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现代语文教育可谓正式设科，到如今百有余年了。一个世纪以来，时不时会听到语文教育内部对教学效率不高的自责，也时不时会听到社会对语文教育效率不高的强烈不满乃至愤慨。1943年初，文学批评史家罗根泽之所以发出“抢救国文”的呼吁，就是因为他感觉到当时的大学生国文程度太差。[1]（p187）“抢救国文”的讨论正在热烈进行之中时，叶圣陶等人1946年编成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序》中说“20年来国文教学没有好成绩”[1]（p185）。这里的“20年”是指从1923年实行新学制课程标准以来的20年。开明同仁认为这20年国文教学是不成功的，不能令人满意。差不多同时，1946年12月，在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纪念馆召开的“中学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上，语言学家黎锦熙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教育成绩最坏的是国文。”[1]（p216）黎氏认为当时的基础教育各科中效率最差的是语文。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那次规模盛大空前的语文教学大讨论，也就是因为社会对语文教育效果强烈不满才形成的。时间又过去十多年了，现在语文教育的效率又怎样了呢？不知别人怎么评价，我敢说，在基础教育的几门主科中，语文不排倒数第一，也绝对称得上倒数第二。总之，百余年来，语文教育的效率总是不高，成绩总是不能令人满意！为什么语文正式设科以后教学效率总是提不高，学生总是学不好语文呢？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有四个。
    一、白话凌驾文言
    白话凌驾文言，这是百年语文教育低效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是罪魁祸首。www.11665.com在语文教学内容中，文言应该是主体，是重心，因为那里包含着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主要内容，而白话是日常应用语体，是人们天天用的，不学也能懂的。当然就语文教学而言，在作文和现代汉语知识里用点白话做例子也是必要的，但白话始终是辅助次要的，它的份额和地位都不能超过古诗文，否则对语文教学来说就是颠倒主次和轻重。弄错了主次和轻重的语文教学，它的效率会高吗？胡适说：“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2]（p13）从胡适的定义里可以看出，白话文章学生自己看得懂，用不着老师教。当然，语文教材中的白话文，也有一些质量高一点的文章，但总的说来还是与胡适说的白话文程度差不多。白话作品用来做学生作文的范例，让学生学习作文的技巧，明白好文章是什么样子，这样是有用的，用来让学生学习现代汉语常用词汇，也是可以的，用来让学生了解中国的民俗文化，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用来做精读精教的教材，那它真是不配。顾黄初说：“我们现行语文课本中的现代文，多数失之浅，学生只要有了一定的识字量和基本的阅读能力，阅读之后，便觉得‘一眼能望到底’。即使教师费尽心思，‘浅文深教’，学生听课仍然感到乏味，提不起精神。”[3]（p34）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锡庆对青少年在学白话文上用时太多非常叹惜。他说：“白话课文，实在是太‘水’了，不是记不住就是记住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本身文化的‘含金量’太低了，不能终身受用——整个小学六年，所有‘课文’除了完成‘识字’任务外，大多淡忘了，它不能作为‘文化积淀’存留下来以长期使用，这真是一种智力开发上的极大浪费！”[4]（p175-176）其实，早在1920年何仲英先生发表的《白话文教授问题》的文章中，就涉及这个问题。当时不少国文教师对教材中新出现的这么多的白话文，感到非常困惑：“我只觉得白话文可以让学生自己看，随意学习罢了，何为教授？小学生或因程度不够，教员不得不略为讲解，中学生谁看不懂，还要讲么？就是教员要讲，也无可讲的话头，难道教员东拉西扯，云天海外的说些话就可以搪塞吗？教员本是为讲解的，学生懂，无须教员讲解，教员还要讲解，岂不白浪费时间，生了学生的厌恶的心理呢？”[1]（p86）90年过去了，语文教师有没有这种困惑呢，学语文的学生有没有这种困惑呢，“东拉西扯，云天海外”的现象是不是还很多呢？
    中国古代历史几千年，创造了灿烂的文明，领导世界潮流；中国现代历史只有百多年，而且积贫积弱，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学汉语，了解中国，到底懂哪段历史重要呢？人们谈到“学生语文程度不够”，不是指白话文读不懂，也不是说白话文读得太少了，而是指学生缺乏古代文化常识、古代文学常识，读不懂常用的古文，不了解常见的典籍。外国留学生的汉语知识竞赛也主要是考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化了解多少。正常的语文课堂教学时间大都用在白话文的“东拉西扯”上，还有多少时间来学古诗文呢？现在小学极少有古文，中学大概只占到三成，除掉考试、活动课之外，古诗文教学时间在整个中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时间中占不到十分之二，大概四五百节课，这么少的时间能达到阅读浅易文言文的程度吗？十多年的基础教育之后，我们的孩子连《史记》、《论语》都不愿看，不敢看，不能看，我们的母语教学能算成功吗？
    胡适曾自信地说，教育界改国文为国语，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前了20年。而事实上，白话文以压倒优势的多数占领语文教材，使中国语文教育整整倒退了一百年！把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用在学生已经懂得的白话文上，而不懂且又很重要的古诗文又极少学，这样，在语文课上能有多少收获呢？
    二、能力僭越知识
