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构建政治合法性是维系政治系统稳定的前提和基础。而在实然层面，当代中国面临诸多政治合法性危机，如政府认同危机、执政党认同危机及理想信念危机等。这些危机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明显的社会冲突。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维度加大建设力度，以构建起政治合法性的支撑和保障。
　　关键词：政治合法性；危机；政治稳定；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112－07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执政地位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体现在行动上，就是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大力解决体现民众根本利益的种种重大现实问题，以取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但是，当代中国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导致种种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产生，因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一、政治合法性：维系政治系统稳定的基础
　　古往今来，政治稳定是世界各国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理想追求。因为无论处于何种社会制度下的人民，都渴望安居乐业、幸福生活，所以，保持政治稳定既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治理目标。wwW.11665.Com现代化的历史表明，政治稳定是现代世界各国完成现代化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还是政治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重要目标之一。因此，政治稳定问题受到当代世界各国执政党和政府的普遍重视。但如何才能实现政治稳定呢?实现政治稳定的条件、途径有很多。其重要基础和前提乃是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何谓政治合法性呢?阿尔蒙德认为，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李普塞特认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让·马克·夸克指出：“合法性即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哈贝马斯也指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也就是说。政治合法性主要涉及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问题。对统治者而言，合法性意味着“统治的权利”，即权威性；对被统治者而言，合法性则意味着自愿接受统治者的统治与治理，即自愿性。所谓权威性，说到底，就是被统治者对政治权力的自觉服从。两者归结到一起，政治合法性都指向被统治者的政治认同。何谓政治认同?美国政治学家威尔特·a·罗森堡姆指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指出，所谓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规范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这种现象就是政治认同。”由此可知，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归属感，即表现为对由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方式等所构成的政治系统及其政治统治状态的信任、理解、赞同和支持，也表现为对为政治系统奠基的政治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的信念和信仰；简言之，政治认同就是人们对政府或政权及其意识形态体系的信任或信仰。
　　既然政治合法性意味着民众对政治系统统治的支持与认同，所以，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事关政治统治的成败，是维系政治系统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亚里士多德对此早就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

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这种意愿就是政治归属感。进而他又指出：“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而人们“愿意维持其政体”的状态也是对政治的一种认同状态。因而，“任何政治统治的稳固，都必须以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为基础……这种认同不仅出于一定的观念、文化的影响，而且必然以民众对政治统治实际作为的认识为基础，也就是说以被统治者对政权履行职能的效率、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民众个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即以国家的政治产品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为基础。”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也曾提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孟子提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一永恒定律，所揭示的就是政治认同对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作用。江泽民曾深刻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就必然垮台。”胡锦涛也明确强调：“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
　　政治合法性之所以是政治稳定的前提和基础，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正因为政治合法性最终指向人们的政治归属感。这也意味着人们认为一定政治系统及运作符合他们所选择的价值标准，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维护自己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利益。这样，他们就会支持和维护该政治系统及其运作过程，而对和该政治系统相矛盾、冲突的价值和行为，能够予以抵制和反对，从而有利于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英国学者m·维尔对此指出：“对某一地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依附感。向来是人们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采取政治行动的一种最强大的动力。一个人一旦把他自己同某一地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致在那个范围以外他的生活就失去任何真正的意义，那么，他就已经准备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那些利益。”第二，而在经济学角度，政治合法性直接关涉统治成本问题，一个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政权，由于得到了被统治者的自愿拥护和配合，其统治成本会很低；反之，统治成本就会很高。阿尔蒙德认为，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再者，如果存在某种合法性的基础的话，权威人物在困难的处境中也有时间和能力来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而法律的有效实施及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成功处理也有助于实现包括政治稳定在内的社会稳定。 法性问题，是任何政权都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并竭力加以证明和维护的重要问题。就我国而言。政治稳定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内在要求，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实现。这更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政治合法性问题。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二、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现
　　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事关政治统治的成败，但是，在当代中国，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却出现了种种政治合法性危机，并可能因此影响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
