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作为一种席卷全球的文化冲击，有其一定的普世价值，但因受到社会文化、观念、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现代性在中国演变和发展，并没有一味地遵循世界现代性的普遍规律，而是保持了自身的发展逻辑，西方现代性的基石是个人与权利的确认，而中国的现代性是在民族生存与民众富强的宏大叙事中开启的，它的构建呈现出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起点、路径和进程。中国现代性的构建表现出“中国现代性自觉”，它是以民生为始基并烙有中国文化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的印记的现代文明秩序。
　　关键词：现代性；民生：个人：权利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153－04
　　一、现代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现代性虽源于西欧，但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一切民族和国家皆难以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作为一种全球性的运动，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就是其普世与多元的问题。也就是说，现代性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现代化有哪些“共相”，“异相”又是哪些?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学界中有的学者坚持现代性的西方标准，如美国的帕森斯认为，西方的现代性方案是通约的普世标准。他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作为现代性的三大铁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世界正在不断的均质化即资本主义化，进而使得西方的资本主义将最终成为“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而部分学者则强调，现代性的道路因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性而展示出独特性，并以此排斥现代性的共通价值。事实上，这两种观点皆存偏颇之处。
　　现代性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显然具有普遍性。wwW.11665.COm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活动如同自然世界的运动发展一样，并非是不受任何支配的任意和盲目的发展，而是存在其自身的规律的。“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因而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能够省略它。作为文明的标记和历史的必然选择，现代性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支配其发展的共通性和普遍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批判西方现代性时，曾明确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普遍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现代性反映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
　　然而，现代性虽然具有一定的“共相”，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现代性运动都是均质即西方化的。每一民族和国家的现代性都是在其特定的文化特质和历史语境中进行的，而文化的特质与历史语境的形成条件，以及在创造文化和历史进程中含有的主观能动性的差异，决定了现代性必然装载自身的特点和个性。现代性实际上意味着自由、权利、民主、平等、博爱、富强、幸福等一组现代性的价值，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其特定的文化特质和历史语境决定了对这些价值的优先选择机制是不同的。比如，英美注重自由与法制，法国突出民主，东亚注重富强。价值优先性的差异必然造就出丰富多彩的现代性方案。
　　对后发现代性的国家来说，要想获得现代性的重构，关键是要解决现代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勾连如何。既不可亦步亦趋地步西方之后尘，也不能固步自封；既不能完全嫁接西方现代性的方案，也不能完全排斥西方现代性的某些有益的价值和经验，而是要觅得一条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适合自己现代性道路。1840年以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驱迫下，无奈地接受了现代性的洗礼。中国的现代性程序终于艰难地激活了。然而，现代性受社会文化、观念、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在中国演变和发展，并没有一味地遵循世界现代性的普遍规律，而是保持了自身的发展逻辑，构建的是一个烙有中国文化价值的印记的现代文明秩序。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呈现出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起点、路径和进程。
　　二、个人与权利——西方现代性的基石
　　西方现代性是相对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旧体制而言的。“近代西洋文化，是从反中古宗教开始的。而近代人文主义之精神之发扬，从神转到人之思想之提倡

，正是构成近代之异于中世纪之关键所在。”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政治强制、等级关系和人身依附的肆虐。一切人均被赋予政治性质，而失去了自我和独立主权，这是由于“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个人完全被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所淹没。也就是说，“实际发生作用的不是人，而是人的异化。惟一发生作用的人。即国王，是与众不同的存在物而且是被宗教神话了的、和天国与上帝直接联系着的存在物”。作为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所造就的时代意识和精神气质，现代性的开端在于以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为根基的主体精神的发现。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人对自然立法”、“人对道德立法”，完成了对主体性原则的确认，同时标志着现代性的总启蒙的终结。人在与上帝的角逐中，成功地确立了人自身现代的形象。“而人只能以个体的生命方式表现，因此。个人就是主体，形成个人主义理念。”个人是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的存在。个人应该建立自主的自由意志，并按照自由意志来塑造自己。所以，现代性的精神气质是个人的自由和自决，占据现代社会中心位置的是个人，而不是中世纪的神。上帝的败退和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凯旋”为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拉开了序幕，个人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哲学基础和组织原则，在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在解决权利的来源这个能够解释现代社会组织原则的合法性的关键问题时，而获得了个人权利为人的天赋人权的现代性立场。从而最终得出了个人实则是权利的终极主体的结论。对个人的尊重是一切权利得以确立的基础。只有尊重个人，才能从个人那里发出权利的诉求。在西方，个人观念的形成与确立，意味着现代性的起源。