    能力僭越知识，这是百年语文教育低效的主要原因。语文教学应该以学知识、长学问为主，把丰富学生的知识作为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来抓。当语文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年龄和阅历到一定的阶段时，相关的语文能力也就自然来了。语文的知识应包括汉字、词汇和诗文的积累，也包括文学史知识、文化知识的积累等等，核心是对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中文学精品的了解与掌握。如果我们能够背诵最好的诗词曲赋散文骈文数百篇，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外加对外国文学和历史掌握精深，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懂得一些，那么，我们的说话能力会差吗，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会不好吗？而我们的实际情况是，把培养学生读、写、听、说的语文能力当成主要任务来抓，认为语文知识无关紧要。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我们尊重的两位前辈吕叔湘和刘国正。吕叔湘先生说过：“使用语文是一种技能，跟游泳、打乒乓球等活动没有什么不同的性质，不过语文活动的生理机制比游泳、打乒乓球等活动更加复杂罢了。”[3]（p103）我们觉得这话很值得商榷：使用语文应该是一种智力活动，不仅需要语文知识做基础，也需要语文以外的知识如历史知识、哲学知识、科学知识做背景，还需要社会阅历做支撑，即古人所谓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一个人如果没有丰富的包括语文知识在内的各方面的知识，那么他说的话只能是口水话，没有丰富的内容，没有回味的余韵。一字不识的文盲不也有很多可以滔滔不绝地说话吗？写作的情况也一样。游泳却不同。游泳是一种肢体活动，只要动作熟悉了就可以和机械一样达到自动化的程度，没有游泳以外的知识如历史知识、哲学知识是不会受影响的，游泳技术照样高超，照样得世界冠军。刘国正先生也说过类似甚至更偏离正道的话：“语言是技能性很强的工具。获得运用工具的技能，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知识为基础，由知识到技能；另一种是直接传授，由技能到技能，知识起辅助作用。我以为语文属于后者。”[5]（p4）刘先生说这话是在1996年。我不知道刘先生的观点后来是否改变了，我认为刘国正先生当时刚好说错了，语言技能应该属于以知识为基础的技能，并且这个“知识”应该是包括语文知识在内的一切知识，文史哲、政地生、数理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越多越好。知识越丰富，说起话来越有含量，越有味道，越有魅力，越生动形象，越能吸引人，进而达到一种令人感动的境界，令人产生共鸣的境界。知识贫乏的人说话能够达意就不错了，艺术境界就别谈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以来，甚至可以说从语文独立设科以来“能力说”就相当流行，现在基本上已成为共识。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是：“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的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能力上，我们在这种本末倒置的教学中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能力是应用，只要我们的生理功能正常，又有一定的知识，当需要用的时候，自然能用得来，如果知识渊博，那就能用得好。毛泽东的说话能力应该算很好了，但从他的求学经历看，湘乡东山堂小学、湘乡驻省中学、湖南省第一中学、湖南第一师范没有哪个老师特意培养他的说话能力，老师只是强调要多读书，要丰富学问。[6]毛泽东一生用了大量的时间来读书，以丰富学识，也为说话和写作积累了素材，而真正用在锻炼说话能力和写作能力上的时间微乎其微。正因为他学问渊博，所以他说话能够吸引人，感染人；也正因为他学问渊博，所以他写作旁征博引，生动形象，内容和形式兼美。可以说，毛泽东的口才和文才是以他的知识和智力做基础，加上平时自己在实践中有意锻炼形成的，并不是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再如胡适，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大学当老师，口才被学生称为第一，[7]（p179）而他读中小学的时候也没有老师刻意培养他的说话能力，他的一流的说话能力也纯粹是他的知识、他的智力自然转化而来的。前大寨党支部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口才也特别好，小到一个村，大到全省全国，随便哪一级会议他做报告都能博得好评，[8]但他根本没上过学，说话的能力也就无法得到学校的培养，但照样说得好，为什么？因为他善于在生活中学习，善于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知识储备很丰富了，所以说起话来就能吸引人。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口才根本不需要学校专门培养，只要有机会实践，自然能说好。写作能力也一样，一种体裁的文章能背几十篇甚至几百篇范文，他绝对能写这种体裁的文章，如果不读不背，即使天天进行写作实践，写上一百年，也休想写出好文章！
    所以，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学生的学问上，指导学生多读好书，多背好文章，多学习有用的知识，当知识很丰富了，说话和写作都有内容了，剩下的说话技巧和写作方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学会，万一没有时间了，不学也能自己会。
    在知识和能力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过去重能力，轻知识，我认为这是本末倒置，这是思路的根本错误。我们在这上面浪费了太多的精力！

    三、考试不顾教学
    考试不顾教学，这也是影响语文教学效率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语文教学中。语文教学本来应该是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具体说来是培养读、写、听、说的语文能力，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对学生进行知识教育。[9]（p230）而“考试是对教与学质量的检查”，看语文教学有没有完成这些目标和任务，“应该是教什么考什么”，[5]（p30）而现在的高考却不管你教了什么，考试来自己的一套，在高考之前几个月出一个考试说明（或叫考试大纲），让师生围绕这个考试大纲去教学，去复习，而将高三以前十余年的语文学习置之不顾，使得师生们从一进学校就瞄准高考讲考试说明，围绕这个考试大纲去教学，而考试的内容又非常有限，从而使语文教学走进死胡同：语文学习过程枯燥无味，教学方法单调呆板，效果老不见长进，以至于使学生讨厌语文。