　　何谓合法性危机呢?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当一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侵蚀并逐步丧失时，人们也会对政治体系产生心理的疏远和疏离感，社会归属感和自我规范意识也淡化、动摇，甚至崩溃，现实的政治实践和倡导的政治价值理念之间产生了巨大裂痕，该政治系统也就会因逐步失去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而产生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都难以逃脱合法性危机的困扰。当今世界的合法性危机可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表现出较为广泛的政治冲突和不稳定。直接危及政治权威的存在。哈贝马斯通过规范分析所揭示出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即属此类。第二层次为“潜在的合法性危机”，此危机潜伏在现存政治秩序之中，而在经验上并不存在广泛的政治冲突和政治不稳定，民众对政治系统也基本信认和服从，但通过理论的分析可以洞悉合法性危机的存在，并具有危及政治权威生存的潜在可能

性。当代中国的合法性危机属于第二层次的危机，主要表现为政府认同危机、执政党认同危机及理想信念危机三个方面。这些危机的产生，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中国社会处于较为急剧的社会转型之中，随之产生了各种和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问题，如果这些社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广大民众对政府、执政党及其价值体系等的认同度也会随之下降，逐步产生合法性危机。下面，对这三方面合法性危机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现进行具体分析。
　　1.政府认同危机的形成原因与表现
　　当代中国，之所以产生政府认同危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群众利益受损，导致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社会信任度不断降低，从而引发了政府认同危机。这些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迅速，效率明显，但收入分配领域却出现了诸多不公平的现象，如劳动者收入增长较慢，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人差距不断拉大等。以基尼系数为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18，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就超过0.4这一国际公认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长期以来，我国劳动者收入偏低且增长缓慢。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而从1978年到2005年，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却上升了20个百分点。全国总工会2010年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2011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也指出，近几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年下滑。我国初次分配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5倍，跃居世界首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z36：1扩大到2007年的3.33：1；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高收入阶层财富增长较快，但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
　　其次，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本来，收入分配不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二次分配即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加以弥补。当前。尽管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包括养老、医疗、失业、1：伤和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的总体框架，但是离完善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较大距离，存在着覆盖面小、运作不够规范等问题，且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较大，农村居民及外来务工人员的福利救助相对城市居民而言较差。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到2010年底，参加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各项保险的农民工人数分别达3284万人、4583万人、6329万人、1990万人，分别仅占农民工总数的13.6％、18.9％、26.2％、8.2％。
　　此外，我国还存在转型中积累的不少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比如国企减员增效、税费负担、土地征用和拆迁以及住房难、看病难、出行难、入学难、就业难等。所有这些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非一致性所导致凸显的社会公正问题。本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政府的基本责任。民众对依靠政府解决这些问题也寄予了厚望，但是，一些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存在严重不足，导致政府绩效与民众期望总体上存在较大反差，进而导致民众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公平正义感和生活幸福指数的下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从而使民众对政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危机，直接影响民众对我党执政合法性的判断。对于当代中国存在的政府认同危机现象，学术界已开始着手研究。例如，有学者认为，近些年来，民众对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及其官员普遍不信任。有学者指出，目前部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较之以往有了相当程度的增长。还有学者指出，转型期的政府信任关系衰落，是当代政府面临的重大考验。在2006年的《小康》调查中，75.36％网民认为政府官员是信用最差的群体，而在2007年，这一比例达已80.3％，官员群体的“信用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政府的政务信用”。《2010－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也指出，当前中国民众对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并不算高，

仅接近“中度信任水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地方政府，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较低。∞’ 认同危机的形成原因与表现
　　首先，由政府行为失效所引发的对执政党的认同危机。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比如，建党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和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但是，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党政不分的现象还较严重，导致政党认同与政府认同紧密相连，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在某些方面就等同于对执政党的期望，一旦政府行为失效，共产党就会不可避免地承担负面影响。因而，上述种种社会问题的长期存在，致使有些民众把认同危机从政府转移至了共产党。
　　其次，中国共产党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导致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
