中接受文书，并起草诏敕。所谓“玉堂”，即指翰林学士院。通常认为宋太宗曾书“玉堂之署”4字赐给翰林学士苏易简，后遂称翰林院为“玉堂署”。宋哲宗时避宋英宗讳，只称“玉堂”。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汉代待诏于玉堂殿，唐代待诏于翰林学士院，所以韩偓在这里借用“玉堂”指代翰林学士院，且宋太宗之所以给苏易简赐此4字，其出典亦在于此，岂可前后倒置。总的来看，翰林学士更多的还是在金銮殿当值，以至于他们提到自己的供职之处时，往往多提到金銮殿，而非学士院。 林学士与皇帝之间关系十分密切，所以皇帝对学士们也是关怀备至的，据载：“德宗幸金銮院(殿)，问学士郑余庆日：‘近日有衣作否?’余庆对日：‘无之。’乃赐百缣，令作寒服。”韩偓曾撰有《金銮密记》一书，共计5卷，主要记录了宫廷密事以及翰林学士与皇帝的互动关系。此书现已亡佚，司马光在修撰《资治通鉴》时多所采用，此外一些笔记小说亦有采录，从而保留了此书的一些片断。有些片断的内容也记录了皇帝对学士们关怀情况，如“白居易在翰林，赐防风粥一瓯。剔取防风得五合余，食之口香七日”。《金銮密记》还载：“金銮故例，翰林当直学士，春晚困，则日赐成象殿茶果。”这些都是皇帝对翰林学士宠信关怀的表现，反映了双方之间亲密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学士们才愿意真心为皇帝服务，出谋划策。
　　唐后期皇帝在金銮殿与翰林学士共议国事，形成决策后再以内制的形式颁布出去，这就严重地侵削了宰相的决策权，而宰相所能参与决策的仅为一般国事，重要权力完全转移到了内廷，实际上完全控制在了皇帝的手中。在大明宫中皇帝与宰相议决军国大事的场所是延英殿，形成了所谓“延英召对”制度；却在金銮殿宣召翰林学士，并授与其起草内制的大权，从而极大地提高了金銮殿的地位，形成了以金銮殿为中心包括翰林学士院在内又一个政治决策中心，这一制度后为宋代所继承，可见其影响之大。
　　金銮殿除了以上功能外，由于其毕竟是皇帝的燕居之所，因此还在这里举办一些娱乐活动。唐代诗人李绅有一首《悲善才》的诗作，其中写道：
　　穆王夜幸蓬池曲，金銮殿开高秉烛。东头弟子曹善才，琵琶请奏新翻曲。
　　翠蛾列坐层城女，笙笛参差齐笑语。天颜静听朱丝弹，众乐寂然无敢举。
　　衔花金凤当承拨，转腕拢弦促挥抹。花翻凤啸天上来，裴回满殿飞春雪。
　　抽弦度曲新声发，金铃玉佩相磋切。流莺子母飞上林，仙鹤雌雄唳

月。
　　此时奉诏侍金銮，别殿承恩许召弹。……曹善才是唐代著名琵琶演奏家。作者在唐穆宗时任翰林学士，曾经参加过内廷举办的宴乐活动。作者在自序曾写道：“余守郡日，有客游者，善弹琵琶。问其所传，乃善才所授。顷在内庭日，别承恩顾，赐宴曲江，敕善才等二十人备乐。自余经播迁，善才已没，因追感前事，为悲善才。”这首长诗共分两部分，分别描写了皇帝在金銮殿与曲江池举办宴乐活动时的情况，以上所引的乃是在金銮殿时的情况。
　　三
　　唐朝在大明宫金銮殿所建立的这一套制度，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的慕其名而无其实，有的则基本模仿唐制，建立了与之相关的翰林学士院制度。
　　后梁取代唐朝后，以汴梁为都，其宫中本来并无金銮殿的建筑物，为了效仿唐朝，遂于开平三年(909)二月，“改思政殿为金銮殿”。由于后梁草创不懂唐制，遂在金銮殿举行常朝，大概有人指出了这一点，于是便在当年八月，下诏说：“起八月一日，常朝不御金銮、崇勋两殿，只于便殿听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金銮殿又作何用途呢?这一点史无记载，但从后梁曾在此殿举行宴会的情况看，似乎又回到了皇帝燕居之处的地位。后梁虽然仍有翰林学士之置，却于乾化元年(911)五月增设了金銮殿大学士一职。史载：“置大学士一员，始命崇政院使敬翔为之。前朝因金峦坡以为门名，与翰林院相接，故为学士者称‘金峦’焉。梁氏因之，以为殿名，仍改峦为銮，从美名也。大学士与三馆大学士同。”引文所谓“梁氏因之以为殿名，仍改峦为銮”等语，明显是撰者不懂唐制所致，因为前面已经论到，大明宫中金銮殿的得名，缘于金銮殿，而不是相反，以至于改“峦”为“銮”，岂不知早在唐代就已如此了。但是有一点应该肯定，即后梁之所以以“金銮”命名于大学士，确实是“从美名也”。唐制，三馆大学士均由宰相分别兼任，后梁亦是如此，其规定新增置的金銮殿大学士地位与三馆大学士同，主要是因为敬翔乃是功臣，又任崇政院(枢密院)使，故有意为之耳。