    语文教学与考试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出考试题目的人应该是制订课程标准和编写教材的人，因为他们最明白教材的教学内容的具体分布和重点所在，出起题目来可以做到重点突出，难易适度，并且确保对中小学语文教学起正面引导作用。而现在出高考题的人既不是教语文课的人，也不是制订课程标准和编写教材的人，他们对语文教材的具体内容和重点分布不甚了了，出起题目来既起不到检查教学效果的作用，也起不到鉴别语文水平高低的作用，更谈不到指导语文教学方向的作用。
    考试影响教学，自古皆然。科举考试不考丧礼，学子们就不学丧礼的内容，不考历史就不学史籍。1932年起中学应届学生要会考才能毕业，于是老师和学生就全力应考。陶行知痛切地指出：“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变成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就不必教，甚至于必不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教学的实验不教了，所有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好玩吧，中国之传统教育！”陶行知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对考试的负面影响深感忧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教育家的责任感。但事物还有另一面。辩证法告诉我们，凡事都有两面性，考试也不例外，既有它反面的副作用，也有它正面的作用。过去考试发挥了它强大的反面的副作用，却没有充分发挥它正面的作用，这个责任不在考试本身，而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没有真正重视考试的正面作用的影响。出考试题的人只管出题，不管可能对教学产生的负面影响。过去我们把考试看作一条路，教学看作一条路，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看作一条路，让教学先走，再让考试循着教学的轨迹走，之后教学又参考考试的车辙前行。这样考试就能很好地指导教学，将它的副作用减少到最小，将它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极致！
    高考不是一般的考试，对教学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如果能够充分发挥高考的积极影响，那么对语文教学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语文人才，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能力，生活需要什么样的语文知识，都可以通过高考的影响来完成。科举时代，封建统治者需要经学人才就考经问，需要文学人才就考诗赋，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
    以前我们的考试没有认真地照顾教学，所以影响了语文教学的效率，现在，如果高考能够全面细致地照顾教学，既鉴别语文水平的高低好坏，又检测语文教学的成败得失，还指导语文教学的前进方向，那么语文教学的面貌将会是另一种样子。
    四、引进挤占传统
    引进挤占传统，这也是语文教育不成功的一个因素。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淼认为，语文学科虽然独立设科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至今仍然没有真正形成自身的学科体系，这与近代以来的语文研究存在很多问题有关，而其中一个比较明显且比较重要的问题是，语文研究过于注重甚至依赖外部探讨，而忽视语文学科自身的内部挖掘。而这种外部探讨研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简单地从语文以外的其他学科（例如从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移植方法；二是不断从国外引入各种理论和方法，嫁接到汉语文教育上，以至语文研究出现了“西风紧，满地黄叶飞”的现象。虽然语文研究中一定的外部借鉴是必要的，但是语文研究更应该从它自身内部挖掘，因为语文教学说到底是汉民族语教育，它是有其自身的特色的。语文教育家王森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说过：“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内容工具，似乎都还有可以借鉴于他国先例的地方。独有国文，非由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1]（p6）在近百余年的语文教育史上，有过好多次学外国而造成深远恶劣的影响的，其中最突出的要算学前苏联。凯洛夫课堂教学的“五环节”理论（组织教学一复习旧课（检查作业）一讲授新课一巩固新课一布置作业），[1]（p276）我们不知有多少老师用过多少年。1953年开始的“《红领巾》教学法”更是影响深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红领巾》教学中的所谓“分析课”几乎成了语文教学中的唯一的“课型”。[1]（p278-282）在当前语文学界，无论理论研究还是课堂教学，生搬硬套外国教育理论的情况仍然很普遍，恕不一一举例。
    我们的汉语教育有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针对我们自己的汉语的，是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熔铸成的，是行之有效的，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借鉴。
    分析压制诵读，这也是语文教育低效的原因之一，这是由于“白话凌驾文言”直接造成的。这方面很多文章都有论述，这里就不专门分析了。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语文教育问题多多，内容选择不准，方法不科学，效率低下。如果我们进行深刻彻底的反思，痛下决心，对语文教育来一场革命，让古诗文成为教材的主体，把积累知识和背诵诗文作为教学重点，以诵读为主要教学方法，改革高考内容和形式，看重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经验，慎取外国的做法，那么，我们的语文教学面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对它，我很神往，也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