　　第一，腐败问题较严重。2008、2009及2010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分别指出，这三年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分别为17594件、18191件及18224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分别为2687人、2670人及2723人。其中，2010年查办涉嫌犯罪的厅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当前，腐败问题呈现出三大发展趋势：一是贪腐金额越来越大，腐败官员级别越来越高；二是腐败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出现了有一定组织参与、以一定团体出现的腐败。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三是腐败从境内向境外发展，涉外化趋势明显。温家宝指出：“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胡锦涛也指出，“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是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的重要问题。如果腐败泛滥肆虐，得不到有效遏制，势必导致广大社会成员离心离德，势必不断消解广大民众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削弱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对于腐败问题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胡锦涛强调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历史任务。”
　　此外，少数党员干部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在作风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官僚化”倾向。有些党员、干部忘记、忽视或者漠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脱离党的性质和宗旨，远离群众，个人利益至上。比如，一些部门、地区的领导干部对广大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对下岗职工、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不闻不问，整天为自己的利益盘算；一些领导干部不带领和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一心只想着替自己安排什么“后路”，为子女、亲属、朋友等安排“出路”等。的党员干部务实作风缺失，形式主义严重，只做表面文章，不管实际效果。二是在干部任用方面也存在不正之风。“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
　　第二，民主政治建设任务繁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学者俞可平把当前我国在民主政治方面存在的不足归结为六个方面：“一是选举、决策、监督、制约、参与等重要民主制度和机制不够健全；二是干部和群众在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基本方面还缺乏足够的共识：三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论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四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不够通畅；五是在推进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方面突破性举措不多，其实际效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还有明显的距离：六是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还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和整体而长远的战略规划。”这就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否则将侵蚀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但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进展不当。也会对政治合法性提出挑战。
　　以上种种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

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换言之，这些问题极大地损害了党在民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导致了认同危机。将严重影响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
　　当前，执政党认同危机突出表现在：首先，民众对于少数党员干部的信任度不断下降。2009年12月，人民论坛杂志发起的“盛世危言：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调查结果显示，第一大挑战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82，3％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其次，“多党制”思潮盛行。近年来，鼓吹中国必须搞西方多党制的思潮越来越公开化。他们把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论及其多党轮流执政制度说成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模式，要“清理一党专政，废除宪法序言”，“向美国的宪政学习”，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有的鼓吹俄罗斯或台湾的多党制“是大陆政改的楷模”，呼吁“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中国的叶利钦”，总之是要把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制度模式作为“普世价值”，从而取消我国宪法中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定，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模式。这些观念在部分民众甚至在部分党员干部中很有市场。
　　3.理想信念危机的形成原因与表现
　　理想信念就是统治阶级提出的基本社会目标、社会理想及其实现路径、手段、方式等。理想信念危机就是许多社会成员对统治阶级提出的社会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包括怀疑其合理性、科学性、可行性。当前之所以产生理想信念危机，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文革”之后一段时间出现了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政治信仰的真空。于是，很多人把他们的信仰转移到了“经济信仰”，唯利是图，物欲横流，对党的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作用、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产生了抵触、背离。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与西方世界交往日益频繁和深入，一方面，一些民众深受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曾经弥漫。直至今天，还有不少人唯欧美马首是瞻，一味追求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追求普选、三权分立等，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客观差距。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中，在社会公平方面重视得不够，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还很远，使一些人对我国的发展前景失去信心。甚至有人认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 理想信念危机，主要表现在：就大学生群体而言，从整体上看，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也必须看到，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某些大学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理想信念动摇、缺失的诸多问题。如：有些人政治信仰迷茫。