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60年代前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历来倍受争议。本文就其中的两个问题谈谈自己不太成熟的想法。
    一、关于这一时期刘少奇所谈的阶级斗争
    应该承认，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讲阶级斗争是讲得非常厉害的，这集中表现在他对基层领导权掌握在谁手中的看法上。毛泽东在社教运动开始时指出，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对此是表示赞同的，而且他对这一形势的估计甚至超过了毛泽东。1964年刘少奇在南下河北、山东等几省市考察部署社教运动的过程中，大谈了这一问题。当时，江苏南通专区表示，三分之一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提法不适合南通，刘少奇批评他们，你没有查，怎么晓得没有?山东提出主要是怕左”，像信阳经验，好多人听到就头痛，提出来恐怕通不过。河南反映:河南对大搞群众运动有许多思想顾虑，说过去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影响很深。刘少奇对这些意见不以为然，认为是右的思想在作怪。他说，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个话有人怀疑，完全可以，但你们也没有去查。实事求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也希望没有三分之一，问题是三分之一打不住。有多少，搞多少。有这么多基层组织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他有他的一套，他有理论、有文艺，向我们进攻，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不难看出，刘少奇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非常严峻的，从表面上看，这同毛泽东的思路几乎一致。WwW.11665.Com然而，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当毛泽东顺着这条思路，指出社教运动要抓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却突然间反对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既然有这么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那就必须整一整这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刘少奇也在大谈“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但为什么最后他对社教运动性质下的结论却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那么，他的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到底在谁手中?他所说的阶级斗争到底是什么样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对象又到底是谁呢?
    事实上，我们在分析刘少奇对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时，不能孤立的仅从这一时期他的某些谈话来下结论，而必须联系发动社教运动时的历史背景和对刘少奇这一问题的长期一贯观点及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行动来思考。如果从这几点出发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刘少奇所谈的阶级斗争同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是有区别的。
    社教运动是毛泽东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的产物。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除了有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国际大背景外，直接地同当时党内对“大跃进”严重后果认识的深刻分歧有关，是和批判党内所谓“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当时对党内不同意见的严厉指责，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他认为这是事关走哪条道路的原则性问题。毛泽东发动社教运动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否定“三风”，打倒那些搞“三自一包”、“四大目由”的“当权派”，维护“三面红旗”，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的一个基本含义，他的目标是极其明确的。而刘少奇本人却正是“三风”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即便是毛泽东大谈阶级斗争的时候，刘少奇仍然没有放弃对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刘少奇怎么也不会把这些当作阶级斗争而大加批判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刘少奇的阶级斗争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有着差异。刘少奇所反对的绝不是正视严峻现实而主张要“退够”却被毛泽东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反对的只能是另有其人。
    刘少奇对阶级斗争的一贯观点，可以说明这一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刘少奇对我国的阶级斗争就有了很明确的看法。他指出，阶级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私有阶级。资本家和地主失去了生产资料之后，也就不存在剥削，因此，他认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经开始消亡，即使有，也只是残余分子和残余思想，而这些又存在和表现于人民内部，只能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处理。应该说，刘少奇对这一观点总的来说是坚持了的。正因为他坚持这种从经济基础来划分阶级的观点，在1962年的经济调整中，刘少奇才会同意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而不至于担心经济收人上所产生的差异会产生资产阶级，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直到社教运动中他同毛泽东争论社教运动的性质时还指出:“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可见，刘少奇并没有将资产阶级当作最大的阶级斗争的敌人，并没有把毛泽东所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看成是最让他担心的事。实际上，刘少奇始终担优的是党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成为一种特殊的统治阶层和新的“贵族阶层”这种现象的发生，他所说的阶级斗争主要的就是指人民群众同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阶层的斗争。