　　伴随着“世界的解咒”，主体性成为了现代性的核心话语，而潜藏在主体性原则背后的权利意识立即被激活，并成为了推动现代性逐步深化的精神催动力。为了摆脱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扫除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说明革命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急需建立资产阶级新法权，为解决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清理思想障碍。，奥古斯丁的“原罪”学说显然是维护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的理论依据，因此，必须破坏君主神圣地位的神学基础，否定蒙昧主义的宗教教条，以此来消除君主专制甚至是暴君专制赖以存在的根据。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突破口就在于，他们利用了西方的权力思想中的解铃还需系铃人的原则，即授权者即是取消权力者，来论证君权非神受。只要论证君权并非神授而是人授时，那么，取消这种权力的就不再是神而在人本身了。社会契约理论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自然法学说随之建立。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无非是个人根据共同的协议契约而理性让渡自己部分自然权力而形成的。这种说法的实质就是把国家由神造物转变为人造物。
　　不过，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起源说要想在逻辑上站住脚，有一个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人们为了缔结契约而放弃的那些权利是哪里来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人们会有那些权利。对于这个原本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他们用“天赋人权”进行了解答。天赋人权说认为人天生就具有某些权利，比如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等。这些权利是自然赋予的，是与生俱来的、不言而喻和不证自明的。天赋人权的自然权利说成为社会契约论的一大基石。也就是说，没有天赋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也就无从谈起。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想家继承了以往的自然法学说，特别突出了其中的自然权利说，使自然法学说与社会契约论结成为一个理论体系。近代西方自然法的奠基人是荷兰的思想家、法学家格劳秀斯，后经由英国的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和法国的卢梭等思想家们的不断充实和完善。其中，自斯宾诺莎开始，思想家们比较倾向于诠释权利的自由属性。康德、黑格尔等则进一步把自由规定为权利的本质属性。天赋人权学说因此一跃成为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立国之基、生活方式和至高无上的圣经法典。
　　在西方社会中个人观念与权利观念是一对双生子，二者是现代性话语中始终环绕的中心价值。个人权利和工具理性成为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的基础。一切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其前提都是引进了个人和权利的观念，不过，最终它们都不可能避免被选择吸收与重构的命运。
　　三、民生——中国构建现代性的始基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古老的中国被强行拖入到了西方现代性的滚滚洪流之

中，西方的炮舰政策和空前的民族危机给中国带来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先进的中国人启动了尘封数千年的放眼世界的广角程序，所输出的一幅幅西方现代性的成像，使得中国人的自觉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不断得到激活。由此，中国开启了与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全面冲突与转化的进程。中国的现代性在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下，在中西社会价值的冲突与转化机制中渐次展开。
　　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取向是个人的发展从属于社会的发展，个体的主体性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得到体现和认同。所以，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中“无我”(hall＆ames，1988)。中国传统中所言的个体并非是西方意义上的权利、民主、法律的那种作为独立实体存在的个人，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个人，即从属于某个群体，(最基本的单位是家族)，并在其中承担某种道德角色的个人，因此，中国的个人。强调的是人伦理道德主体性。虽然孔孟儒家也强调的个人的自信和自立精神，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但其实质则是在讲究个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个人的发展只有通过道德的修养而不是对权利的要求，才能获取平等而充分的条件。只有这样，个人才能体现出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价值。而“礼”作为对道德主体自由的规范或者说是限制，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对道德的外化。“但‘礼’一旦外化，也极易沦为当权者维持自身权力的工具。”当只强调个人的工具性意义时。主体的迷失自然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对此，梁漱溟评论到：“在以个人为本位之西洋社会，到处活跃着权利观念。反之，到处活跃着义务观念之中国，其个人几乎没有地位。此时个人失没于伦理之中，殆将永，被发现。自由之主体且不立，自由其如何得立?”因此，在中国近代以前，虽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龚自珍等启蒙思想家开始反省宋明理学。提倡对个人权利重视与个性的解放，但是，儒者伦理的国家信条难以解构，中国社会中对“人的发现”总是姗姗来迟。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西方的接触突破了军事上的冲突。而扩展至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现代性最初是一种‘外力的’强制方式，嵌入到中国社会结构之中的，使现有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裂变，在打破已有平衡下，由被动地到主动地接受现代性。”中国从睁眼看世界，转换为广泛地输入西方的观念。西学东渐的进程全面启动。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逐步完成了对个人与权利观念的接纳与重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思想家对于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引进、吸收是不彻底和并非完全西方意义上的。而是经过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染色的。