崇拜西方的民主宪政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张；有些人没有政治信仰，说要跟着感觉走；有些人不信马列，而信佛信神信上帝；有些人对我国政权的性质、对党的阶级性质和群众基础产生疑虑；有些人价值取向扭曲，金钱至上，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有些人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还有些人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就党员干部群体而言，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指出：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有课题组对北京、山东、河南等地的1000名机关干部党员、大学生党员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对“你认为当前党员队伍总体上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的调查中，只有48.2％的党员认为从整体上讲党员理想信念是坚定的；35％的认为部分党员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并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特别是还有12％的党员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了，还有4.8％人表示说不清。以上种种问题，都是政治认同危机的表现，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当然，尽管当代中国出现了种种政治合法性危机，但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危机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从危机的程度上讲，属于“潜在的合法性危机”的范畴，尽管还不能从根本上危及党的领导和政权的稳定，但是，这些危机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明显的社会冲突。比如，“历数近些年来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无论是几年前的孟连事件、瓮安事件，还是今年以来发生的增城事件、织里事件，都有着类似特点：原本只涉及相关部门的单体事件，却发展成当事人与非利益关系者共同参与的群体性对抗。其背后的诱因，往往是群众对当地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缺乏信任。”因

，这些政治合法性危机应予以高度重视和解决。
　　三、四维度建构：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路径选择
　　应如何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涉及到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的问题。一般认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制度基础，即来源于对规则的遵循；二是政绩基础，即来源于统治的有效性；三是理念基础，即来源于意识形态。因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维度加大建设力度，以构建起政治合法性的支持和保障。
　　1.经济建设维度：构筑政治合法性的物质基础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因而，经济的发展对政治合法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政治合法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源泉。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程度与政治认同度成正相关关系。邓小平对此明确指出：“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因而，这就需要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绎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不断增强政治合法性的物质基础。
　　首先，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全面进步及民众政治认同度的普遍提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我们仍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必须注意的是，不能以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借口来反对公有制为主体、鼓吹私有化，否则将使社会的性质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危及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近些年来以鼓吹私有化著称的“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就是其例证。第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抓住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症结，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尽快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第三，要推动政府角色调整和转变。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使政府职能从“划桨”向“掌舵”，从“全能”向“有限”转变，从而使市场经济逐步完成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的转变。“政府务必要将自己的经济角色定位在公共物品提供者、财产收入调节者、经济安全管理者、宏观经济调控者、市场秩序维护者、国内外市场培育者六个方面。”
　　其次，必须继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第一，要破除官员考核标准的“唯gdp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方面存在着“唯gdp主义”的倾向，导致了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的增长，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重复盲目建设、资源严重浪费、收入分配失衡、发展难以持续等种种不良后果。因而，要破除官员考核标准的“唯gdp主义”。努力构建能够提高民众幸福感和政治认同的官员考核新标准。第二，要重视技术创新，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第三，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发展现代农业，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第四，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2.民主政治建设维度：构筑政治合法性的政治保障
　　实现充分的民主政治，既是政治合法性的现实体现，同时也是政治合法性的政治保障。因而，在政治方面，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扩大政治参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通过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式消除各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以构筑政治合法性的政治保障。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

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各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第一次把国家的一切权力交由人民掌握，从制度上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但也必须看到，目前我国政治体制还不完善，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腐败问题还严重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首先。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时俱进地拓展人民当家做主的渠道，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实现我国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制化。巩固和发展政治合法性，必须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但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律和制度的规范和约束，民众政治参与最终就可能会落空。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就要在充分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拓展群众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另一方面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地把民众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其次，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因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形成一整套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在这方面，最根本的是要将执政党的性质、地位、职能、领导方式及其与政府、立法、司法、社会民间及公民个人的关系、相关的法律责任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加以明确化、制度化。使得对党、政府和各方面的约束与监督落在实处，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着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增强党与社会、党与群众的内在联系，以树立党的社会权威，增强党的政治认同。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