　　后唐初期增置了护銮书制学士之职，相当于翰林承旨学士，“时庄宗初建号，故特立此名，非故事也”。不久，就又恢复了唐制，设置了翰林院与承旨学士，而护銮书制学士不再见于记载。从这一官职的名称看，显然与金銮殿及起草诏敕有关。后唐明宗时增设了端明殿学士一职，并且规定只能从翰林学士中选任，位在翰林学士之上。自从发生了这一变化后，直到宋代仍沿袭不变。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研究，就不再重复了。后唐既然以大唐帝国继承者自居，在恢复翰林院的同时，在宫中亦建有金銮殿，只是不再如后梁那样置金銮殿大学士而已。后晋天福五年(940)一度废去翰林院，开运元年(944)又再度恢复。后周显德五年(958)诏：“今后当直、下直学士，并宜令逐日起居，其当直学士仍赴晚朝。”原注曰：“旧制，翰林学士与常参官五日一度起居。世宗欲朝夕赐见，访以时事，故有是诏。”可见直到五代末年，翰林学士仍与皇帝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只是皇帝宣召学士时是否仍在金銮殿中，史无明载，不得而知。后周都汴梁，仍以后梁宫室为宫室，后梁禁中有金銮殿，且其殿名沿袭唐朝之旧，以其影响之大，想来以后诸朝是不会随意变更的，如果以上推测不错的话，则其皇帝宣召诸学士应该仍在金銮殿。
　　辽国的宫中也有金銮殿，在《辽史》有明确的记载，其皇帝甚至亲自在金銮殿中举行进士殿试。受唐朝的这一制度影响最大的还是宋朝，北宋都城仍在汴梁，其宫室只不过在五代的基础上规模有所扩大而已，北宋是不是仍然沿用了五代时期的金銮殿殿名呢?由于史料残缺的缘故，还无法肯定的回答。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命翰林学士贾黄中、苏易简同句当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内铨。学士领外司自此始也”。对此梁周翰议论说：“故事，学士掌内庭书诏，在金銮殿侧，深严莫二，不当预外司事。虽朝廷藉其公才，实非选任之意。”这里提到的金銮殿是指北宋时期的呢，还是指唐代的呢?文义不明。不过在宋人的诗文倒是无数次地提到过金銮殿，如董体仁的诗：“御笔题封墨未干，君恩重许拜金銮。”欧阳修写给其同年的《临江仙》词中有：“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的句子。宋徽宗的《聒龙谣》写道：“从宸游，前后争趋，向金銮殿。”陈著的《瑞鹤仙》词曰：“平生抱负，金銮殿，有新奏。便相扶君相，从头做去。”类似的诗词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诗词中所提到的

金銮殿是否是实有呢?不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有的可能是用典，如董体仁、陈著等的诗句。欧阳修的词如是用典，则唐朝从来不在皇帝的寝殿金銮殿举行殿试，更何况这里是商议国事与起草诏敕的重地。如果是用典，则明显不当，应是实指了。此外，宋徽宗的词应是写实，全词主要描写了宫中的种种景象，当然也有可能是借用前代的殿名来写宋代宫中的景象。总之，不管宋人的这些诗词是用典还是实指，都是金銮殿制度影响的反映。有一点需要指出，宋代的翰林学士院并不建在宫中，而是建在宫外。史载：“如今学士院在外，与诸司无异，亦设铃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文中所提到的“铃索”，即前面提到的“引铃”，算是保留了一点唐制的遗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