早在11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就强调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官僚特权思想，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批判特权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并把“规定必要的制度，将来不至于产生一个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视为“根本问题”。1957年5月7日，在关于高级党校学员整风问题的讲话中，刘少奇指出:“总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势必搞成人民和官僚主义集团的矛盾，直到这种矛盾转化为对抗的矛盾，人民就要起来推翻这个上层建筑。”应该说，这是刘少奇对这种他所说的具有特定意义的阶级斗争的最初明示。然而，刘少奇所担心的事情却恰恰发生了。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蹲点44天，对基层党员干部特殊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多吃多占、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不良现象，深有感触。社教运动开始后，王光美下乡蹲点所看到的农村干部的很多现象，更加深了刘少奇对基层组织严重脱离群众现状的认识。对此，刘少奇深恶痛绝。他在同王光美谈“四清”运动时指出:人民的公仆，蜕变为新恶霸，成为群众的统治者，干部脱离群众，靠权力，靠地位，腐化堕落，这是典型的封建式，官僚资产阶级的等级分化，领导者不服从工农意愿，甚至违背民意。强迫群众，这就不叫共产党，这样的政权当然不是人民的政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刘少奇才大谈“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显然，这同毛泽东的原意肯定是有差别的。

   刘少奇在运动中的实际做法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极力推崇的“桃园经验”就是证明。
    刘少奇本人关于社教运动的一些谈话就更能说明这一点。早在1962年3月，社教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就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并且明确指出斗争的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 1964年7月，社教运动已进人高潮，这时刘少奇仍然说:“‘四清’是阶级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我们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任务，‘四清’和’五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时，要把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并且加以解决。”这段谈话，从根本上表明了刘少奇对社教运动的态度: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
    从上述的这些分析来看，在社教运动中刘少奇对阶级斗争的思路总的来说是一致的，即更多的是从贪污腐化、蜕化变质、脱离群众来认识阶级斗争的，其对象是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是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正因为他有这样一条思路，他才不会同意毛泽东把农村的矛盾看成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同意“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当然，不可否认，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也大谈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这表明刘少奇在运动中确实想从思想上积极向毛泽东的理论靠拢。但从上文的分析来看，由于当时刘少奇本身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他的经济调整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修正主义”，因此刘少奇的反修防修同毛泽东的原意必然有所出人。
　　二、关于刘少奇的“扎根串联”，搞神秘化
    刘少奇在领导社教运动的过程中，提出对基层干部依靠又不依靠，整个运动全部由工作队领导的思想，强调要“扎根串联”、“背靠背”。这后来被指责为“搞神秘主义”。刘少奇的这种作法确实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但对此，我们必须联系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实事求是的看待。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村基层组织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普遍虚报指标，对农民群众还很贫困的生活状况极力掩饰，工作中重形式而轻实际，以瞒和骗来应付差事，对敢说真话的群众动不动就打击报复。而且在农民生活还很贫困的情况下，干部党员特殊化，多吃多占的现象也有很大发展。对这些现象，群众已是一片激愤，非常痛恨，但却无法向上反映。对这些，刘少奇有深切体会。1961年，刘少奇与王光美在湖南农村蹲点调查中，了解了大量农村基层组织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调研时被赶的事件，让刘少奇对基层的复杂性有了深人的了解。社教运动开始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更让刘少奇对依靠基层干部了解情况的调查研究办法产生了怀疑。
    怎样才能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是刘少奇一直在思考的问题。1964年7月，刘少奇在中央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进行调查研究，按毛主席过去的办法是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比如说，你(指谢富治)那个副部长徐子荣，不是到山东曲阜蹲了点，写了报告?毛主席批了这个报告。我调查了，只住了七天，这怎么能叫蹲点呢?目前，我们这种工作方法，层层听汇报，或者看报表，不行了。这种领导工作、领导革命的方法不行了。我们现在这种靠会议、报表的领导方法，一定要亡国。可见，刘少奇认为，要听到真话，了解真情，只能撇开基层组织，由工作队领导，发动群众，“扎根串联”、“背靠背”。这就是刘少奇在社教运动大搞群众运动，搞所谓“神秘主义”的初衷。
    然而，事实上自1957年反右以来，人们习惯上用“左”的眼光来看问题。工作队、上级领导下基层，从一开始就有带有这种“左”的思维定势，他们不能从农村基层的实际出发去蹲点调查，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而是在调查研究之前早已在心目中定下了“左”的调子，这就不可避免的要错误的打击一大批基层干部。而且，在制度不健全的社会中，任何一种善意的完全依靠群众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因为群众是一个太大的概念，群众的成分太复杂了，难免不会有人利用这种机会，在迎合“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兴风作浪，达到其个人的政治目的。这也是刘少奇在这一间题上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之一。