　　3.思想文化建设维度：构筑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
　　当代中国，构筑政治合法性，除了需要物质基础和政治保障外，还离不开一定的思想理念基础，而这需要通过实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得以实现。
　　一般认为。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统治阶级要维持统治，必须加大传播主导政治思想，灌输主导政治价值观念的力度，实现与社会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信仰体系的大众化，深化民众对政治统治、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的认同和支持，从而构建起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对此，我们还应该说，任何统治阶级，都会努力使其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下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简称为“大众化”)就具有构筑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在当前条件下，为增强政治合法性，应重点在宏观、中观及微观三方面创新大众化的路径。在宏观上，应当反对把大众化运动化的倾向。通过加强大众化的制度建设，以大众化的制度化实现大众化的长期化与稳定化。邓小平明确强调：“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凡是政治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为了从根本上防止大众化的运动化倾向，必须建立健全并贯彻执行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大众化制度，如法规保证制度、领导与管理制度、学习培训制度、财政支持制度、传媒宣传制度、以及考核评估制度等，以实现大众化的长期化与稳定化。在中观上，要强化大众化与实践的结合。以形成使大众化有效化的机制。马克思主义强调自己的全部理论都是来自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也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化作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当前，要做到大众化和实践的有机结合，首先要认清国际环境和世界格局以及中国社会等大环境的变化。其次，要回答人民群众关心的诸如六个“为什么”等重大理论

题。再次，要用马克思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准确解读和回答人民群众最关心的诸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公平、劳动就业、环境保护、腐败等重大现实问题。在微观上，要加强唯物史观的群众史观教育，实现大众化的人本化。一方面，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言，要通过加强群众史观的教育，使领导干部树立起以人为本的理念，形成正确的群众观与权力观。另一方面，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要通过加强群众史观的教育，树立历史主体观念。进而树立社会主义民主理念。既认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认识没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4.社会建设维度：营造政治合法性建构的良好社会环境
　　当代中国，构筑政治合法性，还需要通过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营造政治合法性建构的良好社会环境。
　　“民生”即“人民的生计”。解决民生问题是一个政府应该履行的最基本责任。民生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直接关涉到政府的公信力，影响到民众的政治认同，危及到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了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因而。在当前，应当大力解决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的种种民生问题。首先，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第一，在初次分配中不断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比例，落实最低工资制，真正做到劳有所得，劳有应得。第二，在二次分配中提高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劳动者比重，逐步形成向中低收入劳动者群体倾斜的分配机制。通过运用财税金融杠杆和国有资源，调节初次分配差距过大的现象。通过减免和调整税费让利于民，并促使企业形成提高劳动者报酬的税收激励机制；推进和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进一步优化个人所得税制设计，通过转变税制模式、完善税制要素、调整征管方式等措施逐步建立健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抑制高收入过快增长、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从而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第三，要坚决扼制垄断行业的垄断性收入的过高过快增长的现象。要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
　　其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拓宽社保投资渠道，增加包括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在内的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人数，逐步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第二，对就业困难人员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给予特殊和适度的救济和补偿，使劳动者在就业、失业、养老状态下，以及患病、工伤、生育等特殊情况下，都得到社会保障。第三，加强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建设。推进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信息化。
　　再次，要针对当前不同就业困难群体采取不同积极政策。首先，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策安排。要通过继续加大从基层选拔公务员的力度，完善社会保险的接续办法，简化毕业生的就业程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切实解决像薪酬待遇、社会保险、户口档案、职称评定等实际问题，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到中西部地区，到中小企业就业的渠道。强化服务培训，挖掘更多适合毕业生特点的就业岗位。其次，要统筹做好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和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帮扶措施，尤其是要畅通劳动者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主体之间、不同层级之间自由流动的职业通道。
　　此外，还要采取切实措施，诸如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加快构建覆盖全体居民的终身教育体系、医疗保障体系、住房保障体系等，解决民众所普遍关注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问题，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总之，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个维度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可以有效解决当代中国所面对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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