从康有为、谭嗣同的注重平等权利意识的伸张，到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以“仁”释平等，以“群己”释权利，由私推“公”等，这些对个人与权利形成系统的、深层的言说，实际上在处理个人与国家这个现代性的结构性论题上，都没有给予个体真正意义上的主体资格，而是被“国民”所取代。当然，除了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中国当时的历史境域即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殖民，空前的民族危难与屈辱，促使中国人的群体意识逐步觉醒。形成了群体中心秩序的诉求，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核心因素。正如梁启超所言：“我中国今日最缺者而最继续者，在有机统一与有力统一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所以，不难看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所书写的，都不是以具体的个人为中心的，而是围绕民族独立、复兴和民众生存、富裕为中心的民生观念来展开的。
　　由于近代以来对于引进西方器物与制度的失败。先进的知识分子自新文化运动始，对儒家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彻底批判和全盘否定。儒家价值系统变得难以维持中国自主性的平衡状态。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思想界对甲午战争之后所竭力营造的集体(“公”、“群”)认同表现出了强烈的怀疑和抗拒，儒家文化遭到了彻底的质疑和清算，全盘反传统主义盛行。西方的个人和权利观念由此真正的到重视与提倡。个人主义的话语权不断得到确认。陈独秀率先举起了“个人利益为本因”的大旗。他说：“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他认为，西方是彻底地个人主义的民族，而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个人的利益和幸福的。新文化运动

另外一个旗手胡适，对易卜生个人主义推崇备至，他所强调的是一种既有个人自由意志，又要自负责任的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想完全实现个人，个人绝不是去做“国民”，而是需从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为“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的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鲁迅认为，“凡一个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若其道术，乃比尊个性而张精神。”“五四”时期的这些启蒙思想精英对于个人和权利观念的提倡与普及，不但使个人和权利观念成为了颠覆儒家伦理道德的利器，而且推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对西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念普遍接受。个人主义无疑已“承担了立人与立国、改造个人和改造社会的双重理论旨趣。” 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西方现代性的阴暗和弊端。大力推崇的个人权利，鼓励竞争，竟然导致了各国之间的残酷战争。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更让中国人难以接受“公理战胜强权”之“公理”被现实无情的扭曲。西方帝国主义的霸权击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痴迷。西方的现代性价值已经受到全面的质疑，而不再是天道了。在国内，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的日益加深，执政当权者也毫无作为，国内战事不断，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民不聊生，劳苦大众虽中日辛劳，却连起码维持生计都不可能，中国大多数民众的生存权都难以保障。又如何谈得个人自主性呢?“权利不再是个人观念不可缺少的核心，或者说个人不是用权利主体来界定的。”因此，西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个人和权利已不再视为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社会契约论在中国思想界失去吸引力。既然权利系属富人的专利，而劳苦大众并不可欲，那么，权利的阶级属性自然被先进的思想家们所认同。他们发现，原来大家的诉求是民族的独立，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自主，是全体的解放，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解放。正在先进的思想家们刚刚发现西方的现代性价值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众的吃饭问题即生存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我们送来了以消灭阶级差别，注重全体解放，以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民生理念的马克思主义。由此“五四”运动的先进精神领袖们开始了他们的价值转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自1919年开始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以革命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做一个根本的解决”的新纪元。中国以民生为始基的现代性建构觅求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契合点”，并逐步确立起了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生成逻辑。马克思主义从此肩负起了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民众共同富裕的双重任务。而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性价值，虽然得到了借鉴与吸收，但始终未能避免在中国不能得到全方位复制的命运。中国人放弃完全借鉴西方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并对其进行了中国式的转化，用以化解中国的社会问题，表明中国的传统的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重于个人价值的文化因子始终未遭到舍弃。
　　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是以民生为始基的，并烙有中国文化价值和马克思主义印记的现代文明秩序。这是“中国现代性自觉”，它告诉我们，中国现代性从何而来?实质为何?又将把我们带向何处?中国现代性构建的民生基础，在多元现代性的视阈中寻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并在持续的调试和发展中不断得到加固。时至今日，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1949年，伴随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解决了民族独立的“宏观民生”问题，而随后的以“实现四化”与“共同富裕”来完成“微观民生”建设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过。并且必将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终极民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